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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为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徽烈，制《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这是《原道》篇的第二段。
此段承接上文“有心之器，其无文乎”，首先述说“人文”的发端，也就是“易象”的产生。然后叙述儒家六经逐步形成的过程。刘勰认为六经既是人文的典范，又是产生时代最早的文章著述，因而以六经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人文的代表加以论述。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也就是人文来自于道的意思。太极这个概念见之于《周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指天地）。”太极是天地万物之本，与道家所说的道具有同样的意义，因此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一”时便说：“惟初大极（即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认为太极就是天地万物未生时的状态，也就是道尚未产生出天地万物时的状态。这说法反映了汉代学者关于宇宙生成的看法。魏晋玄学家则将道和太极都解释为“无”，即无形无声、不可捉搦、无从言说却支配万物的本体。总之在人们的观念中，太极即道。因此刘勰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与上文说文都是“道之文”意思相差不多。不过因为他这里要论说儒家经典《易经》的发生，故用了《易》中的概念。刘勰认为人文最初的表现，乃是庖牺（即伏羲）之制作易象，即作八卦、六十四卦。那时还没有文字。后来周文王作卦爻辞（即“繇辞炳耀”之繇辞），孔子作《十翼》（“乾坤两位，独制《文言》”的《文言》，即《十翼》之一），《周易》最终完成。因此说“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周易》虽完成于春秋时代的孔子，但就最初的产生而言，却是时代最早的。
在述说《周易》之后，刘勰又说到神农、黄帝、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时代的“人文”，这些“文”大体上都体现、记载于儒家经典之中。这些经典最终由孔子整理完成，孔子是“金声而玉振之”的“集大成”的人物。
在这一段的叙述中，刘勰仍然强调人文是“道之文”。他说：“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相传伏羲时黄河中有龙出现，献图，八卦就是伏羲根据那图画成的。又相传禹时洛水有神龟负书而出，即《洪范》九畴，也就是九类治天下之大法。《尚书》中有《洪范》篇，叙箕子向周武王述此九畴之事。刘勰举出这两个传说，意在作为例子，说明儒家经典、儒家思想乃是“神理”的体现。“神理”是什么？神理就是道。道的存在、道的发挥作用是必然如此但却无法言说、不可把捉的，是“玄之又玄”、神妙莫测的，因此称之为神理。《河图》、《洛书》之说，今天看来荒诞不经，但古人相信是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刘勰也曾沿袭旧说，说过《河图》、《洛书》的出现是“天命”，但其所谓“天命”，与“神道”并提（《正纬》云“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其所谓神道，即本段“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的“神理”。既说“谁其尸之”，则表现他并不认为这是造物主有意的启示、安排，而认为是不可究诘的道的体现，是不知其所以然的事实的存在。这与汉代天人感应之说是有所不同的。应该说这是旧瓶装新酒，在旧时的说法、旧时的语汇中注入了新的含义，是玄学思想的反映，也反映了古人思维的进步。
（一）《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意谓《易》之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坤》两卦有《文言》。因《乾》、《坤》最为重要，其他诸卦皆从《乾》、《坤》出，故特制《文言》以阐释之。文有文饰意。孔颖达《正义》引庄氏云：“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陆德明《经典释文·周易音义》：“文饰卦下之言也。”这里所谓文饰，实际上就是阐释、阐发之意，而又具有运用文采的含意。《文言》中较多用韵及对偶之处，《文心雕龙·丽辞》曾言及之，清人阮元《文言说》、《文韵说》特地加以阐发，可参看。又，“言之文也，天地之心”二句，可谓有多重含义。第一，《乾》、《坤》两卦，分别代表天地，故刘勰将阐发此两卦意义的文辞称为天地之心。第二，从字面上看，“言之文也，天地之心”，是说对言辞加以文饰，这是天经地义，是天地间的要义。而《文言》多用韵及对偶，正是文饰言辞的典范。第三，上一段曾说人是“天地之心”（系用《礼记·礼运》语），又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意谓有人必有言，有言则人文彰显。这里又说修饰言辞是“天地之心”。合而观之，知刘勰强调言辞的重要，又强调言辞须加修饰。
（二）业峻鸿绩 即“业峻绩鸿”。乃故意错综其辞，以避免单调，给人变化参差的感觉。又如《宗经》云《春秋》“婉章志晦”，即“婉章晦志”，也是其例。古人早有其例。如《论语·乡党》：“迅雷风烈必变。”《周易·系辞下》：“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楚辞·九歌》：“吉日兮辰良。”均是。参见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一、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第十六章《错综》、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八篇《错综》。峻、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