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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郭“逍遥义”流传甚久，直到东晋中期，一名和尚大叫一声：“不然！”这就是支遁，更多情况下人们称其字道林。
支道林否定向、郭“逍遥义”的基本逻辑非常简单，梁释慧皎《高僧传》言：“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在这里，支道林指出：如果“适性”指让万物顺其天然材质发展，那么无论是尧舜桀纣，均能适性逍遥，如此则“逍遥”不具有任何德性，也不能表示任何价值，它当然不能作为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来追求，那么无论是庄子提出“逍遥”的概念还是后人阐释这一概念，都失去了意义。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文学》32）
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
。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
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此向、郭之注所未尽。（上条刘孝标注引）
支道林的阐释与发挥也不完全符合庄子的本意。如前所述，《逍遥游》是从“小大之辩”的寓言入手，然后落实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而所言三“无”，着重在摆脱形骸对精神的束缚和与由此产生的一己私欲，抛弃世俗的成就与名誉，从而达到精神的超然，最终得以化同于大道。而支道林“逍遥义”却认为大鹏和斥
都代表了有缺陷的生存，不符合“逍遥”的境界（在对寓言的释义上，这与向、郭的理解正好背反）。因为前者“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即在生存条件上有太大的依赖性，不能充分适应外部世界；而后者，“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眼界狭小，自以为是，同样是有局限的。支道林认为《逍遥游》的主旨是“明至人之心也”，而至人的精神境界就是自适自足，役使外物而不受外物的主宰；至人的心一方面是寂然不动的，同时却又应变无穷，所以逍遥而无往不适。在强调“逍遥”是一种具有高尚的德性和理想色彩的自由境界这一点上，支道林的见解与庄子的本意是一致的；但就关心的方向而言，支道林更重视自我精神的主体性特征。
支道林“逍遥义”一出，向、郭旧义即被取代。这不仅仅由于它更接近《庄子》原有的气质，更重要的是其中贯注了新鲜的思想，即佛教的义理；而这种义理的被接受，则与时代气氛的变化有关。
实际上，支道林所说的“至人”，与佛陀是同义的名称。如《大小品对比要钞序》说：
夫至人也，览通群妙，凝神玄冥，灵虚响应，感通无方；建同德以接化，设玄教以悟神。
这里所说的“至人”其实就是指佛陀。而在支道林那里，他与《逍遥游》中“至人”没有任何差异。
那么反过来，人们自然可以通过支道林的佛学理论，了解其“逍遥义”的真实内容。在当时流行的般若学中，支道林的主张被称为“即色义”，根据《世说新语》以及几种佛学著作的记载，其大旨是以为色之性“不自有色”；色既不能自成其色，故“虽色而空”。也就是说，外界事物的形、色并非其自有，一切现象都是由心而生。如此而言“物物而不物于物”，首先意味拒绝使精神主体为外物为现象所囿，同时指明客体事物虽然存在，其真正的价值不过是映现自我的主体性而已。这显然给予庄子思想以一种新的展开。
在“逍遥义”上标异立新，是支道林将老庄与佛教相结合、使两者相互发明的结果。实际上，支道林在这方面做过许多工作，只不过这一件最为著名而已。释、道两家彼此渗透，外来的尚未被中国读书人熟悉的佛教因为大量借用道家的名词概念而变得清楚和容易理解，同时，道家也由于借助于更富于分析性的佛教而变得显豁了，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件。
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文学》23）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文学》36）
支道林与东晋中叶的名流交往非常密切。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一书统计，现存文献记载所见与支有交往的上层文士凡三十五人，自会稽王司马昱以下，王羲之、谢安、郗超、殷浩、孙绰、许询等等，一代名流，几无所遗。上面选列的《世说》原文，一条记录了清谈名家殷浩（殷中军）读佛经后的服膺之情，一记述了支道林对王羲之（字逸少）讲解《逍遥游》的故事。王羲之属华门贵胄而世称才俊，所以起初并不把支道林放在眼中。而正当他将要登车出门之际，支道林留下他为之“小语”《逍遥游》，竟让他“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去。这些看似琐小的故事，都反映着中国古代文化发生重大历史变化时所生的波澜。另外，文中称支道林“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这一描写也可以注意。佛教经典逻辑细密，文辞繁富而奇妙，支道林言谈的出众，显然与他经过佛教文化的熏陶和训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