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骈文

骈文，也称骈俪文、四六文。“骈”是两匹马并列的意思，“俪”也是并列的意思，指对句。“四六”是四字、六字的句子，即是以四字、六字的对句为基调的文体。

骈文的特色以上述两点为主，一般说来有五个，归纳如下：

1）多用对句；

2）以四字句、六字句为基调；

3）讲求音声之调和；

4）多用典故；

5）追求修辞美。

上述五点特色，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过漫长的岁月一点一点地变迁的，形成于齐、梁之际（公元500年左右）。中国的文章，逐渐倾向于美文，作为其极致是骈文的成立。

说起来中国语具有一个词一个音节、以具有一个概念的一个字来表达的孤立化的特色。因为恰似砌砖或者铺排铺路石那样构成词语，因而易于采用左右对称的形体，还易于协合定型的节奏。又因为词拥有固有的声调，因而就像音乐那样，具有使人获得听觉调和的性质。

这些语言上的特质，可说是本质上倾向于美文的内质之所在，在其他语言中未见，是汉语的特色。

骈文的变迁 骈文始于何时这样的问题，可以随标准之设置法有各式各样的看法。要是完全具备前述五个特色的话，非要至齐、梁才能出现，要达到这种完备应是经过好几个阶段。首先，如果仅仅谈到对句（对偶表现）的问题，完全已可从先秦的思想散文里看到。例如：

上述那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另外，四字句、六字句等采用节奏之文，在战国雄辩家的文章中屡屡可见（上述例也是六字句）：

这些尚是零星的文句，若设定一种整化的形体标准，那么秦李斯的《谏逐客书》、汉初贾谊的《过秦论》之类与之相符。那是公元前200年左右。虽然这不能直接称为“骈文”，却可以大致在这程度上设置起点。

明确的骈文形体是从辞赋文学的集成演变而来。辞赋是押韵之文，是朗诵的文学，标榜夸饰的外形——“美文”，文章有意识地锤炼至精美，是修辞主义的开端。但是，由于辞赋是平面地罗列事物而展开巨大的画卷，与其说是文采洋溢，倒不如说是以声势夺人的形态。

因此，赋变短了，自建安间开始盛行精美的抒情赋，迈出了正式的骈文的第一步。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等便是一例。并且，赋的影响由此波及其他的、原来不是以朗诵为目的的文体（诏令、奏议、檄文等）。文章向全盘美文化发展。

与诗的演变相同，从建安至太康，文的修辞被进一步锤炼得精美，潘岳、陆机在骈文的世界里的存在也不容忽视。音声的调和尚不是有意识的，典故的使用急剧增加。

典故有以较少的词语容纳较多内容的作用，它告诉读者在这一词语背后存在的历史事实，形成密度很高的表现。例如，就拿“朝云暮雨”来说，表面上虽表现的是“朝霞的云，黄昏的雨”，但在其背后，有楚襄王与巫山神女遇合的故事，运用这个词语的时候，就散发着这个故事所酿成的艳情。此外，典故的使用，因为有曲折表现的作用，如果直截了当地说，就出不来婉曲的趣味，因而表现出迷离的情绪，且使知性的欲求得到满足。

对句的种类也得到增加。以词对的手法来说，同类词语（日—月、花—鸟）、反义词（天—地、多—少）等单纯的词类的范围已被扩大；句对的手法来说，已不仅是句与句对（双句对），而且是多用每隔一句之对（隔句对）。

至这一时期，除了音声的调和外，所有骈文的要素已出齐。不过，从头至尾满足条件的作品还不多。

骈文的完成 至南朝修辞愈加发展，颜延之、鲍照等的作品，可说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品。特别至南齐的永明时期，确立了音声排列的理论，骈文达到了极致。举一个例子来看吧，它是这样表现声调的平（平声）和不平（上声、去声、入声——仄声）：

在四字句的情况下，第二字与第四字各为一节，平仄相对，与五言诗的情况相同，全部是漂亮的对句，全部用典故。

所有这一切，虽然并非一时都具备，但此后却被定式化而加以因袭。

如上所述，对句和典故的手法至西晋出齐，至这个时代，文章不但精巧，而且讲求奇拔的趣向，产生以生涩的词语、冷僻的典故竞才的风潮。即是所谓“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李谔）。

使用典型促进了“类书”（将各种书籍的语句、事项分类编纂，以便于检索的书）的编纂，当时编的类书今日虽已亡佚，不再能见到，但在《隋书·经籍志》中可看到《皇览》一百二十卷、《类苑》一百二十卷等书名。

如果过多用典故，就成为所谓的“文章殆同书抄”（钟嵘《诗品》）。

骈文虽在齐、梁以后至唐初最为盛行，但很快作为美文的宿命，呈现出过于刻意于修辞、忽视内容的弊害而促进了古文复兴。但是，骈文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文学的特性之上，并没有消亡，而是作为文章的另一大宗与古文共存并被继承下来。 LoAeuO/jEo6ed4bQP+c3OjyPdgAV9rG/ngbC7P1wIQv1aeFOyUYy/BpDXWrC2A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