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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故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这是《明诗》的第一段。《文心雕龙》论文体的二十篇，都有“释名以章义”一项内容，其位置多在论述的开头部分，《明诗》首段便是解释“诗”的含义。
刘勰首先引《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之句，说“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意谓诗与歌不同，要区分开来。《明诗》之后是《乐府》，该篇也说：“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又说：“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刘勰认为诗与歌有密切关系，但又不是一回事。诗是歌之辞，歌是歌咏其辞。之所以《明诗》、《乐府》分列，便是基于这种认识。其论诗，是专就其辞而论；论乐府，则兼论其声。
“诗言志”一语，出于《尚书·尧典》（伪古文《尚书》在《舜典》），是舜命夔时所言。舜命夔掌管音乐，教育统治者的子弟。其言有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诗言志”一语为后人所崇奉，故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曾称之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不过这句话的时代和内涵都有些问题。从时代言，《尧典》当然不是尧舜时代的作品，而很可能是后人掇拾旧闻编缀而成。是什么时代的人编的呢？迄无定论，有的说是周朝史官编的，有的认为是战国时儒家学者编的等等。既是后人编缀旧闻，那么即使其中有许多符合史实的内容，也并不能保证每一处记载都合乎史实。易言之，“诗言志”这句话究竟产生于什么时代、舜的时代是否已有这样的观念，都还是问题。从其内涵言，“诗言志”的意义，是说诗表述心中所想、心之所存。志就是意的意思，因此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径记作“诗言意”。但究竟是说自己作诗来表述心意呢，还是说借用、引用他人作的现成的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呢？就不大好判断了。须知春秋时代借用、引用现成诗篇来表述己意的情况是很不少的，《尧典》里的这个观念会不会是受那种情况影响而形成的呢？不过，到了后代，诗歌创作发达了，“诗言志”这句话，一般是被理解为制作诗歌以述己志的，刘勰这里也是这样。“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都是就作诗而言的。“舒文载实”的“舒文”，指舒布文采，运用言辞作诗；实，则指诗人内心的情志。
“诗者，持也”，刘勰用了声训的方法，将诗释为持，然后与持人性情、义归无邪联系起来，突出了诗的教化功能。这当然体现了儒家诗教观的影响。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刘勰的诗学思想就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因为看一位论者的思想观点，要全面地看；观察一位批评家的文学思想，要结合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来看。这种具体评价，往往比其理论表述更为重要。
诗者，持也 这是《诗》纬《含神雾》中的话。这种以音同、音近的词进行训释的方法，称为声训。《文心雕龙》的“释名以章义”，常用此法。其法起源很早，如《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尽心下》论征伐云：“征之为言正也。”又：“仁也者，人也。”《韩非子·解老》：“义者，谓其宜也。”这种训释方法，汉代盛行，集其大成而编成字典的，是刘熙的《释名》，其书今日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