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文学》72)
以明确署名的文学创作自述夫妻间的感情是从东汉后期开始出现的,典型的代表是桓帝时秦嘉与妻徐淑之间的赠答诗。到魏晋时,又出现了悼念亡妻的诗作,为中国诗歌增加了新的抒情主题。这方面的名作有潘岳的《悼亡诗》,而孙楚(字子荆)因除妇服(为妻守丧期满)而作的诗篇,也很受当时人的称赏。
刘孝标注录存了孙楚的诗作:“时迈不停,日月电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礼制有叙,告除灵丘。临祠感痛,中心若抽。”这诗在今天读来,也许不能说十分杰出,但正如王济(字武子)所说,它作为新的抒情类型,曾经给人以深深的感动。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惑溺》2)
荀粲(字奉倩)的这则故事被收录在《惑溺》篇,这表明在编纂者评价中,他的行为至少是不恰当的。诚然,如果纯粹为了达到给妻子治病或使之减轻病痛的目的,荀粲完全可以使用更简单也是对自己无害的冷敷方法,没有必要把自己冻成可用于物理降温的工具。但从痴于情的意义来看,他的行为却令人感动。情本身就是充足的理由,它不需要符合常规的道理。况且,人若从来不曾因情而“惑溺”,还有什么趣味呢?
李泽厚说:“魏晋时代的‘情’的抒发由于总与人生—生死—存在的意向、探询、疑惑相交织,而常常达到一种哲理的高层。这倒正是以‘无’为寂然本体的老庄哲学以及它所高扬着的思辨智慧,已活生生地渗透和转化为热烈的情绪、敏锐的感受和对生活的顽强执著的原故。从而,一切情都具有着智慧的光辉,有限的人生感伤总富有无限宇宙的含义。扩而充之,不仅对死亡,而且对人事、对风景、对自然,也都可以兴发起这种情感、情怀、情调来而变得非常美丽。”(《古典文学札记一则》)这是试图从哲理的高度对魏晋人的重情作一种总结,不失为有识之谈吧。但情之为情,常常就是无端的,一切分析都难免显得笨拙。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任诞》54)
王 登山的无端恸哭,到底为什么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还是不去说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