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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重要书目在著录《世说新语》一书时，通常都是将它归在子部小说类，仅有个别例外是将它分归史部的；通行的文学史也都是把它作为古代小说来分析。所以，关于《世说新语》的性质问题应该说没有多少争议。本《导论》一开始就说“《世说新语》是一部古代意义上的‘小说’书”，亦已就此作了简要的交代。但刘义庆他们在编撰这部书时，大概并没有一种明确的目录学意义上的归类意识，而且古人所谓“小说”较之今日作为文学分类之一的“小说”概念，其涵义也要宽泛得多；所以用普通的小说观念来看待它，难以确切地理解这部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典籍。
《世说新语》的性质与它的书名有关联，而《世说新语》的书名又存在一些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在这方面作一些解说。
《世说新语》始见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称为“《世说》”而并无“新语”两字；五代所修《旧唐书·经籍志》和北宋所修《新唐书·艺文志》也沿袭了这样的书名。但这并不表明《世说新语》的原名是《世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世说新语》文本是原藏于日本京都东寺的唐写本残卷，该写本在卷末所题书名为《世说新书》；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故事，亦称出于《世说新书》，这表明在唐代《世说新书》这一书名是比较通行的。所以余嘉锡认为此书的原名应为《世说新书》，而《隋志》以下著录为《世说》实为简称（《四库提要辨证》），他的这一看法受到多数研究者的赞成。
而《世说新语》这一名称也出现得相当早，根据有二：唐初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一书中尽管多用《世说》为书名，却也有一处清楚地说到“近者宋临川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云云；唐刘肃著《大唐新语》，该书的原名据作者在自序中提及为《大唐世说新语》，这明显是效仿《世说新语》的。
大概地推断，本书的原名可能是《世说新书》，但因其记名士谈论的内容最多，很快就有了《世说新语》的异名；同时又以《世说》为简称。而北宋末人汪藻所撰《世说叙录》言及北宋初各种本子皆题作《世说新语》，则表明此书名至北宋初已经开始成为通用名称，并最终成为定名。
不管刘义庆等人编撰之书原名为《世说新书》还是《世说新语》，从语法结构上说，“世说”应是书名的核心词，“新书”或“新语”则是对前者的修饰和限定。
古代以“说”命名的著作常常与“小说”有某种亲缘关系，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中，以“说”命名的即有《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五种；《韩非子》的内外《储说》及《说林》多有寓言故事，汉代刘向所著《说苑》也完全是借遗闻轶事转入议论。“说”作为一种边界不很确定的文体，通常有论述某种道理的内容，但并不推重单纯的逻辑推理，而喜好借故事来达到“说”的目的。这一类“说”，即使具有浓厚的政治和道德意味，也包涵了一定的文学因素；而政治和道德意味愈淡薄，则愈近于“小说”。
那么，《世说新语》书名中的“世说”两字，其字面意义应该是“世间众说”，亦即“关于人世生活的各种道理的解说”。当然这里的“解说”并不是抽象的论析，它是通过人物故事来呈现的。
余嘉锡先生注意到，在刘义庆之前，刘向已著有名为《世说》的书。《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注云：“《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余氏认为，刘义庆《世说新书》之命名，实与之有关：
刘向校书之时，凡古书经向别加编次者，皆名“新书”，以别于旧本。故有《孙卿新书》、《晁氏新书》、《贾谊新书》之名。……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
