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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是否一定走向个人与社会的强烈冲突呢？事情也并不是那么简单。他们的任性放肆的举动，固然表现了对自由的向往，或者对政局的某种姿态，但作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的成员，他们不可能对自己毫无约束，以致真正成为名教的叛徒。
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任诞》7）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以为，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也”，他的语气似乎在暗示人们：礼不是不需要，但对像他那样的优异人士来说，礼的限制是无意义的（《中国诗史》）。其实，早在明代，公安派文学家袁中道就已经是这样来理解的。他在《名教鬼神》（《珂雪斋集》）一文中，沿着阮籍的思路作了一番发挥：“名者，所以教中人也。何也？人者，情欲之聚也，任其情欲，则悖礼蔑义，靡所不为。圣人知夫不待教而善者，上智也。待刑而惩者，下愚也。其在中人之性，情欲之念虽重，而好名之念尤重，故借名以教之……好名者，人性也，圣人知好名之心，足以夺人所甚欲，而能勉其所大不欲。而以名诱，此名教之所设也。”在袁中道看来，名教实无多少神圣意味，它只是一种手段，只是利用人的“好名之心”去对抗“情欲”，而且只是针对“中人”即普通人的。既要在普通人中保持名教抑引人欲的社会功用，又要解脱它对精英们的束缚，这就是从阮籍到袁中道许多士人内心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