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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德行》1）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德行》3）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德行》4）
《世说新语》以《德行》为第一篇，而本篇开头部分，即为东汉“党锢”事件中重要人物陈蕃、李膺及与之关系密切的郭泰诸人的事迹。其实从全书来说，《世说新语》中也有几则年代早得多的人物故事（最早为《贤媛》篇记秦末陈婴母事），但这一开头仍然有标示记事之起始的意味，因为它突出了全书的重心和趣味所在。
东汉中后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即士大夫阶层、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士大夫与外戚有斗争也有联合，与宦官则完全处于对立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宦官受到皇帝的信用，是因为他们被皇帝视为家奴，所以尽管在极端情况下也会出现宦官集团操纵皇帝的现象，但说到底，它的权力乃是皇权的延伸，或者说是皇权的变异形态。士大夫是传统政治中重要的力量，而东汉以来士族势力不断发展，使这一社会阶层更为重视自身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当皇帝或其他皇权代表人试图借助宦官尽最大可能控制国家权力，甚至通过他们卖官鬻爵以聚敛财富，这在士大夫阶层看来，既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也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与伦理秩序，因此他们常带着轻蔑和仇视激烈地反对宦官干政，这种斗争说到底是士大夫阶层与皇权相抗衡的表现方式。所谓“党锢”之祸，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士大夫阶层在与宦官集团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互相标榜的风气，他们用各种特殊的名目来称呼一些典范或领袖式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君”、“八俊”、“八顾”。“君”是指被奉为一代之典范，而“三君”虽以窦武为首，但他是外戚，从士大夫阶层来说，陈蕃（字仲举）才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俊”是指为人之英杰，“八俊”以李膺（字元礼）为首；“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八顾”以郭泰（字林宗）为首。他们都是在《世说新语》一开头就出现的人物。
李膺出身于官宦世家，曾任河南尹、司隶校尉等要职，以敢于对抗骄横的宦官势力而著名，曾经从中常侍张让的府第中搜捕出他的弟弟张朔并迅速处死，令众宦官惊恐不敢出皇宫，尤其受到喜欢议论朝政的太学生的拥戴。桓帝、灵帝朝两度作为“党人”的首领被捕，最终自杀于狱中。
陈蕃亦出身仕宦之家，桓帝时官至太尉，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拜为太傅。蕃素称名臣，又曾在窦太后被立为皇后时起过作用，所以受到窦太后的信用。他不仅尽力起用李膺等在第一次党禁中被罢职的官员，还与大将军窦武（太后之父）密谋诛杀宦官。及窦武事败危急，陈蕃亲率属下官员及太学生八十多人，手持兵器冲入宫门，被宦官所率军队逮捕，当天就遭到杀害。
郭泰的情况稍为特别。史书称他家世贫贱，本人也没有做过什么官。但他是太学生的领袖，在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谢承《后汉书》甚至说：“泰之所名，人品乃定。”意思是一个人人品如何，要经过郭泰的评说才算有了定论。关于他的一则风流故事说，他曾在行途中遇雨，头巾折下一角，世人纷纷效仿，故意折巾一角，号为“林宗巾”。郭泰最初是因为受到李膺的赞赏而声名大振，后来则代表了太学生对陈蕃、李膺诸人的支持。《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说：“（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后秀王叔茂。’……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这种朝野呼应的现象，反映了东汉末士大夫阶层上下之间的政治协同。
余英时认为东汉末出现了士大夫的“群体自觉”，他说：“惟自觉云者，区别人己之谓也，人己之对立愈显，则自觉之意识亦愈强。”（《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收入《士与中国文化》）简单地说，正是在与宦官集团的激烈冲突中，士大夫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所必须坚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利益。而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当士大夫阶层以一种自觉的意识从事政治活动时，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一阶层与皇权在某种意义上的离异倾向。他们的领袖或代表人物虽然并不否认皇权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但同时也并不将自身视为完全依附于皇权的存在；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会认为自己才真正是能够维护合理的社会秩序与文化价值的人。《世说新语》开头所列陈蕃、李膺故事，正显示了上述精神，或者说一种人生姿态。陈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这里用一个出发的动作为象征，表现了主人公重建人间秩序的理想；李膺“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则是把确立和维护他所认定的正当的社会价值观作为自己的责任。这种宏伟的胸怀和士族阶级的崛起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后来士族权力与皇权成为并行权力的政治结构也由此初现端倪。
士大夫阶层彼此间的联络、呼应和对领袖人物的崇拜，即所谓结党交游之风，也正是这一阶层有意识地作为一个政治群体进行活动的显著标志。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侯览指使他人上书控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借机下诏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布罪行，以求天下共同声讨，造成第一次“党锢”之禁。上书的内容固然带有恶意的攻击，但述李膺等人的行迹，却并非都是诬陷。徐幹《中论》之《谴交》篇描述士人交游之风，文辞也很尖锐：“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在上面选列的故事中，陈蕃一则讲他礼敬贤士的殷切之情，这固然是为官的美德，但他以周武王得天下后席不暇暖就先去商容居住的里巷表示敬意之例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可见其自视之高；李膺一条说他在士林中所具有的巨大号召力，令人明白他对宦官势力的强硬态度其实离不开士大夫阶层广泛的支持；而郭泰的故事虽然只涉及他对两个人物的比较与褒贬，但放到更大的背景上看，人物品评正是士林领袖人物联结人群、扩大影响的有力手段。
对于这些人物在后汉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范晔在《后汉书》中给予崇高的评价。《陈蕃传论》曰：
（蕃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范滂传论》曰：
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
《后汉书》有一点特殊之处，是在士族势力开始受到抑制、其政治力量已远逊于东晋的刘宋王朝，作者试图通过表彰汉末志士来激励士人奋发有为，因而其史论难免有情绪化的成分。但就强调士大夫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强有力的主动姿态而言，他的说法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