余先生的意见总体上说很值得重视，但有些地方却推衍有过。刘义庆的《世说新书》固然很可能有仿照《世说》的用意，但说它“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恐怕是将两者的关系拉得太紧了。此书在内容方面一个醒目的特点是集中叙述自东汉末至东晋的人物故事，而这一时段又并非随意截取，它自具一种明显的时代特色；虽然书中也有少数几条涉及这以前的历史，然殊为寥寥，似为无意间羼入之文，或体例不甚严格的表现。总之，假令刘向《世说》的内容确如余氏推测是“下纪秦汉”（指秦汉之际），则刘义庆《世说新书》怎么也不能理解为是有意与之“相续”的。进一步说，刘义庆等人在其书名中特标“新书”二字，若说是为了与刘向之书相区别，自然情理可通，但其意义恐怕首先不在于此。在刘义庆那个时代，《世说新语》即《世说新书》的“新”是十分突出的，一方面，书中许多人物生活年代离编撰者并不很远，同时他们的形象和精神面貌亦与历来载籍所见者不同。所以，所谓“新书”，主要应该从书本身所体现的时代风貌与趣味之“新”来理解。
刘向的《世说》，一般认为已亡佚，但向宗鲁的研究结论则认为它就是今所传《说苑》，并非二书，《汉书·艺文志》注中的“说苑”二字系妄加（《说苑校证》）。这一问题此处暂且不论，但不管怎样，向宗鲁认为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仿自《说苑》，乃是事实，将二者加以比较，仍可感受到《世说新语》即《世说新书》之为“新”。
《说苑》的情况，《四库全书总目》概括为“其书皆录遗闻轶事足为法戒之资者”，更简单说就是通过讲故事来寓教训。全书按二十门类编排：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思、理政、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谋权、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粗看起来，《世说新语》同它确实非常相像：后者也是分若干门类“录遗闻轶事”，而且也以两字标目，有些门类又很相似，如“德行”与“贵德”，“政事”与“理政”等等。但在这种相似之下二者的不同也十分明显：《世说新语》虽然对所记人事不无褒贬，却并不以道德教训为最高目的；相应的，《世说新语》的三十六门中，具有政治和道德色彩的门类较少，而体现人物品格、性情与趣味的门类较多；同样原因，《世说新语》在纪录遗闻轶事之后，不再附以作者的议论。关于《世说新语》门类的设定后面还将作进一步的分析，这里只是通过比照，说明它的一个特点：在著作模式上它是源于子书的，尤其接近儒家借故事以说理的类型，所以其关注人类社会生活的态度与前者仍然有相通之处；但另一方面，和《说苑》的经术化特征不同，《世说新语》的精神内核是玄学清谈，它的写作立场也由《说苑》式的道德教化转移到表现人性的丰富形态，这当然会使人耳目一新。
此外，前面我们说到《世说新语》是采辑旧文编理成书的，它的性质和特点当然会受到其前源文献的制约和影响。而这里非常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作为《世说新语》主要资料来源的三类著作，即逸事小说、杂史、杂传，都是魏晋时代新兴的著作类型，都具有相当浓厚的时代色彩；宋世去晋未远，从那些新型著作中采辑资料编撰成的书称为“世说新书”不也是很适宜的吗？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世说新语》所记都是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故事，作为其主要资料来源的杂史和杂传在目录学上都是属于史部的，其书中的不少内容也被直接移录到《晋书》的人物传记里，为什么绝大多数学者还是将它视为“小说”呢？这就牵涉到《世说新语》与史籍的关系。
古代——至少唐传奇问世以前——所谓“小说”的概念，既不表示“有意识虚构”的意味，同时也并不严格要求真实可信。就像我们日常所谓“传说”，它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假的。于是在小说和史之间就很容易形成一种边界模糊的交错地带。《世说新语》就生长于这种交错地带。要说它的小说特征，不仅仅表现在许多生动有趣的小故事不具史料价值也无从考实，譬如郑玄家婢引《诗》之事，正如余嘉锡所言，“既不能悬断其子虚，亦何妨姑留为佳话”，更表现在它的某些态度恰与史家之立场相背。如：其一，它哪怕是记述谢安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也是关注其风采器度、人格魅力胜于关注其政治业绩。其二，当前源文献中某些源于史学传统的因素不利于文字表达的简洁明快、不利于描绘生动的人物形象时，通常会遭到编撰者的洗削。如《言语》篇之“满奋畏风”故事源出《语林》，原文末了有一句“或曰是吴质侍魏明帝坐”，这本是史家求信实而存异说的作风，在本书中却被毫不容情地删去了（关于《世说新语》如何站在文学的立场处理原始材料，刘强的博士论文《世说学引论》中有深入而充分的分析）。
