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名教”与“自然”各自的价值，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重大命题，曾经引起当代众多名流的热烈兴趣，并围绕它发生了一系列的争议。而由于名教实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魏晋玄学的这些讨论留下的影响就非常深远。

“名教”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与“礼教”对换使用，但仔细分辨起来，又不能说这两者是完全对等的概念，前者所包涵的意味要更为广泛和复杂一些。

对“名教”概念的解释，各家每有出入，我觉得其基本的意义其实很简单，就是“望文生义”，立名为教的意思。倘如在此基点上讨论问题，那么可以说“立名为教”本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文化现象。举个浅近的例子，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里，一个老师不满意一个学生，常常会说：“做学生要像个学生。”在这句话中，前一个“学生”指具体存在的身份为学生的个人，后一个“学生”指老师心目中关于学生的理念，他拿这个理念来衡量、断定一个具体的学生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并要求前者向后者趋同。但合格不合格，该由谁说了算呢？

在这个浅近的例子里面隐藏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概念的世界，事物的名称代表了人赋予事物的内在关系，而正是那些具有命名与阐释名义之权力的人设定了世界的秩序。

回到中国传统的“名教”概念上来。对这一概念的形成，一般追溯孔子的正名说。《论语·颜渊》篇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君君”为例，它的意思是“使君成为君”。这里第一个“君”指的是理想化的、概念中的“君”（此处用作动词），第二个“君”指为“君”的人。其他几组也是同样的语法结构。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解释说，孔子所强调的正名，目的在于“使真正的关系、义务和制度尽可能符合它们的理想中的涵义”，也就是用理念来规范事实。

儒家的名教牵涉到所有的人伦关系。但在古代来说，君臣、父子关系是首要的和基础性的，所以讲名教首先要从君臣父子讲起。东晋时袁宏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辨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后汉纪》卷二十六）这个过程约略地说，就是根据某种神圣原则制定名称，根据名称所包涵的理念展开教化，由此建立世界的秩序，保证人间万事的有序运转。果然如此，就能建立一个理想化的社会。

通过建立概念来设定秩序的人相信他们所依据的是一种神圣原则，因而“名”理所当然体现了最高的真理，它可能被错误地背弃，其自身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是永远不会动摇的。

在这个问题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老子》劈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话语可以表述真理却不可能到达真理，当人们表述真理时就已经离开了它；而名虽然可以用来指称事物，“名”与“实”却是永远也不可能结合为一体的。“无名万物之母，有名万物之始”——虽然命名的行为给出了事物的秩序，但无名才是万物的本真状态。所以用概念所支撑的世界是可疑的、不稳定的，它终究不是生命真正的归依。

在老、庄那里，宇宙的本体是“无”。它不能够被命名，因而也不能够被阐释——称之为“道”也只是“强名”，它无往不在而无形无迹，它的唯一特性是“自然”——自身如此，不具有任何外加的规定性。由于“无”本体是包括人类、人类社会在内的万物的本源，所以从根本上说，“自然”也是人与万物的本性及理想状态。

这样，在儒与道之间，形成了“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的相互对立的理论系统。前者主要强调事物的规定性与秩序（它的背后就是以理念来规范事实的理想），后者则更多地重视事物的自然本性与可变性，尤其在庄子的思想里，它还更多地指向对个人精神自由的追求。当然，我们看到在整个中国文化大系统内，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系统其实具有互补作用。 5cIf50aXznh5Hr0x3kS/AyQ4ESYHcCgviK9Ztdv7x63GKFO/+RJzw/1XQenvX3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