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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
它原是一部谈论如何写好文章的书，是文章写作指导；以今天我们的眼光看，其中也包括许多文学理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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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序志》篇一开头就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明白地告诉人们，该书的内容，是讲如何用心写好“文”。这里首先要说明：所谓文，不是今日所谓文学，而是“文章”；也还不是今日所谓文章，而是指一切用文辞写下来的东西。今日所谓文学，一般是指诗歌、小说、剧本以及文艺性的散文等，总之是富于审美性质、能带给读者审美愉悦的作品，应用文、公文之类一般是不包括在内的。而汉魏六朝所谓“文”、“文章”，却包括各种公文、应用文，并且还占很大的比重。试看汉末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所举八种文体中，奏、议、铭、诔是公文、应用文，书、论指议论性文字（成部或单篇），偏于学术性，这六种都不以审美为主要特点和功能，只有诗、赋两种主要是供审美需求的。再看西晋陆机《文赋》，举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体裁的作品，自碑、诔以下，也是以实用性为主的文体。还有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论》，东晋李充的《翰林论》，也都是包罗公文、应用文的。至于与《文心雕龙》大致同时而略后的昭明《文选》，收录三十多种体裁的作品，同样包括大量实用性文章。《文心雕龙》也正是这样，它论各体作品，于诗、赋之外，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多种多样的实用文体如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铭箴、诔碑、哀吊、书记，还有学术性的史书、子书、论说文，都一一设专篇加以认真的讨论，连家谱、户籍、药方、契约等琐屑末品，也都要提到。即便儒学经典，刘勰也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情采》），也是属于文章范围之内的。总之，凡是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都是“文”，都是“文章”。其范围远远大于今日所谓文学。《文心雕龙》就是要告诉人们怎样运用文辞写好这些林林总总的作品。因此，我们说它是一部指导文章写作的书，比说它是一部文学理论书，更符合实际一些。
认清这一点，对于正确理解《文心雕龙》中的某些论述，颇有关系。例如《序志》篇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如果我们由此而判定刘勰强调文学直接服务于政治，便不够准确了。因为他这里说的是文章，而不是今之所谓文学。“文章”中有许多是直接用于政治生活的，包括各朝各代制定礼仪、设官分职，都需要写成文字，即用到文章（“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即指此而言），那样的文章，当然具有使君臣炳焕、军国昭明的重大政治功能。因此，从这些话里不能得出刘勰要求一般抒情、写景、状物的诗赋文学作品必须为政治服务的结论。附带说一下，曹丕《典论·论文》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陆机《文赋》说文章能“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等等，也应从这个角度理解。
不过，《文心雕龙》所论各体文章，除大量实用性文体外，也包含审美性质浓厚的诗、赋等文学作品，刘勰很重视它们，对它们审美方面的特点有很好的论述。《文心雕龙》的下半部打通各种文体论写作，其中论想象，论景物描写，论比兴和夸张等手法，可以说主要是就诗赋等抒情写景作品的创作而言的，与公文、应用文的关系很小。即使在论公文、应用文的写作时，刘勰也着重从写作艺术、运用文辞角度去谈，充分体现了南朝人重视文辞美丽的审美趣味，这就也包含着今日所谓文学的因素了。还有，刘勰在论述时既时时从实践角度谈怎样才能写得好，又注重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构思和想象，作品的个人风格、文体风格，文风的清朗动人，内容和文辞的关系，创作的继承和发展，作品与时代的关系，等等，这些今日看来颇具文学理论色彩的问题，刘勰都谈到了。因此，应该说，《文心雕龙》既是一部指导文章写作的书，又包含许多文学理论的内容，是我国古代文章学、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伟大著作。
下面谈谈《文心雕龙》全书的结构、章节安排。