但同时值得提醒的是：如果我们因此而认为《世说新语》只是“文学”而缺乏史学意义，那也是大错特错。这不仅仅因为它的许多小故事与重要的历史背景相关联，可说是微波之下有巨流，更因为《世说新语》总体上有描绘出魏晋时代士族社会精神风貌的意图；它的故事或真或伪或无从辨其真伪，但这些故事却能够反映出特定的历史氛围。所以，《世说新语》虽具有小说的特点，却仍然带着史的色彩。
总之，结合子书和史书的传统，以人物故事为中心，用富于艺术性的语言反映一个特殊历史阶段中特定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是《世说新语》显著的特点；它既非史书，又和普通意义上的小说有所不同。
《世说新语》共分三十六门，为了能够说明问题，我们且不避繁琐，将各门的名目抄录如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上为上卷）；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以上为中卷）；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以上为下卷）。
《世说新语》门类的设定和全书的结构并不是十分严格，有些研究者将全书三十六门解说为具有深意的体系，颇为迂曲。很明显的例证，是各门的分量极不均衡，像“赏誉”一门有一百五十六则，而“自新”一门仅有二则，殊不成比例。可以推测，在编纂之初，全书的门类并未严格确定，到了成书时，为了凑足三十六门（三十六是古人惯用的一个数字），才临时添加了“自新”一门或类似的数门。否则，将寥寥两则单立为一门实不可理解。而从故事的分类来看，也不见得是精心思考的结果，一则故事放在哪一门往往也只是大概合适就行，有不少则后人觉得归类不妥，认为换一个门类更相称。另外有一点需要说明：汪藻《世说叙录》提及，本书另有三十八篇、三十九篇的本子，但汪氏已明言多出者皆为后人所增；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跋语中还提及有一种四十五篇的本子，则显然是将原书重新分拆的结果。《世说》原本为三十六篇（门），应无可疑，日本所存唐写本残卷的形态也可以间接地说明这一点。
三十六门的排列顺序有什么讲究呢？大概说来，这里存在一种可以说是“价值递减”的趋势，即排列在前的门类褒意较明显，排列靠后的门类常带有贬意。如开头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即所谓“孔门四科”（《论语·先进》记孔门几位重要弟子各有所长，将诸人分隶于四科之下，后来遂有“孔门四科”之说），表明了对儒学传统的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世说新语》是以儒学为内核的，实际上，不仅仅在其他门类中人物褒贬之尺度每有与儒家标准明显相违的情况，就是前四门中，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而前面所谓“价值递减”，也并不是一条严格的规则，像“惑溺”门列在倒数第二，但其中七则故事倒有五则是颇有趣味的，就是拿古人的标准看也不能算是关于“劣迹”的记载。这显示了编撰者较富于宽容性的态度。有人过分夸大《世说新语》的儒家立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由于《世说新语》全书不以政治与道德为中心，不以寓教训为目的，对人物的褒贬也不持苛严的标准和冷峻的态度，人自身得以成为它的中心；人的更具有内在性的、因而也是更具有个性特点的东西，诸如品格、性情、趣味、智慧、素养乃至癖好和缺陷，得到了全面的关注。当然，《世说新语》所记录的只限于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生活情状，但在这个范围之内，编撰者终究是注意到了人性的丰富多彩和它在多种意义上的合理性。研究者常常说到魏晋时代“人性觉醒”、“个性解放”的现象，这在《世说新语》中是有充分反映的。至于对书中三十六门的设定，虽然后人可以提出许多批评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显示出对人的多视角的观察，在当时出现，不仅面目新鲜，《世说新语》也正是因此而显得趣味盎然，令人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