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与乐府 乐府原是掌管音乐方面事务的官府名称。在汉王朝,自高祖以来就设立了的掌管朝廷宗庙祭祀时演奏音乐的机构“太乐”。武帝在此之外,还设立了新乐府。《汉书·礼乐志》记载,武帝为体察民风,特地设置了采诗官去采集民歌,在乐府对这些民歌加以整理记录,再作曲使人演奏歌唱。乐府这一机构的设立表面上好像是由于上述原因,其设立的意义似乎也由此很大程度地反映出来,但事实上汉武帝本人很喜欢音乐,这是他设立乐府的一大原因,还有乐底的一切活动都是按武帝个人的爱好而进行的。据说武帝不满足传统的正统性宫廷音乐(雅乐),很喜爱像郑声(原在郑这个地方流行过的通俗民歌)那样的民间音乐和艳歌之类。并且当时由于武帝的开放政策,汉与西域诸国的往来频繁,西域的各种物产,例如阿拉伯马、苜蓿、葡萄等动植物,以及摔跤和奇术、杂技等各种曲艺也都被输入进来了。另外,西域的音乐也传进了汉朝。有异国情调的旋律、节奏,还有箜篌(类似竖琴)以及西域的管式乐器等新乐器都对当时汉朝的音乐、韵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据说武帝对这些西域风格的音乐——“新声变曲”非常重视。他曾任命他宠爱的李夫人的兄弟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乐府官职)。被人称为音乐天才的李延年,以一种新鲜的感觉引进了异国音乐并加以吸收消化。武帝修建祭祀天地之神的祠庙时,曾经命司马相如等数十人作诗,命令李延年为此写歌作曲,据说李延年把“新声变曲”放进了这歌辞里进行演奏。乐府最盛时期人数超过八百人,规模很大,俗乐、新声也极尽繁荣。但由于过于流行,出现了论说其弊害的文人,到哀帝时乐府的活动被废止,乐府也与太乐合并到一起了。乐府存续的约一百年间给中国音乐史增添了新的一页。另外,作为采集保存民歌俗乐机构的乐府对中国韵文史起的作用非常大。不久由乐府采集来的、以文字写定的歌辞被称为乐府或乐府诗,成为韵文类的一种了。
乐府诗和其原本 乐府诗(以下没有特别加以解释而称“乐府”的场合,指的是乐府诗)本来指的是伴随乐曲演奏而唱的歌辞,不久其范围被扩大,乐府的定义也就模糊了。也就是把原来唱的歌辞作为本辞,和原来一样的题名、一样的曲调,只改了歌辞的模仿作出现了。并且不久后,题名相同,内容却完全不一样,长短也改变了,无法想象以同一曲调歌唱的歌辞出现了。也就是说模仿作和本来的乐曲之间的关系变得淡薄。进一步又产生了摆脱题名和本辞,只是借用乐府体裁而作的歌辞。魏晋南北朝以来,许多文人在写这种乐府体诗歌时,乐府又变成了不一定要伴和乐曲,只让人读的作品了。还有到了唐代又有了对乐府的新认识,借用乐府体展开了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批判现实的主题。杜甫的《兵车行》,所谓的“三吏”、“三别”,以及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组诗)等就是其例。另外,《乐府诗集》里收录了南北两朝的民歌,但一般要想把民歌类与乐府清楚地区别开来却是比较难的。如上所述,广义地考虑一下乐府这种文学体裁的话,那里面就包括很多各式各样的不同性质的歌谣以及诗歌。在本节里主要要讲的是其中比较早期的,不是特定的个人创作的歌辞。就是那种被称为“古乐府”的,可以推定是伴乐曲演奏而唱的东西。
乐府靠以下这些原本保存到了今天。第一,记录在《晋书》及《宋书》的“乐志”等正史类里的乐府。这些书里也收录了一些民间歌谣及文人的作品,也许是由相当于汉朝乐府的、各王朝的那种政府机构采取保存下来的吧。第二,被收录在各种集子里的乐府。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梁昭明太子编)里收录了乐府,稍后一点,由陈朝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十卷)里也收录了大量古乐府及文人所作的乐府体诗。《玉台新咏》是喜爱艳诗(恋情诗)的梁朝简文帝命徐陵按他的喜好将历代诗歌收集起来编成的书。除这些之外,文人的作品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各种个人的作品集里收录了这些文人的作品。