我国古代许多诗文批评著作，往往将真知灼见、敏锐的审美感受通过印象式的、缺少理论体系的言论表述出来，《文心雕龙》却不一样。刘勰写这部书态度严肃，考虑得很周详。他是怀着藉此书以立言不朽的心情进行写作的。他力图将先秦至南朝前期有关文章写作的各种观点、思想熔为一炉，加以自己的深刻理解和发挥，组织成一部体系比较完整周密、注重分析的著作。全书共五十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自序（古人著述往往将自序置于全书之末）。其余四十九篇的安排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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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五篇，即《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刘勰自称为“文之枢纽”，意思是作文之关键。这五篇又可分为两组。《原道》、《征圣》、《宗经》为一组，首先说明文章的本原是“道”，从而建立起“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理论逻辑，提出作文必须宗经即以儒家经书为典范的主张。《正纬》、《辨骚》为又一组，认为作文须酌取纬书和《楚辞》，尤其是要吸取《楚辞》的优长。《辨骚》最后说作者应该“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意同正），玩华而不坠其实”。这其实是提出了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酌奇而不失其贞”，主要是就文风即文章的总体面貌而言。“奇”指不同于凡旧，指新变、独创而言。刘勰主张文章既要追求新变，不陈陈相因，又必须合乎规范，具有端正的风貌。“玩华而不坠其实”则是就文辞和内容的关系而言。“华”指美丽，主要指文辞的美丽；“实”指内容的充实、扎实。刘勰用植物的花朵与果实的关系为喻，告诉人们文章要写得美丽，但不能淹没内容，不能内容浮虚而徒事华辞。那么怎样做到“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这两条呢？刘勰认为就是要正确地学习古人的优秀作品。标举宗经，主要是从正、实这一侧面着眼；学习《楚辞》、酌取纬书，主要是从奇、华这一侧面着眼。刘勰说经书是写文章的最高典范，文风雅正而也有奇变，内容充实而文辞美丽，但实际上，他也看到后世的文章是在发展的，尤其是《楚辞》，可谓“奇文郁起”，“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因此光学习经书实际上是不够的，还必须举出《楚辞》作为“奇”、“华”这一侧面的典范（至于纬书，则处于辅助地位）。当然二者之间，还是有主次区分的。用驾车为喻，一个是“凭轼以倚”，一个是“悬辔以驭”。如果只知逐奇玩华，就要步入歧途了。
接下来《明诗》至《书记》二十篇，有的学者称之为文体论，是论各种文体的写作。其中《明诗》至《谐
》十篇，所论多为押韵的文体；《史传》至《书记》十篇，所论多为不押韵的文体。南朝人区分文体，以押不押韵为其大别，押韵者总名之曰文，不押韵者总名之曰笔，刘勰正是这样安排篇目的。这二十篇有大致相同的结构脉络，即《序志》所说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项。也就是以名词训释的方式阐发文体的意义、叙述文体的起源与发展、列举该文体的历代名家名作、概括该文体的基本规格要求（包括应该具有的风格特征）这四项。原始表末、选文定篇的内容，可作为简略的分体文章史看，但刘勰安排这样的内容，一方面是受前人论文的影响，一方面大约也有列举范文以供观摩的用意。“敷理以举统”一项话并不多，却是各篇的核心和重点所在，因为它指出该文体的要领，对于学习写作的人是十分重要的。
接下来的二十五篇，除去《序志》，凡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的结构、体系如何，刘勰未曾明言。从其内容看，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每篇都论述写作中的某一问题，即所谓论文术，而时有理论的阐发；后面《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则大多不是谈写作方法，而是分别论述一些有关问题，可视之为附论。
《神思》至《总术》十九篇的内容大致如下。
写作始于运思。如何保持思路畅达，是写作的首要问题，故以《神思》为论文术部分之首篇。
作者主观条件（“性”）与作品风貌（“体”）的关系，古人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认为文章写得怎样，归根结柢是作者的问题。（如曹丕《典论·论文》就以论作家为出发点。）故于《神思》之后，便设《体性》论述这一问题。
接下来《风骨》、《通变》、《定势》三篇，围绕着如何获取优良的文风来谈。《风骨》正面论述什么是优良的文风。《通变》接着提出为了获得优良文风必须了解古今文章变迁之大势，以正确选择模仿、酌取的对象；只有在斟酌古今质文的基础上才谈得上追求新变。《定势》则告诫作者应懂得写作时的种种因素必然造成相应的“势”（文章的态势、样子、风貌），决不可穿凿取新而造成“讹势”；“讹势”就是一种与“风骨”相对立的不良文风。刘勰认为“讹势”是南朝刘宋以来文人过分求新而形成的一种突出弊病，故着重提出来加以批判。这三篇颇具理论色彩，而从写作实践的角度说，都围绕着获得优良文风这一中心，可以说与“文之枢纽”中提出的“酌奇而不失其贞”的基本思想相呼应。
