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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讲中，我们集中谈了魏晋士人对名教与自然之关系的讨论。此所谓“自然”，是指人为的、造作的、束缚天性的事物的反面。而在倡导自然的同时，魏晋士人又表现出对自然风物的极大兴趣和富于美感的理解，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对此说过一句很动人的话：“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世说新语》中关于士大夫赏识自然风物的记载多为东晋之事，而中国的田园山水诗的正式成立也在晋宋之际，因而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中原士大夫来到南方，被江南秀丽的山水风光所吸引，导致了对自然的发现。这一理解包含着一种潜在的前提，即所谓“自然之美”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人所要做的是把它找出来和描述出来。
但事情绝不是如此简单。自然之美固然有赖于一定的客观条件，但这些条件只有与人的精神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显示为对于人有意义的“美”。换言之，所谓自然之美的“发现”，其实是一种精神创造活动；因而，它和整个思想文化的历史密切相关。我们相信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时，是将两者作为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事件来看待的。不过，也许说“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向外发现了自然”，能够更清楚地说明自然被发现的精神过程。正是因为人将活跃的情感投射到外界，“与物徘徊”，才使自然风物精神化，从而充溢了美的意趣；反过来，由于这种自然之美代表着人所向往的精神境界，它又产生了洗涤心灵的作用。
从整个过程来看，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萌发至少在建安时代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在西晋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到了东晋，一方面由于士大夫的生活条件更为优裕，其人生情趣更偏向于清高优雅，脱俗出世的态度受到社会高度的尊重；另一方面因为江南山林更容易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使得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达到一种高峰状态。《晋书·王羲之传》载：“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这里提及的人物均是一时名流，我们由此可以感受到当时社会的一种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