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讽：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鉴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固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跃。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晣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左、潘、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这一大段是“原始以表末”和“选文以定篇”，即叙述诗的源流发展，列举历代名篇并作出评价。《文心雕龙》书中这两项往往合在一起，《明诗》就是这样。这一大段，可说是一篇先秦至刘宋的诗歌简史，我们认为它是本篇最重要、最有意义的部分。
既是“原始以表末”，则要说到诗的发生。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是说人生而有情，为外物所感动，则自然要发之吟咏，抒发心中之所思所想（这儿既说“七情”，又说“吟志”，情、志在此都是心之所存的意思，不需强生分别。参第三讲论《辨骚》的“备参”）。我们知道，先秦汉代的诗、乐理论早就说“感物而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言志”、“吟咏情性”等，刘勰继承了这种理论。而“莫非自然”一语，突出了“自然”即非关外力自己就这样、本来如此、必然如此的意思，则具有道家、玄学的色彩。《明诗》赞语云：“神理共契”，意谓人生而有情志，必然发为咏歌，这样的事实与“神理”相契合，是“神理”的表现。“神理”即“道”，也就是“自然”（参看第二讲）。这种观点，可说体现了当时人的一种思维定势。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曾说：“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视诗歌为人的本性的自然表现，发源于生民之初。《宋书·乐志》也说：“夫喜怒哀乐之情，好得恶失之性，不学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怒则争斗，喜则咏歌。”也是说人有性情，乃自然之理；而性情必外发而为歌咏。沈约的观点，可与刘勰“莫非自然”之说互相印证。
论历代诗作，刘勰从上古葛天氏《玄鸟》、黄帝《云门》说起，这不过是从文献中寻找时代最早的诗歌以证诗发源之早罢了。相传为尧、舜时的两首诗，虽为圣人所作，但刘勰认为它们甚为简质，故只说“观其二文，辞达而已”，评价并不高。论夏代诗作，说“顺美匡恶，其来久矣”，强调了诗的美刺作用。商、周逮于战国、秦朝，《诗经》、《楚辞》当然是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作品。刘勰对二者评价都很高，但前者已列为经，后者有《辨骚》专篇论述，故《明诗》中并不详论，只是指出了《诗三百》的启迪修身和外交场合借以言志的功能以及《离骚》的讽刺作用。总的看来，刘勰评述先秦诗，较多提到的是诗的美刺教化功能。
汉代作品，刘勰提到了四言诗（汉初韦孟的讽刺诗和东汉张衡的《怨诗》）、七言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诗》），而作较详细论述的则是五言诗。他说五言早已有之，肯定《古诗》为两汉作品。《古诗》的作者，西晋时已不知为谁。刘勰根据传说，认为其中有傅毅所作，或许还有枚乘所作，总之是汉人所为。他对这些不知主名的作品给予很高评价，且多有独特的见解。他评其风格云“直而不野”，可说是一语中的。《古诗》多为下层文士所作，直抒胸臆，字句之间不甚雕琢，然而毕竟是文人作品，因此又显得有书卷气。这只要与采自民间的汉代乐府诗比较一下，便很清楚。唐宋以后，对《古诗》的评价一直很高。明人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说它们“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平平道出”便是“直”，秀才说话便是“不野”。