接着的《情采》、《熔裁》两篇，则与“玩华而不坠其实”相呼应。《情采》论内容（情）与文辞（采）的关系，《熔裁》则着重针对一些作者易犯的“委心逐辞”的毛病，具体讨论如何处理好情与采的关系。
《风骨》至《熔裁》五篇两个单元，是就写作的基本思想展开论述；接下来《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九篇，则对有关修辞和一些写作手法的具体问题加以讨论。这几篇鲜明地反映出南朝时骈体诗文发达、斤斤讲求文辞精美的时代风气。讲究对偶、用典、词藻富丽和声音悦耳，是当时文章的重要特色，即使是公文、应用文也是如此。实用性的文章也成了审美对象，给人们带来了阅读的愉快，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具有文辞之美。
然后是《养气》、《附会》、《总术》三篇，又从技巧方面的具体问题回到某些全局性问题。《养气》着重从劳逸结合的角度谈如何保证思路通畅，可与《神思》参读。《附会》强调作文时须注意将全篇连成一个整体。《总术》强调作文必须研究文术，也就是研求上面诸篇所论的原理及方法，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该篇可说是对《神思》至《附会》的一个总结。
最后五篇是附论。《时序》论先秦至刘宋以前历代的文章写作概况。《物色》专论历代作品中的景物描写。《才略》评历朝著名作家。《知音》论鉴赏和批评。《程器》谈作家的品德修养和政治才干。刘勰著《文心雕龙》，志在弥纶群言，笼罩前贤，故对于这些虽非直接指导写作、但与写作有关的方面也都要加以论述。其中一些内容，颇具有理论色彩。
下面简单地谈谈《文心雕龙》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的地位问题。
第一，《文心雕龙》是对于先秦至南朝前期文论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
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意在“弥纶群言”，兼收并蓄。凡前人论文的有关内容，他都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之上，加以分析和引申发挥，纳入自己的体系。这就使《文心雕龙》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内容丰富全面，成为一部总结性的论著。
我国先秦和两汉时代的文论，以儒家文论为主。见之于儒家典籍的文论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反映了文章写作普遍规律的内容，二是体现了儒家特点的内容。第一部分大约主要有两点：（一）将语言、文辞（包括诗歌）看作思想感情、内心世界的外现；作者情感于物，发而为诗文。所谓“言以足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言志”、“吟咏情性”等，即属于这一部分。这些提法对后世文论有深远影响。人们说起诗歌来，首先想到的便是抒发情志，这与西方文论首先视诗为模仿、为再现客观世界很不相同。（二）兼重内容与文辞二者，而以内容为主导方面，文辞须为表达内容服务。所谓“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情欲信，辞欲巧”等等，都属于此。以上两点，可以说是儒家对于文论的贡献，却并不能说是儒家独有的、儒家色彩浓厚的东西，因为它们虽首先为儒家典籍所提出，或在儒家典籍中表述得比较全面、集中，但却具有普遍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第二部分，即具有鲜明儒家特点的内容，就是儒家对于文学功能与地位的看法。儒家文论重视文艺，重视诗、乐、文辞，但首先是看重其功利性，看重文学的政治、伦理、社会方面的美刺讽谕和教化作用（这不仅是指一般应用文体的实用性）；虽然也认识到文学与情感的关系，体会到文艺的审美功能，但都放在次要地位，只不过被当作实现政教作用的手段而已。光从理论表述上看，儒家文论在这些方面的要求还不显得怎么荒谬，甚至可以说含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看重文学与客观现实、与社会的联系）。但若看看汉儒对于具体作品的阐释和评论，如对《诗经》、《楚辞》的牵强附会的注释，对赋的全然不顾其审美价值的评价，就感到这些内容漠视了文学的审美性质，抹杀了文学的独立性。至于魏晋南北朝时代，乃是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儒家文论的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这个时代的文学思想，与儒家文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重视、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美感愉悦作用，而不把文学视为仅仅是服务于美刺教化的工具。当然魏晋南北朝文论也并不反对和排斥美刺教化，但其基本倾向乃在于审美一边。正因为此，魏晋南北朝文论对于文学内部的规律，如作家的构思、作家与作品的风格、文章的体裁以至于各种修辞手法等等，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比起汉代的儒家文论来有了长足的进步。
