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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勰论文道关系，今日读来，似觉新奇。但实际上并非他的凭空创造。
以道为宇宙本体，为万事万物之原和存在的依据，此种思想，如上文所述，由来已久，在刘勰时代，早已是知识分子思考问题、论述问题的出发点。此种关于“道”的学说虽创自道家，但也注入儒家思想，为士人所普遍接受。甚至佛学东来，佛家所谓真如、实相、法身、菩提等，即宇宙真理，也都被理解成这个“道”。刘勰既是儒家信徒，又信仰佛教，他便说过：“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佛之至也，则空玄无形，而万象并应；寂灭无心，而玄智弥照。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用，靡识其然。但言万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汉语曰道。”（《灭惑论》）不难看出，刘勰对“菩提”的描绘，所谓“空玄无形”、“寂灭无心”，所谓“莫见其极”、“靡识其然”，但却无处不在，与万物呼应，在冥冥中主宰一切，起着伟大的功用，是与《老子》中对那玄之又玄的“道”的描绘相当一致的。刘勰所谓“幽数潜会，莫见其极”的“幽数”，其实也就是《文心雕龙·原道》中所说的“神理”。学界曾讨论《文心雕龙·原道》之“道”是什么道，是道家之道，还是儒家之道，还是佛家之道。其实从宇宙本体的角度说，在刘勰头脑中，在当时许多士人的头脑中，三家的“道”是同一回事。而在《原道》篇中，是将这宇宙本体之道与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统一起来的，后者是前者在人类社会的体现，而此种体现经由圣人之手完成而撰述为“文”、“文章”，即儒家经典。
刘勰将人文与道直接联系，早有先例。《韩非子·解老》已说：“圣人得之（道）以成文章。”这里“文章”还是广义的，可理解为文化、各种制度等等，不仅指著作，但也包括著作。至于将天地万物之“文”与“人文”并列，也早见之于《周易》。《周易·贲·彖》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系辞下》则说“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云云，就是说圣人依据天地万物之“文”制成卦象，于是“神明之德”乃体现于易卦之中，亦即体现于“人文”。《周易》中的思想资料，是最容易被用来发挥天人合一、天地之文与人文相联系、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思想的。《河图》、《洛书》之说也早见之于《周易·系辞上》：“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因此《周易》与《老》、《庄》被并列为“三玄”，为魏晋以来探讨宇宙本体与人生关系的论者所津津乐道，实非偶然。王充《论衡·书解》云：“龙鳞有文……凤羽五色。……上天多文（指日月星辰，亦即《周易·贲·彖》所谓‘刚柔交错’）而后土多理（山川地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采。”即将天地龙凤之文与圣贤之文并列，以天地万物之有文论证圣贤人文之必然性。王充还特意提到《河图》、《洛书》之类，说“瑞应符命，莫非文者”，将《河图》、《洛书》视为“文”的表现。其结论是“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以万物有文论证人文的重要。三国秦宓也说：“夫虎生而文炳，凤生而五色，岂以五采自饰画哉？天性自然也。盖《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伤！”（《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试将《文心雕龙·原道》“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之语与秦宓所说相比较，便觉何其相似。王充、秦宓都以文人著述比附于天地万物之文，以论证写作文章著述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刘勰用心实与之相同。与刘勰同时或略后的论者也多作此论。如梁代萧统《文选序》引《贲·彖》“观乎天文”、“观乎人文”之语和伏羲作卦、造书契之说以证明“文之时义远矣”。又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天文以烂然为美，人文以焕乎为贵。”又萧纲《昭明太子集序》、《答张缵谢示集书》，都是同一机杼。
总之，刘勰论文，从形而上的“道”说起，原有其学术传统、时代风气方面的背景，并非个人独创。不过他毕竟比别人说得更明确，更完整，更井井有条，也更有文采、更动人。今日读来，也就使人颇感到具有哲学、美学的意味了。
（二）《文心雕龙》以《原道》发端的实际意义。
刘勰从“道”开始论文，是否以此道贯穿全书去论述具体的写作法则呢？其实并非如此。全书论文体、论各项写作法则，都谈得很切实，都是就文章本身的规律而论，是从阅读和写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少有将那些论述、那些具体法则上升、联系到作为宇宙本体之“道”的（不是完全没有，但很少）。那么，他从“道”论起，其意图何在呢？清人纪昀曾评《原道》云：“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说“首揭文体之尊”是对的，但将刘勰所说的文原于道，与“文以载道”并提，则容易使人误会刘勰与后世古文家所倡导的一样，要求作文以明道。其实综观《文心》全书，刘勰着重谈的是文章写作艺术、技巧方面的东西。他确实强调征圣、宗经，但乃是偏重于从文章写作、语言风貌方面学习经书，并非强调宣扬儒道或以儒道干预现实生活。总之，恐不宜将《文心雕龙》放在荀子宗经和后世古文家以文明道、文以载道的那个系列中去。纪评又云：“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认为《原道》提倡作文应自然而不雕琢。这怕也是误解。上文说过，《原道》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是说宇宙间有了人，就必然有“人文”，“自然”在这儿是本当如此、必然如此之意，与写文章行文自然不雕琢的“自然”不是一个意思。刘勰确实反对过度的雕琢，但他对于对偶、声律、用事等骈文的修辞手法是完全拥护并身体力行的，他甚至主张作者用字时要考虑笔画的多寡搭配，以免看上去太稀疏或黑压压一片，给人的视觉印象不美（见《练字》篇）。在刘勰看来，用人工雕琢的方法以达到文辞美丽的效果，是天经地义的。这与后世论者所谓自然平易、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的自然是很不一样的。总之，若说设《原道》一篇的目的是标举行文自然，不见得符合事实。
那么，刘勰论文从《原道》发端，究竟有何意图呢？我们认为大约有以下三点。
第一，借以抬高文章的地位。既然人文出于至高无上的道而与天地之文并列，而且始于圣人之手，则其地位当然崇高。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原道》所举人文为圣人著述、儒家经典，但后人所作各种文章既与经典同属人文，则地位也是很高的。《文心雕龙》全书所论，远远不止于圣人之文，主要倒是后世各种文章，既包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所必需的公家应用之文，也包括一般的抒情写景之作。因此，高谈“道之文”，其实具有为各种文章、为文学创作占地步的作用。
第二，是为了强调文辞修饰的重要。既然天地万物都“郁然有采”，十分美丽，那么人文，即文章，也应该富于文采。在刘勰看来，“文”、“文章”的含义，既是指连缀文字而成的篇章，又是指鲜明美丽的文采，二者合二而一。因此《文心雕龙·情采》篇一上来就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刘勰生活的齐梁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视文采的时代，文辞修饰，所谓“综缉辞采”、“错比文华”，是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文心》全书专论修辞之美的篇目甚多，它本身五十篇每篇都是写得很美的骈文。刘勰的确反对过分的雕华，但决不是不重视雕饰。
第三，是为了提出征圣、宗经的主张。既然“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圣人之文（六经）是道的完美体现，那么征圣、宗经当然是天经地义之事。征圣落实于宗经，宗经的目的主要是要人们以经书的文风、经书的写作法则为典范，这也具有针砭时弊、纠正当时不良文风的用意。这一意图，是刘勰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中一项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