在历代评论《古诗》的话语中，谢榛之语是很有代表性的，常被人们引用，而其实与刘勰“直而不野”之评一脉相承。刘勰早已准确地点明了《古诗》的这个风格特征。他是颇有眼力的。刘勰又称《古诗》“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是说它们写景真切，情感动人。《古诗》所表现的不外游子思妇之情、生命短促之悲、及时行乐之志、立登要津之想，亦即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情感，与政治教化并没有直接关联。而刘勰极力称赞。他认为《古诗》抒发那样的情感，具有惆怅动人的力量。“婉转附物”，是说所写物象与自然界的真景物非常贴近。除抒情外，刘勰还注意到诗中的写景成分。这也是诗创作发展、山水写景诗发达之后人们的欣赏眼光进步的反映。汉代《古诗》，在南朝人心目中地位都很高，不仅刘勰如此。钟嵘誉为“一字千金”，昭明《文选》亦录入十九首。刘勰的评价略早于钟嵘和萧统，而且“直而不野”、“婉转附物”的评价颇有独到之处。
刘勰论汉末建安诗也十分精彩。他说其诗“慷慨以任气”，是指诗人们具有强烈鲜明的情感，一任其情感倾泻于诗中。又说“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晣之能”，是说建安诗无论抒怀、叙事还是描写物态，都但求明朗，运笔较粗放而不作细密刻画。此外在《时序》篇中，也曾说建安作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即怀抱深沉，情感力量强大，富有气势。此种风貌，其实就是后人所艳称的“建安风骨”。其影响甚为深远。盛唐诗坛明朗刚健、自然浑成的诗风，所谓盛唐风骨，其形成即与其时诗人自觉学习建安诗歌有很大关系
。南朝时其他论者也已经认识到建安诗的特色所在，例如与刘勰同时的裴子野，就曾说过“曹（植）刘（桢）伟其风力”的话，稍后钟嵘《诗品》则称赞“建安风力”，又说曹植“骨气奇高”。所谓有风力，就是“任气”、“多气”，就是富于情感力量，当然也就富于感染力。这是南朝论者对于建安作品的共同特点亦即其时代风格的认识。不过刘勰的论述比其他论者较为具体、细致。
在刘勰对建安诗的评述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言及建安诗的内容时，提出“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四句话，亦即相当于《文选》中公宴诗的内容。后人（包括今人）重视建安诗反映汉末战乱、社会动荡和人民生活痛苦的内容，如曹操《薤露行》、《蒿里行》、曹植《送应氏》之一、王粲《七哀》、蔡琰《悲愤诗》等所表现的，刘勰并没有言及。这表明此类内容并未在刘勰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
关于魏晋诗歌，刘勰说得比较简略，但颇为准确，有值得注意之处。如说西晋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将藻采、风力二者并提，这便反映出南朝人的审美观念。他们重视风力、风骨，即作品的情感力量、感动读者的力量，同时也重视文辞的美丽。他们最欣赏二者兼具的作品，即钟嵘《诗品》所谓“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又如论及道家、玄学思想对诗创作的影响，说曹魏正始年间诗已“杂仙心”，即向往超脱尘凡的神仙境界（何晏、嵇康、阮籍诗都有此类内容），而东晋诗更变其本而加厉。这些论述，都以简练的语言概括了诗史上的重要事实。关于东晋的所谓玄言诗，在《时序》、《才略》篇中也曾论及。刘勰对那些作品是不满意的。《才略》即批评东晋著名玄言诗人孙绰之作“规旋以矩步，故伦序而寡状”，又说殷仲文、谢混诗“解散辞体，缥缈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此种态度，也是时代风气的反映，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嵘《诗品》、萧统《文选》的态度都与刘勰相一致。
