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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翳，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传；杨雄讽味
，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驾丰隆，求宓妃，凭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毙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刘勰首先回顾汉代论者对《楚辞》的评价。汉人爱好《楚辞》，从帝王到文士皆然。班固、王逸等人都为《楚辞》作过注解。现存最早的就是王逸的《楚辞章句》。汉朝人对《楚辞》都给以很高评价，不过也有人在肯定之中又有所批评，班固便是一个代表。班固认为屈原的创作，既是抒发其忧苦郁积的情感，又是用以讽谏，其光明正大、忠于国家的精神值得称道。但又从出处行藏的角度出发，批评屈原未能明哲保身、抽身远引；“露才扬己”，锐意进取，不合中庸之道。另外对《离骚》中某些运用神话传说、大胆想象的内容加以指摘，认为荒诞不合事实，“非法度之政（正）、经义所载”（班固《离骚序》）。王逸则针对班固的批评加以驳斥。他说屈原杀身成仁，合乎儒家的教训，其作品也不失温柔敦厚的诗教。王逸还举《离骚》中的一些具体描述，一一与儒家经典比附对照，认为是“依托五经以立义”的，并不荒诞。我们若细读班固、王逸的评价，便不难发现：他们有些话针锋相对，但倒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为评判标准的。这正是汉代儒学独尊、士人头脑受到禁锢、文学成为经学附庸的反映。
刘勰在引述汉人的评论之后，加以折中，也仍然不出依经论《骚》的藩篱。不过，他虽然对汉人的论断加以评骘，但他的意图其实主要不在于此，而在于要引出“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这几句话。也就是说，刘勰要给《楚辞》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在六经之下，而在汉赋之上。本篇开端“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也就是这个意思。这当然不仅是就时代顺序说，主要还是就成就高下说。而将《楚辞》放在这样的地位，又是与刘勰将要提出的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大有关系的：他一方面要人们学习《楚辞》，求新求变；一方面又要防止求新求变过分。因此他既要充分肯定《楚辞》的成就，肯定其崇高的地位；又说《楚辞》毕竟还比不上《诗经》等儒家经典，还有“夸诞”之处。刘勰有一个基本的文学史观：商周的文章制作（即五经）“丽而雅”，漂亮而又雅正，以后即沿着求新变、求精美的方向发展。刘勰认为这个倾向是要肯定的，但这个倾向中也有不好的东西在日益发展，应该纠正。而这好的和不好的方面，其源头都体现于《楚辞》。他之论定《楚辞》地位在五经之下、汉赋之上，是服从于他的文学史观和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