面对着如此丰富而又在某些地方包含深刻矛盾的文论遗产，刘勰是怎样兼收并蓄的呢？对于上述儒家文论中的第一部分内容，即并不具有鲜明儒家功利观的内容，刘勰当然可以全部吸收。尤其是关于内容与文辞之关系的那些表述，可以说是文章写作（包括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反映了写作的普遍规律，刘勰是十分重视的。他提出的基本思想的两句话，“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后一句说的就是关于这一普遍规律的问题。他还专设《情采》篇详论此一向题。玩华而不失实的思想，可说贯穿全书。至于儒家文论中的第二部分内容，即强调文学作品的美刺讽喻、政治社会功能，刘勰在论诗、赋时也都言及，但毕竟不是其重点所在。其论述的重点，能充分显示刘勰见解之高卓的论述，毕竟都在于有关审美的方面。对于魏晋南北朝所谓文学自觉时代的文论，《文心雕龙》却是充分吸收并加以深刻详细的分析和发挥的。《文心雕龙》全书，都是偏重艺术表现、写作技巧方面。虽然标举宗经，但并非强调宣扬儒道，并非狭隘地要求作品的思想内容都要为美刺教化服务，而是强调在写作艺术方面学习经书的优长，是企图以经书的文风为旗帜来纠正人们写作中的弊病。总之，《文心雕龙》虽然反映出儒家文论的影响，但从主流方面看，它与先秦汉代儒家文论有重大的、根本性的区别，它是一部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特点的具有集大成性质的文论著作。
说《文心雕龙》是一部主要体现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特点的集大成的文论著作，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文论的最高峰；另一方面，它只是那个时代的最高峰，而不是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的顶峰。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我国古代文论的终结。刘勰以后，古代文学和文论还有漫长的发展历程。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文学批评和理论也还要向前发展。此后的文论著作，在结构的严整有序、内容的全面周到方面确实少有可与《文心雕龙》媲美的，但它们所提出的许多新的东西却是《文心雕龙》所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比如关于描绘人物形象的理论，是在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兴盛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刘勰的时代，尽管史传著作中已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但人们还没有用文学的眼光去看史传，也就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人物形象问题。那时已有一些小说，如《世说新语》之类，也有一些生动的细节使人物具有一定的形象性。还有汉乐府诗中的某些篇，其人物形象也较生动。但人们对小说和民歌是轻视的，也不去关注其中的人物形象问题。《文心雕龙》同样如此。那时人们对文学作品中形象的论述，主要集中于自然景物的描绘
。即便是谈论诗文，如后世诗歌理论所强调的“味外之味”、“韵外之致”、“含不尽之意”以至“意境”等概念、命题，在《文心雕龙》中是不可能见到的，至多只能说初具若干萌芽而已。后世古文家强调的文章之神理气味、内在神韵问题，当然也非刘勰所能谈论。唐宋之后不少论者强调诗文的自然即不事雕琢、不见人工经营的痕迹，那也是刘勰时代不可能提出的观点。南朝人对文辞之人工美的追求十分热衷，那是他们的审美标准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文心雕龙》也是如此。《文心雕龙》屡言“自然”，但那是“自己如此”、“本来如此”、“不知其所以然而必定如此”的意思，不是不加雕饰的意思。刘勰认为文章就是要雕饰美丽，那是天经地义，所以说是“自然”。清人纪昀说刘勰要纠正南朝人过分雕琢之弊，因此“标自然以为宗”，还说那“是彦和吃紧为人处”（《原道》眉批），实是误解。总之，《文心雕龙》是古代文论发展到南朝时期的一次很好的总结，也是古代文论史上的一座高峰，但决不是说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内容就已全部包罗于其中了。
第二，《文心雕龙》的价值主要不在于理论上的拔新领异，而在于对已有命题的分析阐发，在于体大思精。
