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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文学》76)

上文提及郭璞(字景纯)诗全篇已佚,所存者仅此两句。有的注家引《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和《论语》“逝者如斯夫”之语作为这两句诗的出处,但诗中所写只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自然景象,郭璞是否真有用典的意思,恐怕很难说。

对这两句简单的诗,阮孚作出了异常热烈的赞美:它的意境深广清幽(水广曰泓,山高曰峥),难以言说;每次读到它,就有一种超越的感觉(神指精神,形指身体。这里神形并举,意指生命整体)。单就诗而言,“林无静树,川无停流”真是说不上有多么高妙,但是它包含着哲理性的内涵,并引出一种延伸的思考:没有一棵树是安静的,没有一条河会停止流动,整个世界都处于无穷的迁变中,人为之痴迷、竭力追求的世俗荣耀,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阮孚正是沿着这种哲理来思考人生,才格外感叹诗意的深邃和动人。

郭璞是两晋之交的人。在他之后,永和九年于会稽兰亭,有过一场以山水娱游为中心的高级士族文人的集会。他们陶然于山光水色,“游目骋怀”、“一觞一咏”,留下了数十首《兰亭诗》,以下举王羲之一篇为例: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

仰望碧天际,俯瞰渌水滨。

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

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春天唤醒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在这里能够寄托舒畅的心情。抬头遥望蓝天的尽头,低头看清澈的河水和水岸,辽阔而明朗的世界无边无际,用目光注视它,世界的真理就自然地向我呈现。伟大啊造化的业绩,一切存在之物都蒙受它的恩惠。各种各样的声音虽然高低不齐,给我带来的无不是新的生意。——我们能够体会到诗中的哲理与郭璞诗意相通。

对于晋人来说,自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人类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在许多情形下,生命显得短暂、渺小、无意义,这给人心带来极大的压迫。而克服这种困苦的一个途径,是把生命和某些永恒、伟大的事物相联系,使前者拥有后者的品性乃至生命力。这种精神需要带有很深的宗教意味。在古代中国,儒学回答了许多问题,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认为由崇高的“天”决定了人间的秩序和道德,由此它也给出了生命的意义。但儒学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它与社会统治阶层的现实利益结合太多,不能够保持超脱的立场;而被人们利用太多的东西,自身容易变得庸俗,因而容易遭到破坏。现世性和实用性是儒学的优点,也是它的致命伤。

相比于儒家的以政治伦理为核心的“道”,老庄之“道”因其玄虚的特征,更宜于作出超越性的解释,从而满足人们对于生命的具有宗教意味的渴望:它永远具有无限的可能,化生万物却始终保持自身的虚静,不因世间的变化而发生任何改变。在万物源于道的根本原理之下,个体生命与道本是统一的;当生命摆脱了俗世的成败毁誉的羁绊而与道化合为一时,从精神意义上说,它自然也就获得了道所具有的品性。魏晋时代儒学的衰落与老庄学说的兴起,上面所说的区别是重要的原因。

但道体既然是虚无的,人又怎样才能亲切地体味和感受它的存在,使之成为生命的寄托或至少是慰藉呢?我们举一个看似不相干的例子,也许更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法国近代思想家卢梭在表示要抛弃由教会组织所宣扬的宗教教义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一本书是打开在大家眼前的,那就是自然的书;正是在这本著作中我学会了怎样崇奉它的作者。”(《爱弥儿》)他的意思是人应该并且也只能通过自然去接近上帝,其他途径都是可疑的。如果有创造者——不管人们用什么样的名义来称呼它——存在,大自然都是创造者最伟大的创造,最显著的“神迹”,因而也是创造者存在的直接证明。“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王羲之的诗句包含着相近的意义。可以说,魏晋士人正是试图通过自然去体悟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试图通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成人与道的一致。人们在这里赋予自然以特殊的价值:亲近自然的生活,代表了对俗世荣辱与利益的超越,代表了从容的、自如的和更富于诗意的生命姿态。从这一意义上看,自然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由于人心的需要在自然中得到满足,它才是美的。而自然的价值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首先也应该从这一视角来看待。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言语》81)

印渚在今浙江桐庐县西部,这里是富春江流域,以山明水秀著称。王司州指曾任司州刺史的王胡之。他赞美印渚,对溪水的物质性特征一个字都没有说,只是从它引发的精神效果着眼,而溪水之清澈在不言之中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无论就言语之美而言,还是从体现晋人的自然观来说,这在《世说新语》中均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清洁之水可以洗涤污物,这是日常经验范围里的事情,但说它可以使人情“开涤”——由壅塞而致通达,由污秽而致清爽,则只有从玄理上理解了。简单地说,这就是因为人情融合于自然而获得它的超越性,从而使生命状态转化为宽广从容,成为美丽的生命。有“人情开涤”,进而便有“日月清朗”,这也是自然而然。这里“日月”犹如说天地、世界。用晦暗的心看到的世界只能是晦暗的,而明朗的心则使整个世界呈现明朗。在这个短小的故事里,人与自然的一种精神性关联,即人如何赋予自然以特殊的价值,而后又从自然中体会这一价值,得到非常生动的呈现。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61)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元帝少子,原为会稽王,桓温废司马奕(废帝)后,立他为帝,但政权完全掌握在桓温手中。他以帝王身份而好玄学,是一位著名的清谈家。上选一则,用十分优雅的语言表现人与自然的亲近、融合,自古以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和喜爱。

“濠、濮间想”是《庄子》的典故,前者说庄子在濠水上观赏鱼儿游于水中的自由和快乐,后者说庄子在濮水边钓鱼,以不愿牺牲自由的生活为理由,拒绝了楚王隆重的聘请。司马昱引用这两个典故,是想说人未必要隐居于僻远之地,才能效仿庄子式的高蹈;但有“会心”——对自然的领悟,就在园林之中,面对林木和池沼,也能体会到这种从容的生命状态。

从司马昱的特殊身份来说,隐居不是一种可能的选择,所以他把“会心”视为首要的条件。而“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则描写了在人与自然相融的情况下,自然如何以一种活泼的面貌对人的展开。法国诗人兰波在一首题名为《黎明》的小诗中这样写道:

我遇见的第一件好事,

在白晃晃的清新的小径,

一朵花儿告诉我她的姓名。

这是一种非常相近的感受:只有热爱自然的人,才能为自然所爱,他们和自然之间有着神秘的语言。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88)

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91)

“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如果说东晋名士的艺术美感首先源于心灵的渴望,那么,浙东“佳山水”则是令这种美感得到涵养和滋长的土地,而他们从大自然中获得的感悟,又标示了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方向。顾恺之(字长康)本是中国画史上的名家,虽然他擅长的是人物而非山水,但言及会稽山川之美,正如宗白华所指出的:“这几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等山水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作为书法家而留名于艺术史的王献之(字子敬)游览山水的感想,同样与中国山水画的精神相通。“山川自相映发”,将并无情感意志活动的山川描写得如此天真活泼,凸现了自然内在的生命力。而“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之语,更耐品味。江南山川及于秋冬之际,呈现一种清冷而萧瑟的气氛,但并不显得荒凉和枯索,更不会被冰雪所封闭。山川自然这种归于寂静的状态,似乎比春荣夏盛之景更能体现大地内涵的深邃,更能触动人的心灵,所以“尤难为怀”也!中国山水画每每喜欢写萧瑟的景物,正是追求这样的趣味——试读倪瓒枯笔山水,是否“尤难为怀”? SJ3rDP6RBN24MQb8Bi+MhShxYCzQcyWjnaXjwZOkmpHRQfLivnEzaxT5iFleoY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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