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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一种重要的《庄子》注本是由向秀完成的，他和嵇康、阮籍都是所谓“竹林七贤”中的人物。
《晋书·向秀传》说：“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向秀注《庄》未单独传世，现存最古老的完整的《庄子》注本署名为郭象，但《晋书》明说郭氏的工作主要是“述而广之”，而《世说》又并列地载录“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那么这个注本完全可以视为二人共有的作品。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言语》18）
关于向秀于嵇康被杀之后出仕之事，刘孝标注在此条下引《向秀别传》，有更详细的介绍：“（秀）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其进止无不同，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怫其心……后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文王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谓彼人不达尧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说（悦），随次转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嵇康是因为明白表示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并以“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一类尖刻的言论讥讽司马氏的簒夺行径而被杀的，杀嵇康这种士林领袖式的人物，是重大的和具有震撼力的决断。于是向秀“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昭）”。传说中隐于箕山的许由对尧相让天下的打算不屑一顾，这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受到高度称扬，也曾经是向秀与嵇康等人希慕的对象，而此刻在司马昭的逼问下他给出了“不足多慕”的重新评价。
对这个回答的反应，《向秀别传》的记载是“一坐皆说（悦）”，《世说》的记载是“王大咨嗟”，这两者并存也不矛盾。假如可以恢复那个现场，我们能看到满座的人嬉笑的脸，和主人司马昭意味丰富的叹息——真是富于戏剧气氛。“逍遥乎天地之间”当然很美，但天地之间是任人逍遥的吗？
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曰：“夫大鹏之上九万，尺
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文学》32刘孝标注引）
向秀注《庄子》，根据《向秀别传》说是在嵇康生前就已经成书，但《世说新语·文学》篇中另有一条说到直至向秀去世，仍有几篇没有注完。不管怎样，就传世的向秀注残文，以及署名为郭象撰而实可视为向、郭合撰的《庄子注》来看，它的人生取向，显然与嵇康被杀后的局势和向秀“应岁举”的选择有关。向秀大约对他原来的《庄子注》作过修改，郭象注则是沿着其后来的面貌“述而广之”的。
因此我们读到的由向秀发明的“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是现在这样一种面貌。在庄子的本意中，大鹏、小雀，原是对举的两类形象，前者洋溢着壮丽的诗情，后者则散发出卑琐的气息，而到了向秀的阐释中，它们不再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他从老庄重“自然”的理论基点出发，将“逍遥”理解为自然天性的满足；由此说来，大鹏直上云霄、高飞万里固然出于天性，小雀嬉戏于柴藩、以咫尺之地为满足，难道不也是出于天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只要循着自己的天性去生活，都可以算是达到了完美的生命境界，都已经“逍遥”了。所以大鹏没有根据自诩高贵，那小雀儿也毫无必要羡慕大鹏。
按照这种被概括为“适性逍遥”的理论，人只要依据自己的“性分”行事，他无论做什么都是合理的。但什么是人的“性分”呢？如果完全抛弃对理想人生的追求，无论什么选择都可以认为是“当其分”的。它根本背谬于《庄子》本义之处在于：庄子所描述的“逍遥”，原是指一种特殊的、非常人可以达到的精神境界，它代表超越一切束缚的完美的自由，是生命的梦想；达到“逍遥”境界的前提，就是对庸俗知识与卑琐精神的克服。而向秀把它改变为对一切生命形态齐一无差的认可，这实在是反其道而行之了。
庄子式的“逍遥”在文学意境上堪称美丽无比。但是，对于必须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生存的人们来说，想象这种“逍遥”会是非常尴尬的。我们在前面提到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颇富于庄子《逍遥游》的趣味，尤其他攻讦卑琐伪善之徒的言辞十分激烈，给人以好斗的印象。然而实际上，阮籍只是在针对虚拟和泛指的对象时才这样说话，在实际生活环境中，他的从不臧否人物的“至慎”连司马昭都深感钦佩。至于向秀，其身份地位本来就比不上阮籍和嵇康，在嵇康被杀的巨大震撼下，怀朝不保夕之虑，对生命存在的意义与可能的生存方式之间的矛盾，不能不有深刻之反省。当向秀将“适性”作为一种人生方向来标举时，既表达了在局促的政治压力下心灵的无奈，同时仍然企图保留几分对自由的渴望，想象再小的生存空间也有可能构成独得的玄境。
魏晋士大夫之所以陷入这种困境，余嘉锡认为一是因为“贪恋禄位”，一是因为恐“门户靡托”（《世说新语笺疏》）。前者不必多说，后者则具有时代特点。在那种重视家族地位的时代，即使个人可以不贪恋禄位，甚至置身于险境，却绝不敢以家族的前景为代价。以峻洁刚烈著称的嵇康和他儿子嵇绍的故事，是极好的证明。
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政事》8）
在“竹林七贤”中，嵇康与山涛私谊最深，当司马氏集团的篡夺意图逐渐显露之际，他们因为家族政治背景和处世态度的不同而分道扬镳。山涛看到嵇康的处境危险，有意引荐他出任实际职务，让他表现一种顺应时势的姿态。这引起嵇康充满愤慨的拒绝，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文《与山巨源绝交书》。然而，嵇康被害前，又正式向山涛托孤，并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晋书·山涛传》）这固然表明两人的旧谊非同小可，嵇康对山涛的为人有充分的认识，但嵇康想必也清楚地考虑到：要保护嵇氏家族不因其一人的厄运而彻底衰败，恐怕没有比山涛更有力量的人选。而山涛也正是体会到嵇康临终托孤的全部意义，在嵇绍长成以后，推举他出任秘书丞。因此有上面选列的《世说新语》所载嵇绍与山涛的对话。嵇绍向山涛咨询“出处”——应该“出”即应召出仕，还是应该“处”即隐居不出。这个问题对嵇绍来说是困难的，因为他与西晋皇室存在着杀父之仇。而山涛的回答则是：“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既然日月星辰、四时季候都处在不断的消长变化中，那么人事也不应有永远不变的恩怨是非。山涛的回答漂亮而玄妙，但归根结底地说，维护嵇氏家族在其原有社会地位上的延续，才是他真正的目标。
《庄子》自西汉以来久不为世人所重，至魏晋而大兴。但《庄子》开篇的“逍遥”就给当代士人带来困惑，这表明自由是个难题。而向秀曲解文本原义的“逍遥义”一出，受到士人的普遍欢迎，“读之者无不超然”（《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竹林七贤论》），就是因为它给出了一种调和矛盾、减轻士人的精神焦虑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