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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者与文学 在东汉末期的混乱当中掌握了政治实权、并为随后的魏王朝奠立了基础的曹操，对文学也十分关心，自己也作诗，他的两个儿子曹丕（魏文帝）与曹植也一样，在他们周围聚集了许多文学作者。他们作为前一时代文学的继承者，除了创作辞赋、构撰骈文，最具特征的一点，在于着眼于民间的歌谣乃至民间的说唱文学，从中有所摄取。
在表现个人抒情时，向来采用辞赋的形式，除此之外，几乎别无他法。但是，在属宫廷文学的辞赋形式中，吟咏个人之情存在着制约。抒情性的辞赋，只留存了遭受特殊境遇的少数作家的作品。若是借用了民间歌谣形式的五言诗，则就没有制约，可以自由地表现抒情。这涉及文学上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是新的道路的开拓。
另外，曹操父子作为皇帝或王，都是占据着当时社会最高地位的人，但他们周围聚集的文人们身份都很低，通过曹操父子的提拔，得到不那么高的官职的情形很多。总之，如果说在战国时代算是主人与食客的关系，那么，曹操父子在公开的场合之外，私底下对这些共同喜爱文学、又都是文学创作者的文人的待遇，几乎是如同友人一般的交往。这里表示了在中国的权力者与文人的相处方式，被认为是一种原型。
如果文人欲以文学之才出人头地的话，在那个时代，不得不依靠有地位或财力的人，接受他们的经济援助。因为无论地位、财力，几乎非王侯贵族莫属，结果势必向王侯贵族求得庇护。通过这种后援谋取官职，又因此得到若干俸给——这也是庇护的一种形式。由这一步施展官僚的手腕升至高位的文人，毕竟凤毛麟角，不可能所有的文人都期待于此。结果，为了不失去已获的官职，同时也为了补足俸给之不足的部分，文人们不得不出入王侯贵族之宅邸。
在汉代，也有因其学识与才能受到普遍尊敬的文人。但是，即使是他们，在出入王侯贵族的宅邸的时候，恐怕也不得不有施以某种程度的卑屈之礼的情况吧。所以，曹操父子只限于在文学方面以同志、以友人来礼遇文人们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影响波及此后时代站在权力一边的人们。与曹操父子持相同态度的著名人物，有南齐的竟陵王、梁的昭明太子、简文帝等。
但是，就文人这一边来说，对给自己以庇护的王侯贵族也给予作为文学上友人的待遇，不应该过分倚恃。因为庇护者与被庇护者之间的差别俨然存在，故不得不遵守此中的分寸。否则的话，作为友人的待遇，不知什么时候也会被取消。而且在王侯贵族之中，也有尽管真正说来对文学没有什么特别的关心，不过想要获得庇护文人的名声而做样子给人看的，所以与这样的庇护者交往时，有必要格外细心地注意。
并且，曹操父子的时代，是东汉末期转向魏之初期的不安定时期，随着王朝改为晋，又进一步接连由东晋走向南朝（即六朝）的诸王朝，由门阀贵族带来的统治制度被确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文学上具有才能的人获得官职，要在官场上出头也已成绝望，不得不寻求门阀贵族的庇护。而即使对方是以文学上的同志来对待自己，迎合对方的贵族趣味都会成为理所当然的义务。
“花鸟风月” 整个这一时期，辞赋虽仍然保持着文学的首位，但另一方面五言诗成长起来与之并肩比踵，此外还有骈文，新增了协声调的工夫，成为成熟的文体。不过，大而言之，所有这三种体裁，都在向在文学表现中发现美、创造美的方向发展。
他们讲求的美，只限于贵族社会中的美，若硬要概括的话，就仅只是花鸟风月和女性的美丽之类。与之无关的作品，他们不认为是美，因而也不认其为文学。如果说一位诗人做了一首诗，他公开那首诗的地方，只能是在给他以庇护的贵族宅邸之中。在贵族面前、或在与自己同样受到庇护的诗人们在座的宴席等上面公开他们的诗，这些场合几乎成了唯一的场所。在那里如果他的诗得不到人们一致的赞赏，不但这首诗一钱不值，而且可以想见，作为诗人，对他的生计也将有所影响。
总之，这一时期的文学，我们可以认为是在以贵族为中心的非常狭窄的圈子当中，相当专注并加以钻研的文学。当然也有例外，早先的魏之阮籍、以后的晋之陶渊明等，他们在这种圈子之外，以文学寄托独自的感怀。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当时未必得到承认。特别是在贵族文学的范畴已经确立之后出现的陶渊明等人，虽有人得到好评，但仅限于作为特异的作家。
