骈文,也称骈俪文、四六文。“骈”是两匹马并列的意思,“俪”也是并列的意思,指对句。“四六”是四字、六字的句子,即是以四字、六字的对句为基调的文体。
骈文的特色以上述两点为主,一般说来有五个,归纳如下:
1)多用对句;
2)以四字句、六字句为基调;
3)讲求音声之调和;
4)多用典故;
5)追求修辞美。
上述五点特色,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过漫长的岁月一点一点地变迁的,形成于齐、梁之际(公元500年左右)。中国的文章,逐渐倾向于美文,作为其极致是骈文的成立。
说起来中国语具有一个词一个音节、以具有一个概念的一个字来表达的孤立化的特色。因为恰似砌砖或者铺排铺路石那样构成词语,因而易于采用左右对称的形体,还易于协合定型的节奏。又因为词拥有固有的声调,因而就像音乐那样,具有使人获得听觉调和的性质。
这些语言上的特质,可说是本质上倾向于美文的内质之所在,在其他语言中未见,是汉语的特色。
骈文的变迁 骈文始于何时这样的问题,可以随标准之设置法有各式各样的看法。要是完全具备前述五个特色的话,非要至齐、梁才能出现,要达到这种完备应是经过好几个阶段。首先,如果仅仅谈到对句(对偶表现)的问题,完全已可从先秦的思想散文里看到。例如:
上述那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另外,四字句、六字句等采用节奏之文,在战国雄辩家的文章中屡屡可见(上述例也是六字句):
这些尚是零星的文句,若设定一种整化的形体标准,那么秦李斯的《谏逐客书》、汉初贾谊的《过秦论》之类与之相符。那是公元前200年左右。虽然这不能直接称为“骈文”,却可以大致在这程度上设置起点。
明确的骈文形体是从辞赋文学的集成演变而来。辞赋是押韵之文,是朗诵的文学,标榜夸饰的外形——“美文”,文章有意识地锤炼至精美,是修辞主义的开端。但是,由于辞赋是平面地罗列事物而展开巨大的画卷,与其说是文采洋溢,倒不如说是以声势夺人的形态。
因此,赋变短了,自建安间开始盛行精美的抒情赋,迈出了正式的骈文的第一步。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等便是一例。并且,赋的影响由此波及其他的、原来不是以朗诵为目的的文体(诏令、奏议、檄文等)。文章向全盘美文化发展。
与诗的演变相同,从建安至太康,文的修辞被进一步锤炼得精美,潘岳、陆机在骈文的世界里的存在也不容忽视。音声的调和尚不是有意识的,典故的使用急剧增加。
典故有以较少的词语容纳较多内容的作用,它告诉读者在这一词语背后存在的历史事实,形成密度很高的表现。例如,就拿“朝云暮雨”来说,表面上虽表现的是“朝霞的云,黄昏的雨”,但在其背后,有楚襄王与巫山神女遇合的故事,运用这个词语的时候,就散发着这个故事所酿成的艳情。此外,典故的使用,因为有曲折表现的作用,如果直截了当地说,就出不来婉曲的趣味,因而表现出迷离的情绪,且使知性的欲求得到满足。
对句的种类也得到增加。以词对的手法来说,同类词语(日—月、花—鸟)、反义词(天—地、多—少)等单纯的词类的范围已被扩大;句对的手法来说,已不仅是句与句对(双句对),而且是多用每隔一句之对(隔句对)。
至这一时期,除了音声的调和外,所有骈文的要素已出齐。不过,从头至尾满足条件的作品还不多。
骈文的完成 至南朝修辞愈加发展,颜延之、鲍照等的作品,可说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品。特别至南齐的永明时期,确立了音声排列的理论,骈文达到了极致。举一个例子来看吧,它是这样表现声调的平(平声)和不平(上声、去声、入声——仄声):
在四字句的情况下,第二字与第四字各为一节,平仄相对,与五言诗的情况相同,全部是漂亮的对句,全部用典故。
所有这一切,虽然并非一时都具备,但此后却被定式化而加以因袭。
如上所述,对句和典故的手法至西晋出齐,至这个时代,文章不但精巧,而且讲求奇拔的趣向,产生以生涩的词语、冷僻的典故竞才的风潮。即是所谓“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李谔)。
使用典型促进了“类书”(将各种书籍的语句、事项分类编纂,以便于检索的书)的编纂,当时编的类书今日虽已亡佚,不再能见到,但在《隋书·经籍志》中可看到《皇览》一百二十卷、《类苑》一百二十卷等书名。
如果过多用典故,就成为所谓的“文章殆同书抄”(钟嵘《诗品》)。
骈文虽在齐、梁以后至唐初最为盛行,但很快作为美文的宿命,呈现出过于刻意于修辞、忽视内容的弊害而促进了古文复兴。但是,骈文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文学的特性之上,并没有消亡,而是作为文章的另一大宗与古文共存并被继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