我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些命题，如“诗言志”、“吟咏情性”、“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以意逆志”、“文以气为主”、“诗缘情而绮靡”等，当它们提出之时，并无细致深入的分析论证，但却是戛戛独造，富于创造性，而且影响及于后世非常深远，成为文学评论的重要理论依据或出发点。《文心雕龙》的贡献却主要不在于拔新领异，不在于标举一种新的理论主张或开创一种新的风气，而主要在于对已有的观点、范畴有独到的深刻的解悟，作精细深入的分析和引申，使之更丰富、充实而具有理论色彩。在其分析、综合的过程中，当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见解或概念，但那大体上都是在一些细部，至于大的理论观点，基本上都渊源有自。比如关于写作中学习经书的问题，西晋陆机《文赋》已提出过“漱六艺之芳润”，但只此一句，别无发挥。刘勰则较详细地论述经书在写作上的优长，指出各经在写作上的特点而畅论“宗经”。关于兼学经书和《楚辞》，南朝刘宋时檀道鸾《续晋阳秋》已提出历代作品都“体则《诗》、《骚》”，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也说过“莫不同祖《风》、《骚》”，但他们都只是一提而已。刘勰则从此出发，设《宗经》、《辨骚》等篇大加发挥，从而提出“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基本思想。又如关于作者的思维活动，陆机《文赋》已有十分精彩的描述，《文心雕龙·神思》显然受其影响。但刘勰从自己的体会出发，突出了“神与物游”的思想，而且与陆机为思路畅通与否不易把握而慨叹相反，刘勰力图切实地教人如何保持思路的畅达。又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与吴质书》中以气论文，认为作家的禀赋、气质与其作品风貌是一致的，这在文论史上是第一次，具有崭新的开创的意义，但曹丕并未详加讨论。刘勰则设专篇《体性》详论，大大丰富了曹丕提出的观点，成为文论史上第一篇关于作家个人风格的专论。又如“风骨”、“骨气”、“风力”等语，晋宋以来用于人物评论，又进入画论、书论和文论，但从未见有人加以论析。刘勰则接过“风骨”这个词语，从风、骨两方面加以解释、定义，用风骨来指说一种鲜明、活跃而确切、端直、精健的优良文风，又讨论在什么情况下会造成无风无骨，指示作者怎样才能获得风和骨。再如论各种文体，从发展源流、历代名篇、文体特点诸方面加以论述，这在晋代傅玄、挚虞、李充等人那里已曾这样做了，刘勰则论述得更完整详细，自觉地把“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作为文体论二十篇的结构框架。
长于分析和综合，是《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一般说来，我国古人论文，往往是直观印象式的，感悟式的。这种感悟常常颇有灵气，也颇为准确，但缺少细致的分析说明。《文心雕龙》却颇不相同。刘勰在概括表述的同时，还进行细致的分析，“擘肌分理”（《序志》），“剖析毫厘”（《体性》）。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将前人的观点、成果和自己的心得体会融会贯通，综合起来，组成一个秩序井然、富有逻辑性的结构体系，使《文心雕龙》呈现出此前的文论著作未曾有过、此后也难与并能的体大思精的面貌。《总术》篇有云：“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圆鉴区域”是说凡与写作有关的各种理论、方法都要了解、掌握，“大判条例”则是说对这些理论、方法要条分缕析，使其井然有序，便于自觉地运用。既求其全，又求其细；既弥纶综合，又深入分析。刘勰正是自觉地按这样的原则写作《文心雕龙》的。正因为如此，《文心雕龙》以其体大思精而在我国文论史上显得很不一般，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影响甚至超出了文论的范围。著名的初唐史学家刘知幾，就将《文心雕龙》与汉魏的几部重要学术著作《淮南子》、《法言》、《论衡》、《风俗通》、《人物志》、《典语》并列，并说这些著作他都已“纳诸胸中”（《史通自叙》）。刘氏所著《史通》，为史学史上的名著。其书牢笼古今史籍，加以评论商榷，并就史书写作中的种种问题展开论述，“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也是一部体大思精之作。而其写作，很可能是受到《文心雕龙》的启示和影响的。近代学者李详就说《史通》“体拟《文心雕龙》”（《愧生丛录》卷二）。总之，《文心雕龙》以其内容的丰富详尽、分析的细致深入和结构体系的完整周到，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占据了崇高的地位。
《文心雕龙》问世之后，曾为当日文宗沈约所赞赏，梁元帝萧绎在藩时所作《金楼子》亦曾称引。隋唐以后，颇有人加以品评引用，尤以明清二代为多。对其书加以全面整理，也主要始于明代而清人继之。今日《文心雕龙》研究已成显学，不仅国内，国外也有许多学者进行此项工作，成绩亦斐然可观。其书很早就流传海外。至迟在九世纪末，已传入日本、新罗。成书于891年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已著录其书。新罗作家崔致远曾在文中说，新罗王曾读过《文心雕龙》并加引用。至于传入西方，则在19世纪后半。1867年英国学者卫烈亚历著《汉籍解题》，称《文心雕龙》“被认为是体大思精的著作”。现今《文心雕龙》全书已被译成日、英、韩、意等文字，日译本达三种之多。还有部分篇章译为法文、德文
。《文心雕龙》是我们民族为世界文明作出的一项贡献，值得我们为之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