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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文学》72）
以明确署名的文学创作自述夫妻间的感情是从东汉后期开始出现的，典型的代表是桓帝时秦嘉与妻徐淑之间的赠答诗。到魏晋时，又出现了悼念亡妻的诗作，为中国诗歌增加了新的抒情主题。这方面的名作有潘岳的《悼亡诗》，而孙楚（字子荆）因除妇服（为妻守丧期满）而作的诗篇，也很受当时人的称赏。
刘孝标注录存了孙楚的诗作：“时迈不停，日月电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礼制有叙，告除灵丘。临祠感痛，中心若抽。”这诗在今天读来，也许不能说十分杰出，但正如王济（字武子）所说，它作为新的抒情类型，曾经给人以深深的感动。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惑溺》2）
荀粲（字奉倩）的这则故事被收录在《惑溺》篇，这表明在编纂者评价中，他的行为至少是不恰当的。诚然，如果纯粹为了达到给妻子治病或使之减轻病痛的目的，荀粲完全可以使用更简单也是对自己无害的冷敷方法，没有必要把自己冻成可用于物理降温的工具。但从痴于情的意义来看，他的行为却令人感动。情本身就是充足的理由，它不需要符合常规的道理。况且，人若从来不曾因情而“惑溺”，还有什么趣味呢？
李泽厚说：“魏晋时代的‘情’的抒发由于总与人生—生死—存在的意向、探询、疑惑相交织，而常常达到一种哲理的高层。这倒正是以‘无’为寂然本体的老庄哲学以及它所高扬着的思辨智慧，已活生生地渗透和转化为热烈的情绪、敏锐的感受和对生活的顽强执著的原故。从而，一切情都具有着智慧的光辉，有限的人生感伤总富有无限宇宙的含义。扩而充之，不仅对死亡，而且对人事、对风景、对自然，也都可以兴发起这种情感、情怀、情调来而变得非常美丽。”（《古典文学札记一则》）这是试图从哲理的高度对魏晋人的重情作一种总结，不失为有识之谈吧。但情之为情，常常就是无端的，一切分析都难免显得笨拙。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任诞》54）
王
登山的无端恸哭，到底为什么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还是不去说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