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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篇著名的文章，就是1927年他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的演讲记录，名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魏晋文学及思想文化研究方面影响很大。鲁迅欣赏朴实，目光犀利，凡属贵族文化中矫情和虚浮的东西都不能得到他的喜欢，加之因为是公众场合的演讲，需要调节气氛，言辞更多了些嘲讽和调侃的味道，所以“魏晋风度”被他描述得颇多可笑之处。
相反的情形，则见于宗白华先生一篇差不多同样有名的文章《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先生赞美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表里澄澈、一片空明”；“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用辞毫不吝啬，令人觉得在那个时代，士大夫达到了几乎是极致的精神境界。
大概地说，贵族文化中矫情和虚浮的表现总是不能免的，很多漂亮的语言和漂亮的举止常常是一种有意显示出来的人生姿态。但矫情和虚浮何尝不是一种真实？至少它表达着希求和愿望。而魏晋士人的许多行为虽然与某种特殊的生活习俗有关，但不能认为在这里面没有精神性的内容。人们应该重视鲁迅的讲演所包涵的深刻的启发意义，但也需要注意到他是着重从一个视角展开。如果据此认为“魏晋风度”云云其实不过是吃药的结果，这就离事实很远。我们找一个简单不过的例子：
桓车骑不好著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催使持去。妇更持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贤媛》24）
桓冲，桓温弟，曾任车骑将军。如鲁迅所说，魏晋人服五石散后，皮肤易受损伤，故喜穿旧衣，但这一故事却与之无关。屡见它被用来作为服药风气的证据，其实是粗率的做法。因为，如果桓冲不好着新衣是服药的缘故，那就是身体的必须，其妇岂能“故送新衣与”，不怕丈夫受皮肉之苦？桓冲又岂能因其妇一番言语，就欢喜不迭地穿上新衣？
其实，旧衣的舒适胜于新衣，是很简单的生活经验；喜穿旧衣也不能算是怪异的习性。对于性情豁达，尤其是自觉其身份已不待外物修饰的人来说，穿旧衣更有一种超越庸俗生活常规的意义（所以我读到有人赞美领袖人物喜着旧衣为“勤俭”，深觉奇怪）。进一步说，既然桓冲的事例与服药无关，那么魏晋士人普遍喜欢穿宽袍大袖，不少人甚至喜欢裸袒的风气，也没有理由说完全是由于服药的关系，追求松散洒脱的生活情调，至少也是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