乐府就这样,经过六朝、唐代被整理保存下来了,并且在这期间,出现了像陈朝智匠的《古今乐录》(失传)、唐代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等对乐府进行研究和解说的书籍。但是对于今天我们读历代乐府,还有对此进行研究来说,最可信的、参考起来很方便的资料还要算北宋末期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一百卷)了。收录在此书里的歌辞、作品的数目非常多,不仅作为乐府总集很有价值,而且从它大量引用前面所说的《古今乐录》等逸书为参考资料,加以解说,和把全部作品分成十二类来说,它作为乐府的研究资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分类如下:(1)郊庙歌辞;(2)燕射歌辞;(3)鼓吹曲辞;(4)横吹曲辞;(5)相和歌辞;(6)清商曲辞;(7)舞曲歌辞;(8)琴曲歌辞;(9)杂曲歌辞;(10)近代曲辞;(11)杂歌谣辞;(12)新乐府辞。
五言诗体 到了汉代,中国韵文里五言诗的韵律产生了,不久这就成了所谓古诗的正统。它既不是《诗经》的四言韵律,也与《楚辞》在上三字下二字之间插入助词的韵律不同,这一新的五言韵律是何时,又是如何在中国产生的我们不很清楚。汉武帝时期,被匈奴俘虏的李陵将军与一样被扣留却被释放了的使臣苏武临别时,流泪唱和的就是五言诗的开端,这一说法从古代以来就有了,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只是这种说法把五言诗产生的时期解说成是汉武帝时期不是偶然的。也就是如前面所叙述的那样,因为汉武帝时期是以皇帝为主的文人们积极地吸收大量新的外来音乐的时期。也许就是这些新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对中国的诗体产生过强烈的影响。
收录在《文选》里的“古诗十九首”和《玉台新咏》里可见的“古诗八首”以及枚乘所作的“杂诗九首”(这里有重复,除去重复的就只剩二十五首)都是完全由五言句构成的诗体。这些诗,恐怕不是特定时期里某个人所写的作品,大概也是漫长岁月里被人传诵的作品经积累、整理而保存下来的吧。特别是其中称为“古诗十九首”的一系列作品充分表露了古人的朴素情感,其表现手法非常新奇并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因此有人把这些诗作为五言诗的起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因为古乐府的歌辞本来是谱上乐曲让人唱的,所以比如说没有意思的伴奏语(声)和有意思的文句(辞),不进行整理就加以记录,这类长短杂言的作品也可见到。逐渐把它进行整理加以记录的话,就会发现其主流还会是五言的韵律。
民众的生活之歌 据推定,“短箫铙歌十八曲”是依汉代传入的新音乐加以演奏的作品。在《乐府诗集》里属于“鼓吹曲辞”,大概是用打击乐器和管乐器,相当于现在的吹奏乐风格的编制加以演奏的作品。所以调子雄壮,似乎多用来作军乐演奏。其中一曲《战城南》,讲的是远征战场,却由于武运不佳而战死的勇士的遗体。因为没有人收遗体,都被野鸟给啄食了。汹涌的河水在奔腾,岸边是深深的芦苇,失去主人的战马在悲鸣——这就是作品的内容。这首从庶民的感情角度来描述战争的悲惨性和无意义的诗歌,强烈地震撼了古来所有读者的心。正因为如此,后世出现了好几篇模仿作品,其中以李白的《战城南》最为有名。
