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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其地在今山东日照市。但这是刘勰的祖籍。事实上早在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北方人士避难南迁之时，刘勰的祖先也逃到了南方。那些南迁人士，许多都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定居下来，刘氏家族应也是如此。所以，刘勰其实应该是京口人。京口在长江南岸，交通发达，地位重要，东晋南朝时是有名的都会，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文化气息十分浓厚。
刘勰的祖上没有地位显赫、名声昭著的人士。其父名尚，事迹不详，只知道他做过越骑校尉的官。那是一个四品武官。刘尚去世较早，家道也就衰落。总之刘勰的出身并非贵胄华门、世家大族
，而且早孤，家境是比较寒微的。
刘勰的生卒年，也都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供推算。粗略地估计，大约生于刘宋泰始（465—471）初年。他一生经历宋、齐、梁三朝，与梁武帝萧衍以及齐梁时的著名作家谢朓、丘迟、柳恽、裴子野、王融、吴均等人的年龄大致相当，比沈约小二十多岁，比江淹小二十岁左右。至于著名的刘宋三大作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都比刘勰大得多。谢、颜早已逝去，鲍大约恰死于刘勰出生前后。《文心雕龙》评述作家作品，止于东晋，对刘宋以及齐、梁作家都不加评论。不过对于刘宋时的一些重要文学现象，如谢灵运等开创的描绘山水物色的风气，如文辞力求新异的倾向，却都还是有中肯的论述的。
刘勰早早就死了父亲，家境不富裕，但他笃志好学。他一生未曾婚娶。大约在二十五岁左右，入定林寺，依托有名的沙门僧祐，在僧祐身边生活了十多年，但却并未出家落发。定林寺在建康（今南京，三国吴、东晋和南朝均建都于此）钟山（即紫金山）。寺原在山下，刘宋元嘉（424—453）年间，罽宾（今阿富汗）僧人昙摩密多从浙东返回建康，居住该寺。他觉得寺的位置太低，便在髙处择址营建新寺，称为上定林寺。原先的下寺便渐渐废弃了。上定林寺造得宏伟深邃，四周林木葱茏。信徒云集，香火极盛。许多高僧都曾栖止于寺中，崇信佛教的王侯贵臣也常常前往寺中礼拜听道。寺内还藏有大量佛教经论典籍，还供奉着高僧法献从西域带回来的佛牙、佛像。法献便是僧祐的师父。
刘勰生活的时代，朝野上下奉佛的空气甚浓。齐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就是一位虔诚的佛徒。而僧祐，正是萧子良所尊崇的律学大师。刘勰依附这样一位高僧，有的学者认为具有躲避课输徭役的动机，有的猜测或许怀有寻找接近上层人士机会的目的。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便于读书等。总之，刘勰入寺凡十余年，在此长时间内，他做了不少与佛教有关系的工作。例如为某些逝去的僧人、有名的寺庙撰写碑铭。此类工作在当时是十分重要、慎重从事的，刘勰受托撰写，足见其文笔受到器重，非同一般。
这一期间刘勰所做的更要紧的有关佛教的工作，乃是协助僧祐整理寺中所藏佛家典籍，编制目录。僧祐在收集、整理佛典方面有重要贡献，他整理群经以后编撰了一部目录，名为《出三藏记集》（“出”乃翻译之意，三藏指经藏、论藏、律藏，佛书分成这三大类）。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典目录，不但历来为研究佛学者所宝重，而且在目录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曾称赞该书的一些体例、做法，为“目录学家亟当效法”，并指出清代“朱彝尊撰《经义考》，每经录其前序及后跋，即取法于此”
。可见其书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已超出于佛学领域之外。而在这部书的编撰中，刘勰可能也有相当的贡献。《梁书·刘勰传》云：“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既说“录而序之”，则《出三藏记集》中各部分的序，或许就有刘勰的手笔。此外，僧祐还编撰有一些著作如《弘明集》等，刘勰很可能也曾出力。通过这些工作，刘勰不但提高了自己的佛学修养，而且锻炼、提高了思辨的能力。当时寺中所藏佛典数量浩瀚，颇为杂乱，还有伪作混淆于其间，进行整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比较、鉴别、选择、归类，上下联系，左右参证，这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的训练、思维能力的训练；何况佛学理论富于思辨性、逻辑性，深入钻研之，当然会大大提高思辨的能力。因此，这一工作对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是有益的。《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条理明晰，富于逻辑性，在在显示出作者分析和归纳的能力，学者们多指出这与刘勰受佛学的影响有关。应该说这种判断是有道理的。当然，也不能将刘勰思维之精密完全归功于佛典的影响，我国的固有学术，经历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发展，同样体现出逻辑思维水平的不断提高。读诸子书和大量的论说性文字，尤其是魏晋时期的玄学著作，便可感受到其浓厚的思辨性。
