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文学》76）

上文提及郭璞（字景纯）诗全篇已佚，所存者仅此两句。有的注家引《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和《论语》“逝者如斯夫”之语作为这两句诗的出处，但诗中所写只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自然景象，郭璞是否真有用典的意思，恐怕很难说。

对这两句简单的诗，阮孚作出了异常热烈的赞美：它的意境深广清幽（水广曰泓，山高曰峥），难以言说；每次读到它，就有一种超越的感觉（神指精神，形指身体。这里神形并举，意指生命整体）。单就诗而言，“林无静树，川无停流”真是说不上有多么高妙，但是它包含着哲理性的内涵，并引出一种延伸的思考：没有一棵树是安静的，没有一条河会停止流动，整个世界都处于无穷的迁变中，人为之痴迷、竭力追求的世俗荣耀，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阮孚正是沿着这种哲理来思考人生，才格外感叹诗意的深邃和动人。

郭璞是两晋之交的人。在他之后，永和九年于会稽兰亭，有过一场以山水娱游为中心的高级士族文人的集会。他们陶然于山光水色，“游目骋怀”、“一觞一咏”，留下了数十首《兰亭诗》，以下举王羲之一篇为例：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

仰望碧天际，俯瞰渌水滨。

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

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春天唤醒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在这里能够寄托舒畅的心情。抬头遥望蓝天的尽头，低头看清澈的河水和水岸，辽阔而明朗的世界无边无际，用目光注视它，世界的真理就自然地向我呈现。伟大啊造化的业绩，一切存在之物都蒙受它的恩惠。各种各样的声音虽然高低不齐，给我带来的无不是新的生意。——我们能够体会到诗中的哲理与郭璞诗意相通。

对于晋人来说，自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人类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在许多情形下，生命显得短暂、渺小、无意义，这给人心带来极大的压迫。而克服这种困苦的一个途径，是把生命和某些永恒、伟大的事物相联系，使前者拥有后者的品性乃至生命力。这种精神需要带有很深的宗教意味。在古代中国，儒学回答了许多问题，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认为由崇高的“天”决定了人间的秩序和道德，由此它也给出了生命的意义。但儒学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它与社会统治阶层的现实利益结合太多，不能够保持超脱的立场；而被人们利用太多的东西，自身容易变得庸俗，因而容易遭到破坏。现世性和实用性是儒学的优点，也是它的致命伤。

相比于儒家的以政治伦理为核心的“道”，老庄之“道”因其玄虚的特征，更宜于作出超越性的解释，从而满足人们对于生命的具有宗教意味的渴望：它永远具有无限的可能，化生万物却始终保持自身的虚静，不因世间的变化而发生任何改变。在万物源于道的根本原理之下，个体生命与道本是统一的；当生命摆脱了俗世的成败毁誉的羁绊而与道化合为一时，从精神意义上说，它自然也就获得了道所具有的品性。魏晋时代儒学的衰落与老庄学说的兴起，上面所说的区别是重要的原因。

但道体既然是虚无的，人又怎样才能亲切地体味和感受它的存在，使之成为生命的寄托或至少是慰藉呢？我们举一个看似不相干的例子，也许更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法国近代思想家卢梭在表示要抛弃由教会组织所宣扬的宗教教义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一本书是打开在大家眼前的，那就是自然的书；正是在这本著作中我学会了怎样崇奉它的作者。”（《爱弥儿》）他的意思是人应该并且也只能通过自然去接近上帝，其他途径都是可疑的。如果有创造者——不管人们用什么样的名义来称呼它——存在，大自然都是创造者最伟大的创造，最显著的“神迹”，因而也是创造者存在的直接证明。“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王羲之的诗句包含着相近的意义。可以说，魏晋士人正是试图通过自然去体悟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试图通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成人与道的一致。人们在这里赋予自然以特殊的价值：亲近自然的生活，代表了对俗世荣辱与利益的超越，代表了从容的、自如的和更富于诗意的生命姿态。从这一意义上看，自然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由于人心的需要在自然中得到满足，它才是美的。而自然的价值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首先也应该从这一视角来看待。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言语》81）

印渚在今浙江桐庐县西部，这里是富春江流域，以山明水秀著称。王司州指曾任司州刺史的王胡之。他赞美印渚，对溪水的物质性特征一个字都没有说，只是从它引发的精神效果着眼，而溪水之清澈在不言之中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无论就言语之美而言，还是从体现晋人的自然观来说，这在《世说新语》中均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清洁之水可以洗涤污物，这是日常经验范围里的事情，但说它可以使人情“开涤”——由壅塞而致通达，由污秽而致清爽，则只有从玄理上理解了。简单地说，这就是因为人情融合于自然而获得它的超越性，从而使生命状态转化为宽广从容，成为美丽的生命。有“人情开涤”，进而便有“日月清朗”，这也是自然而然。这里“日月”犹如说天地、世界。用晦暗的心看到的世界只能是晦暗的，而明朗的心则使整个世界呈现明朗。在这个短小的故事里，人与自然的一种精神性关联，即人如何赋予自然以特殊的价值，而后又从自然中体会这一价值，得到非常生动的呈现。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61）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元帝少子，原为会稽王，桓温废司马奕（废帝）后，立他为帝，但政权完全掌握在桓温手中。他以帝王身份而好玄学，是一位著名的清谈家。上选一则，用十分优雅的语言表现人与自然的亲近、融合，自古以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和喜爱。

“濠、濮间想”是《庄子》的典故，前者说庄子在濠水上观赏鱼儿游于水中的自由和快乐，后者说庄子在濮水边钓鱼，以不愿牺牲自由的生活为理由，拒绝了楚王隆重的聘请。司马昱引用这两个典故，是想说人未必要隐居于僻远之地，才能效仿庄子式的高蹈；但有“会心”——对自然的领悟，就在园林之中，面对林木和池沼，也能体会到这种从容的生命状态。

从司马昱的特殊身份来说，隐居不是一种可能的选择，所以他把“会心”视为首要的条件。而“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则描写了在人与自然相融的情况下，自然如何以一种活泼的面貌对人的展开。法国诗人兰波在一首题名为《黎明》的小诗中这样写道：

我遇见的第一件好事，

在白晃晃的清新的小径，

一朵花儿告诉我她的姓名。

这是一种非常相近的感受：只有热爱自然的人，才能为自然所爱，他们和自然之间有着神秘的语言。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88）

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91）

“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如果说东晋名士的艺术美感首先源于心灵的渴望，那么，浙东“佳山水”则是令这种美感得到涵养和滋长的土地，而他们从大自然中获得的感悟，又标示了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方向。顾恺之（字长康）本是中国画史上的名家，虽然他擅长的是人物而非山水，但言及会稽山川之美，正如宗白华所指出的：“这几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等山水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作为书法家而留名于艺术史的王献之（字子敬）游览山水的感想，同样与中国山水画的精神相通。“山川自相映发”，将并无情感意志活动的山川描写得如此天真活泼，凸现了自然内在的生命力。而“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之语，更耐品味。江南山川及于秋冬之际，呈现一种清冷而萧瑟的气氛，但并不显得荒凉和枯索，更不会被冰雪所封闭。山川自然这种归于寂静的状态，似乎比春荣夏盛之景更能体现大地内涵的深邃，更能触动人的心灵，所以“尤难为怀”也！中国山水画每每喜欢写萧瑟的景物，正是追求这样的趣味——试读倪瓒枯笔山水，是否“尤难为怀”？ J8o32pCcxgyy5idkgfq39u7Ypro2jvSsBy7CRV+S+A/Xu1xGFUHNLPwRQSrGjI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