说人生好像薤草叶上的露珠一样虚无缥缈的《薤露》,还有思绪驰骋在死者们灵魂聚集的冥界的《蒿里》——以这两首作为挽歌从古代传下来的诗为首,咏叹光阴逝去的无情,表达对死亡的恐惧、悲伤,这是古乐府的主要主题的一种。当时人们的这种情感,不久就与求长生不死、憧憬神仙生活的歌声相伴出现。
另外在古乐府里,那种描写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虐待民众生活的作品数目也不少。描写一个妻子病死、抱着自己的小孩走投无路的贫苦人家男子的悲哀的《妇病行》,描写一个父母死去后,受兄嫂虐待而悲哀哭泣的孤儿生活的《孤儿行》,描写由于太贫困而决意出去当强盗的丈夫和拖住他的袖口不让他走的妻子之间对话的《东门行》(“行”是一种歌谣体裁的名称,多用于乐府题),就是其例。因为本来乐府这一机构,是以体察民风的名义设立起来的,所以这类歌辞的被采集也就不以为奇了。也许应该把它当作是遵循了乐府本来宗旨的东西来看待。
但是从知识分子的生活体验出发是很难表达出这样的主题的。我们从此主题中,可以看到民众生活、文化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思维、文化之间的交接点。
叙事诗的发展 回顾一下到汉代为止的中国文学史的话,就会发现所谓的叙事诗、故事诗的传统十分贫乏。但是,古乐府里出现了叙事诗。前面所说的《妇病行》、《孤儿行》等一系列作品都不很长,但可说已是十分具备叙事性的作品了。再有,在古乐府里出现了《陌上桑》(又名《艳歌罗敷行》)及《焦仲卿妻》这两首形式完整的叙事诗。前者是用五言写的、由五十三句构成,说的是一个叫做罗敷的美女在采桑叶时被路过那里的大官看到,然后那大官仗其权势想说动她跟他一起走时,罗敷自夸其夫君结果使那大官碰了一鼻子灰的这样一个明快幽默的故事。这一个以生动的对话、戏剧性的构思展开的故事,据说在当时曾以“大曲”(具有序曲和终曲的组曲)形式加以演奏过。后面那首《焦仲卿妻》收在《玉台新咏》里,说的是东汉末建安年间(196—220)庐江府(在今安徽省)小吏焦仲卿之妻,被焦母所逼回了娘家,发誓不再嫁人,但由于显贵前来提亲,最终为家人所迫投池自尽,焦仲卿听说此事也自缢而死——这样一个家庭悲剧。因为是用五言写成的有三百五十三句的长篇,所以说它是叙事诗,更可以说它具备民间故事的性质。
在四川成都附近的东汉墓穴中发掘出来的出土品里有仿照腋下挟鼓、右手举着鼓槌、满面笑容、开口说书的讲说师形象而作的偶人“说书俑”。如果从事那种职业的讲说师在汉代真的出现了的话,那他们大概会巡游民间,向人们讲述像《焦仲卿妻》之类的故事,令人快活的故事定会引人大笑,令人悲伤的故事必定会招致听众眼泪。
文人们继承了由古乐府开创的叙事诗的传统。例如类似于《陌上桑》主题的辛延年的《羽林郎》,以及东汉末年写自己为匈奴所捕、历尽苦难的蔡琰的《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后者存在真伪问题),等等。
如前所述,产生于民间的古乐府,不久就成了文人模仿的对象。把朴素的歌谣加以雕琢,使之登上正统文学舞台,这一类文人主要有魏时的曹操、曹植父子。这样极尽繁荣的文人乐府有其自身的特征和该受到好评的地方,只是关于文人乐府,这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章里再加以详细叙述吧。
另外,虽不能划入所谓古乐府的范畴,但南北朝时为民间所唱的一组称作“吴曲”的歌谣,多为讴歌爱情的作品,它们表现了那种男女之间独特的、浓艳的情感(其中以《子夜歌》最为有名);另一方面,北朝歌谣那种表现战争的具有粗犷的男子汉风格的作品很多(其中以《敕勒歌》最为有名),所有这些作品,都是我们通观乐府时不可漏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