学者们对于《文心雕龙》是否受到佛学影响、有哪些影响的问题，颇有兴趣。有的认为受佛学的影响颇大；有的则以为不然，认为《文心雕龙》就其内容而言，是见不出佛学的影响的。这个问题这里不拟详论。我们的看法是：在思维方面，可以说刘勰受到佛学影响。除了上面所说思维的精密性之外，《文心雕龙》所体现的观察问题的方法，可说也有佛学的影响在里面。《文心雕龙》常常用一种分析的态度去观察事物。比如论作家的主观因素，曹丕《典论·论文》以一个“气”字概括之，不作分析；刘勰则析为才、气、学、习四者。又如论优良的文风，刘勰运用了当时人物评论、文艺评论中所用的风力、骨气、风骨等语。但别人从来不对这些词语作解释，刘勰则明确地从风、骨两个侧面加以定性的说明。这种分析的态度，在佛典中比较常见。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文心雕龙》很多地方体现出辨证的思想方法，总是顾及事物的两极，取其折中而不偏于一方，立论通达而稳妥。有的时候，刘勰评价某一事物时，其说法似乎自相矛盾，令读者有点捉摸不定。例如论及《楚辞》，既热情赞颂其“奇文郁起”，“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却又说“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又如论建安时期曹氏父子的乐府诗，既说“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语含贬意，却又称赞其“气爽才丽”、“有佳篇”、“清越”。其实这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去说。事物本来是多角度、多侧面的，从不同方面去看，结果往往就是不一样。合而观之，始见其全。这种辩证的观察事物的思想方法，当然我国固有学术中自古就有，而佛学强调“中”道、不滞一边，对于刘勰该也是很有影响的。《文心雕龙·论说》评西晋玄学家贵无、崇有之争时，曾说：“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认为大乘般若空宗将万物视为既是有又是无、既不是有又不是无、有无相统一的理论才是真理，才是高度的智慧。可见刘勰是自觉地接受此种佛家智慧的影响的。除了思维方法之外，就具体内容而言，《文心雕龙》中确实极少能见出佛学的影响。这并不奇怪，因为《文心雕龙》谈的是文章，它要总结的是我国先秦至南朝——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所谓文学自觉时代——的文章写作、文学创作的思想、理论，那样的内容当然不可能从佛典中去寻找。但是，涉及个别问题时，也可能与佛学有关。如《原道》篇论宇宙本体与万物的关系，其中就有当时佛学的影子，这只要对照着读一读刘勰的佛学论文《灭惑论》就清楚了（参第一讲“小结”）。关于《文心雕龙》所受佛学影响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因此在这里顺便简单地谈一下。
刘勰依托僧祐，在定林寺内生活了十多年。《文心雕龙》就是在此期间写成的。在定林寺中，除了僧祐苦心建立的佛教经藏之外，也收藏有大量经史子集四部图书。整理佛典是需要佛教之外的典籍作为参考的。僧祐自述其整理工作时就曾说：“钻析内经，研镜外籍，参以前识，验以旧闻”（《出三藏记集序》）。所谓内、外经籍，就是分别指佛教的和佛教外的典籍。这些典籍，为刘勰的学习、钻研，为他写作《文心雕龙》提供了很好的客观条件。
刘勰长期居留于寺庙之中，整理佛教典籍，还写作捍卫佛法、批判攻讦佛教的长篇论文《灭惑论》，可以说是一位虔诚的佛徒，但他却并没有出家。这是为什么呢？这与他的人生观密切相关。他虽然身在庙宇，其实却心存魏阙。《文心雕龙·程器》云：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这便是刘勰的人生理想。他认为君子应当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和才能，怀抱利器，一旦机会来临，便施展才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我国古代，一般知识分子想要求得自身的发展，都得进入仕途。如果没有那样的机会，那么便不得已而求其次，“独善以垂文”，通过著述，尤其是写作子书或史书，以达到立言不朽的目的。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那里往往是根深蒂固的一种人生观念。刘勰也正是如此。他虽然由于出身寒微等我们今天不十分明了的原因栖身于佛宇，其实是待机而动，盼望着出仕的。可惜齐末的政治太黑暗动荡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猜忌残杀，刘勰根本不可能获得出仕的机会。而写作《文心雕龙》，也正是他不能“奉时以骋绩”而不得已“独善垂文”的一种表现。《文心雕龙·序志》云：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甚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又《诸子》篇云：
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可谓再三致意。其借助于著述以垂名不朽的愿望，是何等强烈。《序志》最后以充满情感的语调说：“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可以说《文心雕龙》这部著作简直是刘勰精神和生命的寄托。《序志》又说：“茫茫往代，既沉予闻
；眇眇来世，倘尘彼观也。”往代、来世，是用佛教三世之说的话头。刘勰的意思是说：在过往的世代之中，我是默默无闻、未曾有过声名的；待到悠悠来世，这部著作或许能蒙后人观览吧。虽然努力于立言不朽，但所著之书能否在当代受到重视，刘勰仍感到悲观，只好寄希望于来世。而来世毕竟有点虚无缥缈，再说自己地位卑微，著作能否传世，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因此用了一个“倘”字，是一种不确定的口气。《知音》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也流露出同样的悲慨。这实在使人同情。一方面怀着立言不朽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生命之所寄的著作的命运并无把握，刘勰就是在这样矛盾的心情中写成《文心雕龙》的。