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被后世批评为既是偏于贵族趣味的狭隘的文学，又是讲究技巧流于形式主义的文学。这虽是应该的批评，但如从文学史发展的视野来看，无论如何也是必须经过的过程。可以说，汉代以来文人们的努力，到了这个时期，有了贵族社会的土壤，才开始得以开花吧。其后出现的唐代文学，一方面固然是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总体上加以否定，但同时是对已经达到高度水准的表现技巧加以正确地摄取。
不过，以上叙述的主要是以南朝为中心的文学，在北朝，存在着趣味不同的文学。北朝是异族统治的王朝，谈不上重视文学，另外就贵族制也与南朝有不同之处，大概这就成为与南朝那样的文学集团在创作上相区别的原因吧。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北朝文学当中有具有与南朝文学相反的阳刚、直截的意趣的作品，但是，北朝的文人们几乎绝大部分是通过主张他们自己的文学与南朝文学相对抗，而没有表示要否定南朝文学的态度。相反，把南朝文学视作进步的文学而持尊敬之想，这样的现象倒似乎很多。诗人庾信，作为从南朝派遣至北朝的使者受到热烈欢迎，并给北朝的诗风带来影响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小说的发生 诗歌方面的情况如上，但民间文学的实态，在文献上却尚不能明了。民间歌谣虽有相当的数量被记录下来，但在什么样的场合开始被唱出来，又如何流传，所留存的若干传说，不能证明确实的情况。不过，在现存南朝的民间歌谣当中，有能够推定在长江（扬子江）以及在江南成为交通要道的江河沿岸的港镇由妓女所唱的作品。这说明由于南朝流通经济的发达，在文学中也产生出与从前相异的创作途径。
这些歌谣被相当多地记录下来，流传至今，这一事实意味着当时的诗人们和贵族阶级对此持有强烈的兴趣。汉代朝廷所设的乐府，因为在早些时代已被废止，以国家的力量来采集民谣的事业便不得进行。对民间歌谣的关注、记录并保存，除了诗人、贵族阶级别无他人。
民间歌谣与贵族阶级之间，虽然存在很大的社会距离，但实际上两者的联系却是密切的。贵族当中有很多在自己的宅邸中召雇俳优和妓女，让这些艺人唱民间流行的歌谣，成为他们的一种娱乐。甚至也有贵族模仿民谣式的构思和表现，创作自己的恋歌。虽然被称作贵族，却并非端居尘外，与民间完全绝缘。
这样的倾向，成为产生文学又一种体裁的契机，即是“小说”的发生。这个时期小说的内容，大致可分成稀奇、怪异的故事，滑稽的故事，著名人物的逸话三类，可以想见其中第一与第二类中，记录了不少民间流传的故事。
让俳优之辈讲述那种故事并用来取乐，那是从前王侯贵族已经做了的事情，所以如果是仅此而已的话，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项。但是，在那样有限的场合下听过算数与留下记录，或者让人记录下来通过阅读取乐，两者之间可以说其态度便大相径庭。姑且不说俳优之辈记录的稀奇、怪异等故事，就连当时被认为是第一流的历史家和文人也来执笔。虽然小说是“小道”，因为并不是用显示文章功力的骈文来写，得不到作为高层次文学的评价，但作为写小说的经历，作者也并没有被蔑视。由此也可见由《史记》表现出典型的传记文学的演变。
此外，尤其是怪异的故事的情形，必须考虑整个这一时期已经普遍化了的佛教和由其所刺激的被组织化了的民间信仰（这以后不久终于造成了道教的形态）的影响。不过，有关这一点的详细考察，将放在小说的那一节中。此处只是想指出，这个时期的贵族及他们周围的文人们的文学与在民间发展的唱诵文艺之间，看上去似乎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事实上却具有许多衔接点。但有关那样的衔接点的具体阐明，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尚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