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李善的《文选注》并列为“四大古注”。这些注不仅具有很高水准，而且由于它们所引用的古籍大量亡佚，其本身已成为重要的文献，所以价值并不低于原书。
刘孝标（462—521）名峻，以字行。他是南朝梁代一位以博闻周览著称的学者，有“书淫”之目。刘氏在《世说新语注》中自叙己见时，言必称“臣”，可见此书系奉梁武帝敕旨所撰；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根据其仕历情况，考证他作注的年代当为天监六年、七年（509、510）之间，这大概是不错的。其实在刘孝标之前，《世说新语》已有南齐人敬胤所作注，但在刘注问世以后，敬胤注即湮没无闻（今仅存四十条残文），这也表明了刘注的权威地位。
作为一部记述历史上著名人物之言行的书，《世说新语》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小说，它本身具有史料价值；而广采旧文编理成书的特点，使得它难免有疏漏、舛误之处。刘孝标是位严谨的学者，他主要是把《世说新语》作为一部历史著作来看待并为它作注的。
刘注征引之广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叶德辉《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序云：“凡得经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四十余种，别集二十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释道三十余种。”据此，刘注引书约有近五百种。但刘孝标并非一味逞博，随意罗列材料，《世说新语注》同时还以体例严整、考订精审见长。除了注明出典、解释词语这一类最基本的注释工作外，刘注还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花费了很大精力：一为补充史实，原书中一些因过于简单而显得突兀的人物故事，由于注的补充而变得背景明白、脉络清楚；一为纠正纰缪，原书中一些讹误的传闻，由于注的辨析而得到澄清。当然，如果是纯出于虚构的小说，就谈不上从史实上加以“补充”和“纠正”的问题，但《世说新语》的性质较为复杂，其价值也是多方面的，因而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站在历史学者立场上所做的工作也是完全有必要的。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即使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刘注也有它不可忽视的价值，因为有些人物故事，注所引用的材料比原文更为生动，如《言语》篇中祢衡击鼓的故事就是显著的一例。
《隋书·经籍志》关于《世说新语》的著录云：“《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由此可见，此书最初有注本与非注本两种版本。但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显然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原文离不开注，不带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很快就消失了。
现存最早的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起于《规箴》第十，终于《豪爽》第十三，卷末题“世说新书卷第六”。这个本子虽说残存内容很有限，却仍然非常重要。它保存了刘注十卷本的版本形态；将残卷与今本相比较，又可以知道今本的分篇、各篇所包含的则数以及篇和则的次序应与古本相去不远，但刘孝标注却已经过删削。这一珍贵的残卷由罗振玉于民国初年影印传布，解放后国内多种影印本《世说新语》也都将它作为附录。
上面所谓“今本”指的是在宋代形成的一种三卷本，它是北宋初做过宰相的著名文士晏殊对以前的版本加以处理的结果。绍兴八年董弅刻本题跋云：“右《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釐为十卷。……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翦截，最为善本。”晏本原本不传，但传流较早的几种南宋刻本均是出于这一版本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为前面提及的绍兴八年董弅刻本，有原刻本藏于日本，国内有影印本；其次有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陆游刻本，原刻不存，但明嘉靖间吴郡袁尚之嘉趣堂重雕本大致保存了宋本的面貌，书分三卷，每卷又分上下，《四部丛刊》据以影印，故流播尤广；又有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此本曾为清初徐乾学传是楼所藏，清人沈宝砚曾用此本与袁氏嘉趣堂本对校并作《校记》，但原本不知何故竟不知去向。至于其他各种后出版本甚为纷繁，无法一一涉及。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一书于版本搜罗与考订方面用力甚勤，足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