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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14）
何晏字平叔，因母亲改嫁曹操而被曹氏收养，“见宠如公子”（《三国志》裴注引《魏略》），在魏晋之际是一个位高名显的人物，也是一个领风气之先的名士。正始十年为司马懿所杀。他的事迹以两项最有名：一是与王弼诸人一起引导了玄学的兴起，一是由他引导了服药的风气。这种药就是上文所说的五石散。
在中国古代医药学中，以石入药起源是非常早的，古人认为石类药物具有延年益寿的效用。屈原《涉江》有云：“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记载：“冶云母以麦籍为丸如酸枣大”，服后“令人寿不老”（《马王堆汉墓帛书》）。而汉武帝“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三国志·魏志·卫觊传》），更是有名的历史故事。在汉代形成的《神农本草》中，把丹砂、石钟乳、石胆、曾青、禹余粮、白石英、紫石英、五色石脂等十八种石列于“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药中。有很多材料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服石传统的悠久，此处仅是聊举数例。服石能够养生延寿的观念，或许有来之于经验的成分，但同时恐怕也是一种原始思维的遗存，即认为通过服石有可能获得石所具有的坚固长存的特性。法国著名学者列维布留尔把这种思维称为“互渗论”。
石药中有一类名为“寒食散”，包括多种方剂，其共同的特点是服药后须以吃冷食等方法调节身体的反应。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东汉时代，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已提及“侯氏黑散”之将息方法为“宜冷食”，而最早直接以“寒食”命名的“紫石寒食散”亦首见于此。张仲景所拟方剂是用以治病的，魏晋时期在此基础上改进为新的方剂，应用范围也大为扩展，其中最有名的一种就是“寒食五石更生散”，或简称为“五石更生散”，后来又由此衍生出一种“五石护命散”。由于五石散的流行，它和“寒食散”几乎成了等同的概念。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卷二十二载有《五石更生散》的药方，由于服石的风气在唐代仍有遗存，孙思邈所记当与魏晋人所用的原方相差不多：
紫石英 白石英 赤石脂 钟乳 石硫黄 海蛤并研 防风栝楼各二两半 白术七分 人参三两 桔梗 细辛 干姜 桂心各五分 附子炮，三分，去皮
右一十五味，捣筛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二。中间节量，以意裁之……
服用寒食散成为普遍的风气，甚至成为上层人物身份地位的标志之一，是从何晏开头的。《世说》刘孝标注引秦承祖（传本误作“秦丞相”）《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又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引西晋皇甫谧《寒食散论》之言云：“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曰仲景。……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
就古代文献记载来看，服五石散能够带来，或服食者指望带来什么好处呢？一是补虚。皇甫谧说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意思是说他因为纵欲而体虚，服散后乃得“体力转强”。第二是久食可以长寿，大概凡是能够使弱者转为强壮的药，人们都相信它具有延年益寿之效。照秦承祖的说法，寒食之药“虽未能腾云飞骨，练筋易髓，至于辅生养寿，无所与让”（《医心方》卷十九）。第三是可以增强性功能，孙思邈说：“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可见“寒食散”确曾被当作房中药。因为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药，容易引起神话式的夸大，所以到后来，也有人宣称它是可以治百病的。
但五石散是一种剧毒的药，它带来的弊害也实在是很惊人，大概说来，吃成疯癫的，吃成瘫痪的，吃死掉的，都有。所以清代学者把它比作鸦片。为了防止或减轻服石的患害，就有专门的将息节度的讲究，皇甫谧的《寒食散论》是这方面现存比较完整的文献。他提出的主要方法是：服散须臾要以冷水洗手足，待药行之后，则脱衣冷水洗浴，常当寒衣、寒食、寒饮、寒卧；常饮酒令体内熏熏不绝（各种食物均要冷吃，酒却是要吃热的）；还须烦劳，如行走、跳踊、劳动出力等。这些方法据说有散毒排毒的作用。
五石散吃起来那么麻烦，危险又那么大，为什么服石竟成一时之风尚呢？这真的很难说，时尚这东西常常是很奇怪的，莫名其妙的玩意儿莫名其妙地流行一时，也是屡见不鲜。但无论如何，它和魏晋时代某些特点的关联，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到的。这就是自东汉末以来，由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崩坏，由于社会强烈动荡以及瘟疫流行造成的人口大量丧亡，由于个体意识的觉醒，在士人内心中形成的自爱与颓废相混融的精神状态。生命的意义是难确认的，而死亡却随时可能到来，人们恐慌地试图要抓住什么东西。五石散，这一据信能保障长寿和性的快乐的药物，就为之提供了必要的刺激。至于“散发”带来的麻烦乃至危险，反倒是提高了药物的身价，并相应地提高了服食者的身价。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文学》101）
王恭字孝伯，其弟王爽，小字睹。服五石散的目的是求长寿，但因药性发作而“行散”（步行发散药力）时，能够感受到的只是眼前的痛楚。所以会想起“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以为那是古诗中写得最好的一句。一切都在变化中消逝，它提醒人们生命是有限的，在“行散”时，似乎对此理解得更为深刻了。
鲁迅的讲演中说：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这说得很有意思，却又不尽然。本来士大夫的生活是向着享乐和松散的一面变化，而由于服散，衣着和行止上需要有所适应，遂两相煽动，使传统礼仪更难遵守，风气于是大为改观。葛洪《抱朴子·讥惑》篇云：
上国众事所以胜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闻（江表）贵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数食宣药势，以饮酒为性命，疾患危笃，不堪风冷，帏帐茵褥，任其所安。于是凡琐小人之有财力者了不复居于丧位，常在别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饮，或与密客引满投空，至于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
这里大概意思，是说江东士人自称效“京洛”之法，其贵人在丧礼中亦以有病须服石散为由，多饮食，不离酒，居安适之地，而凡琐小人则即使不服散，也不愿住在守丧专用的粗陋的房屋中，而是“常在别房，高床重褥，美酒大饮”。我们看到的是服散给了人们破坏礼仪规制、追求舒适生活的理由。骨子里，这其实是“越名教而任自然”。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任诞》6）
史籍中并无刘伶是否服药的记载，但此种裸袒的狂诞纵使与服药有关，也绝非只是用服药就可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