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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撰成于南朝齐末，也就是魏晋南北朝这个所谓“文学自觉时代”的晚期
。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东汉末年献帝建安年间开始），将近四百年，是我国政治、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时期。就文学而言，其重要性，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学的自觉”。
所谓自觉，是与此前的先秦两汉相比较而言的。它不仅体现于文学创作，更主要的是体现于文学思想、文学理论，体现于人们如何看待文学这个问题上。先秦两汉，人们对文学的独特的性质和功能，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之所在，是认识不清楚的。我们今天认识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于它的审美性质。它以语言文辞为物质手段，反映客观世界，抒写作者所思所感，而又具有审美性能。这种性能，本身就有它存在的理由，不需通过别的功利目的方能体现其价值。但正如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一样，先秦两汉人们往往还认识不清文学的独特性质和价值。他们将文学当作实行政治教化的工具，认为文学的价值就只在于这种功利性。试看汉代儒家学者对《诗经》、《楚辞》中作品的解释，常常是牵强附会地与政治挂钩，就可以明白文学独特的审美性质与功能在他们心中是没有多少地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便不同了。这个时期的人们对于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关注其审美性能，关注其带给作者和读者的审美愉悦，关注文学本身的内部规律（如作家思维的特点、作品风貌与作家才气学养的关系、古今文学演变的趋势、修辞的技巧等等）。这时期人们常常流露出对于一般的抒情写景、没有什么政教意义的作品的喜爱，认为此类作品写得好的话，一样可以让作者不朽，这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作品的审美功能有其自身的价值。当然，以上所说是就大体倾向而言。事实上汉代文学思想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不可能截然分开。前者对文学性能也已逐渐有所认识，只是还不很自觉，不占主要地位；后者对前者也不是全然抛弃，而是一种“扬弃”。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一般也并不鲜明地对汉代学者的言论唱反调、持批判态度，相反在口头上、在打出的旗号上还往往接过汉儒的话头，但实际上他们所关注的东西、他们目光已经潜移暗转了。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与这个时期儒家思想地位的动摇有密切关系。儒家思想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如汉代那样的独尊地位不复存在了，对士人头脑的禁锢作用松弛了。玄学和佛学兴起，赢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喜爱。这种多元化的局面是有利于思想的解放，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发生转变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自建安以来，诗歌写作非常兴盛。五言诗成为诗人们最喜爱的体裁，写作风气遍及朝野。七言诗在南朝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大量抒写日常生活情景的优秀作品涌现出来，题材不断拓展，艺术表现、语言技巧也日益精美。赋的写作在汉代以气势恢宏而不忘美刺讽谕的大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则许多抒情气息浓郁、写景真切、色彩鲜明的小赋更蓬勃发展，令人喜爱。各种文体，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文体，都讲究词藻的美丽，讲究运用对偶、典故，并且追求声音的和谐悦耳。这种对文辞之美的讲求，在南朝后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后世称这种文章为骈文。由于讲求写作艺术、修辞技巧，使得实用性的文体也成了审美对象。梁代的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序》中说，各式各样的文体，用途各异，但“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就显示了此种审美的态度。
由于文学创作的发达，必然就促进了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发展。魏晋时期的两篇重要论文——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都着重从文学本身立论，而不是像汉代学者那样强调作品与政教的关系。《典论·论文》着重从“气”即作家禀性、气质和作品风貌的角度评论当时的文人。在曹丕看来，写作那些政治生治中必需的文章固然是“经国之大业”，而写作一般的抒情状物的诗赋也可以成为“不朽之盛事”。《文赋》的作者陆机，是一位才高一世的大作家，他把自己写作中的真切体会，用华丽而贴切的文辞描述出来，谈作家的思维和创作甘苦，谈文章利病。《典论·论文》和《文赋》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重要标志。为了便于人们观赏和学习，文章总集的编纂也兴盛起来，真中最著名的，有晋代挚虞编的《文章流别集》和李充编的《翰林》
，南朝则有梁代萧统编的《文选》。它们都是分体编纂，最便于揣摩文章的写作艺术。《文章流别集》和《翰林》还对各种体裁的源流、特点、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加以简要的论述。这两部总集今已亡佚，但当日对于刘勰著《文心雕龙》当提供了许多方便，给予不小的影响。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发达，乃是《文心雕龙》产生的基础。刘勰囊括古今，既吸取了先秦汉代文章和文学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更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期文论的大量成果，加以自己的精密分析、深刻体会，从而形成了《文心雕龙》这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