刘勰对刘宋诗歌的论述颇值得注意。《文心》全书于他所说的“近代”（即指刘宋）作家作品都不予以个别的评述，但对整个时代文坛风气的概括却颇为准确、精彩。除《明诗》外，《物色》篇也有颇为准确的描述，可以互相参看。刘勰指出刘宋诗坛风气，在于诗人们竭尽所能，致力于体察自然物的形貌，加以逼真细致的描绘。这是指当时兴起和发达的山水诗创作。谢灵运是这种诗风的开创者，并以此而获得盛名，人们纷纷仿效。在《物色》篇中，刘勰特别指出其描绘物象，在语言运用上具有“不加雕削”的特点。《明诗》所谓“争价一句之奇”，就是指这种以自然明朗的语言刻画山水形貌的“秀句”而言。看来，刘勰对刘宋诗歌以自然而不加雕饰的语言精细地描绘景物这一倾向，还是表示赞赏的。至于当时诗作在语言表现上的特点，刘勰说是“俪采百字之偶”，即大量运用对偶句式。诗中运用对偶，自建安以来逐渐加多，刘宋时更甚。明人陆时雍云：“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诗镜总论》）清人沈德潜云：“谢（灵运）诗胜人正在排。”（《说诗晬语》卷上）都指出了刘宋诗排偶成分大量增加的现象，而刘勰早已言及此点。
以上介绍了刘勰对历代诗歌的评论。从中可以看出，刘勰对于历代诗歌特点的论述十分精彩，对后世颇有影响，显示了他在审美鉴赏、评论方面的眼光和理论概括功力。当然那也是整个时代审美观点的体现。他对历代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与同时代批评家如沈约、钟嵘、萧统等大体一致。而他所论较具体、深入、细致。从时间上说，他的评论较钟嵘、萧统要早一些，因此可以说是具有独创性的。
从《明诗》还可以看出刘勰关于诗的观念，我们总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按照传统的理论，诗是感物言志的产物，是用来抒发情志的。这种观点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深入人心，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它虽由儒家典籍所提出，但不论何种流派，即使是违离儒家传统诗教者，也莫不沿袭这一观点（例如梁代萧纲作宫体诗，描绘女子形貌神情之美，却也说那样的诗是表现“性情”的，见其《答新渝侯和诗书》）。诗歌是表现内心世界的，这成了我国诗论中一以贯之的命题。刘勰说“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他也是这样看待诗歌的。但是他也看到了诗歌还有描绘物象的一面，这从《明诗》称赞汉代《古诗》“婉转附物”和概括刘宋山水诗“极貌以写物”的特点，便可以见出。这样的认识，当然是诗歌创作实际状况的反映（特别是刘宋山水诗、齐代咏物诗的兴起和发达的反映），也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体现。可以说，刘勰对诗歌审美特性的认识，即在于抒情和状物两个方面。他对于诗歌的情感力量颇为敏感。称赞汉代《古诗》“怊怅切情”，强调建安诗慷慨任气（即抒情言志富于力度），评西晋诗云“力柔于建安”，都体现了这种敏感。至于描绘物象这一面，他对于既“极貌以写物”、“婉转附物”，又能做到“不加雕削”、有如英华辉耀于草木那样的自然、真切的表现表示赞赏。
第二，儒家文艺思想强调诗歌的美刺讽喻、道德教化的功能，强调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刘勰也说诗应“持人情性”，也说到《五子之歌》、《诗经》、《离骚》以及韦孟、应璩诗的讽喻教化作用，那当然是受到儒家理论的影响。作为一位儒教的崇奉者，这是必然的（事实上在刘勰的时代，一般人在理论上都会接受儒家“止乎礼义”、“思无邪”之类说教的，绝少可能有离经叛道的言论。即使被人们视为违背诗教的宫体文学作者如萧纲、萧绎等人，其离经叛道也是体现在创作中，在理论上则除了萧纲《戒当阳公大心书》有“文章且须放荡”一语或可说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脱离儒家轨范的意思外，也并没有公然反对儒家诗学观的言论。他们只是不热心、不言及儒家诗论罢了）。而且刘勰著书的态度是“弥纶群言”，那么前人论及诗歌的一些重要的资料，当然都被他吸纳入本篇之中，而这些资料有许多是体现儒家功利性的诗学观念的。试看《明诗》篇中，关于《诗三百》用于修身和外交场合的论述，系采自《论语》和《左传》；关于屈原作《离骚》是为了讽谏怀王，是汉代学者普遍的看法；关于韦孟讽谏诗，见于班固《汉书》；关于应璩《百一诗》，见于多种晋人著述。可知《明诗》的这些有关评述，都不过是吸取人们所习知的一些资料而已。刘勰除了表示赞同之外，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见。