《文心雕龙》的写作始于刘勰三十岁以后，而其成书定稿，应在南齐最后一个皇帝齐和帝时期（501—502）
。其写作正经历了齐末政治混乱动荡的年月。在动荡之中，雍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刺史萧衍乘机起事，率兵攻下建康，结束了齐的统治，建立梁朝。时在502年春夏之交。同年，改元天监。
梁朝的建立，似乎给“待时而动”的刘勰带来了一些希望。据《梁书·文学传》记载，刘勰写成《文心雕龙》之后，一时尚没有获得赏识，他便想收名定价于沈约。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在齐时与萧衍曾同在竟陵王萧子良门下，都是有名的“竟陵八友”中的人物。萧衍阴谋篡位，他也是积极赞助者之一。因此梁朝甫建，他便地位贵盛。同时沈约又是著名作家，在文学、史学方面都很有建树，是“永明声律说”的创始人之一。难得的是他还喜欢奖掖后进，许多有文学才能的年轻人都得到过他的褒赏。还有，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定林寺僧祐之师法献逝世后，就是请他写的碑文。因此，刘勰想从他那里获得对《文心雕龙》的肯定，是很自然的。可是他地位高，要见到他不容易，刘勰便背着自己的这部著作，样子像个小贩，候在路边，俟沈约车驾经过时，趋于车前求见。沈约取读之后，大为赞赏，说是“深得文理”，并放在自己案头，经常翻阅。这对于刘勰而言，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他不但获得了知音，而且可能也是因此而获得了步入仕途的机会。
刘勰在梁朝的仕宦经历，见于《梁书·文学传》。他担任过临川王、中军将军萧宏和南康王、仁威将军萧绩的记室。萧宏是萧衍的六弟，萧绩则是萧衍的第四子。所谓记室，就是秘书、书记之类，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担任过太末县（在今浙江省衢县东北）的县令。在此任上，颇有政绩。在任萧绩记室时，还兼任东宫通事舍人一职。所谓东宫，即指太子。当时的太子就是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名气的昭明太子萧统。萧统（501—531），字德施，萧衍长子，逝世后谥号昭明。他以礼贤下士、爱好文学著称。曾主编《文选》，对后世影响极大，是很长历史时期内人们学习文章写作的范本，曾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它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各体文章总集。《梁书·昭明太子传》说萧统“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间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士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同时他也崇信佛教，遍览群经，在宫中举行法会，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刘勰既擅长作文，富于学问，又有深厚的佛学修养，如今成了萧统的属官，不言而喻，自然深为萧统所爱接。近世有的学者以为《文选》的编撰，可能也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东宫通事舍人官秩很低，但侍奉太子，是人们所歆羡的“清选”。刘勰任此职多年。天监十七年（518），他因上表言事，建议郊祀天地时也像宗庙祭祀那样，不用牺牲而改用蔬果，投合了正狂热崇佛的武帝的心意，遂升迁为步兵校尉，而仍兼东宫通事舍人。
《梁书·文学传》记载刘勰的仕宦经历，即到此为止。此后刘勰还做了些什么呢？据学者考证，他任步兵校尉不久，便解职而奉萧衍之命，与沙门慧震在定林寺修撰经藏。上文说过，齐时刘勰在定林寺曾协助僧祐整理经藏，编制目录，此次又加以编撰整理，当是因经藏又有所增益的缘故。此前僧祐已于天监十七年圆寂，年七十四。其碑文即由刘勰撰写。这位高僧在刘勰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次刘勰再入定林寺整理经藏，可说也是继承了他的事业。完成此项工作后不久，刘勰便上表请求出家，并燔烧鬓发，以示决心。得到萧衍应允之后，便在寺中换着僧服，改名慧地。出家不到一年，便溘然而逝，其时大约在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前后，享年约五十六七岁
。刘勰的一生，可说与建康的这座名刹有不解的因缘。青年时入寺，虽已信仰佛教，但仍抱着入仕的理想，企图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而晚年终究成为寺中的一名僧人，在晨钟暮鼓声中走完了自己的生命的途程。其间思想上经历怎样的变化？由于资料缺乏，实在是难于深究了。
刘勰的作品，除了《文心雕龙》这部不朽之作之外，其他留传至今者很少。他写过不少与佛教有关的文字，但留下来的也只有两篇：一是作于齐代的《灭惑论》
，那是一篇捍卫佛法、驳斥对于佛教的攻击的长篇论文；二是作于梁天监十五六年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那座石像，是僧祐奉萧衍之命设计雕造的，号称江南第一大佛，至今还巍然安坐于浙江新昌县城西南石城山大佛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