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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鉴；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圆通。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明诗》的最后一段是“敷理以举统”，指出所谓“纲领之要”，即简要说明诗这种文体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写作时应注意之点。
“敷理以举统”部分，本是刘勰论文体各篇的结穴所在。但《明诗》的这个部分，只是说了一下四言诗、五言诗应有不同的风格，有人偏美，有人兼善；又说作诗是知难行易的。总之关于诗的体制特点以及如何才能作好诗、应注意什么，刘勰说得相当空泛。相比之下，论应用文体的各篇，便说得具体明白。想来这是由于作诗最需要灵感和天才，需要高度发达的审美能力和表达能力，而这些是难于如论应用文那样概括出要点的。因此虽然刘勰说“情变之数可鉴”，“纲领之要可明”，但实际上只能泛泛带过了。
情变之数 情，情况，此指有关诗歌写作的种种情况。数在这里有规律、必然性之意。“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鉴”，谓观览列代诗歌，则诗歌写作的规律便可以察照。不必将“情”字解释为作者之情志。《风骨》：“洞晓情变，曲昭文体。”《总术》：“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其“情变”均指写作时的各种情况而言。又，或释“情变之数”为历代诗歌发展变化的规律。但此二句连下二句“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皆承上启下，依文意脉络，应解为指诗歌写作的规律较好。刘勰这里并未论及历代诗发展规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