刘勰论诗实际上决不如汉代儒生那样狭隘拘执。可以说，虽然他赞同“持人情性”、“义归无邪”之类教训，但他对这些教训的理解相当宽泛。只要不显然违背封建道德，便是“无邪”。他并不认为诗中的情感必须与政治教化有明显的、直接的联系，并不主张在诗中作道德的说教。
《明诗》篇中作为重点论述的，有时还给予热情的赞美的，是汉代《古诗》、建安诗和刘宋山水诗。那些作品都不是美刺讽喻、道德教化之作。刘勰理解、评论诗歌，也并未如汉儒释《诗经》、《楚辞》那样，牵强附会地与政教相联系。他对汉代以来的诗歌，基本上是用审美的眼光加以评量，并且发表了十分精彩的、具有首创意义的意见。
总之，《明诗》篇既反映了儒家主张政教的功利主义诗学观的影响，又充分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人们欣赏诗歌的审美的眼光。在今人看来具有对立性质的两个方面，在刘勰那里却兼收并蓄，熔于一炉，形成一种调和折中的倾向。而其主要方面是审美的，非功利的。这与同时人裴子野一概贬斥审美的文学的保守观点大相径庭。刘勰生活在人们的文学审美眼光已取得高度发展的时代，他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的。
《明诗》之后是《乐府》篇。在该篇中，刘勰主要是从音乐的角度进行论述的，而他的音乐观颇为保守，这就影响到他对一些乐府歌诗的评价，那些评价也显得保守，甚至有与《明诗》所说有不一致的地方。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暂且不论，将在下一讲详说。
（一）婉转附物 谓描写景物贴切逼真。即《物色》篇“随物以宛转”之意。婉转、宛转，屈曲随顺，此处有紧相依附不离违意。《淮南子·精神训》：“屈伸俯仰，抱命而婉转。”高诱注：“抱天命而婉转不离违也。”《文选》潘岳《射雉赋》：“婉转轻利。”（指捕雉之具）徐爰注：“绸缪轻利也。婉转，绸缪之称。”绸缪乃缠束、结缚之意。《尔雅·释器》：“弓有缘者谓之弓。”郭璞注：“缘者，缴缠之，即今宛转也。”亦可证宛转有缠束意。附，贴近，即《诠赋》“象其物宜，理贵侧附”、《才略》“（《洞箫赋》）附声测貌”以及《物色》“体物为妙，功在密附”之“附”。注家多释“婉转”为委婉。那便是就手法、风格而言，恐怕不是。有的更以比兴之比释“附”，将“附物”理解为诗人之情比附于物，说“附物”的意思是说古诗善用比喻，“婉转附物”是说委婉曲折地比附事物，也不对。
（二）析文以为妙 谓以精巧地组字成句为佳妙。析文，意谓在字句之间剖析钻研。《文心雕龙》有析句、析辞等语，意思大致相同。如《丽辞》：“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析句弥密，谓用字造句更加精密（在《丽辞》篇中系指运用对偶而言）。又《风骨》云“练于骨者，析辞必精”，《物色》云“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均指遣字造句言。又《定势》：“或好离言辨句，分毫析厘。”离言亦即析句、析辞。至于《炼字》言司马相如、杨雄作品用字艰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则不是言写作，而是言阅读，谓不能读懂其字句。按《荀子·解蔽》：“析辞而为察，言物而为辨，君子贱之。”析辞谓剖析、玩弄字句。《礼记·王制》：“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郑玄注：“析言破律，巧卖法令者也。”析言当指在字句之间钻空子。《隋书·经籍志》论名家云：“苛察缴绕，滞于析辞而失大体。”析辞也是说在字句之间斤斤计较。沈约《南齐竟陵王发讲疏》言佛藏翻译，有“分条散叶，离文析句”之语，“离文”即“析句”，都指翻译时斟酌字句而言。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安清、朔佛之俦，支谶、严调之属，翻译转梵，万里一契，离文合义，炳焕相接矣。”离文即《丽辞》之“析句”，合义即《丽辞》之“合趣”，均指用字造句而言。总之，“析文以为妙”之析文，应是字斟句酌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