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通士人而言,高级士大夫的风采是令人羡慕的。崇仰和效仿名士风流,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这类故事在《世说新语》中甚多,此处仅简单举一例:
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企羡》6)
王恭曾多年以青、兖二州刺史身份坐镇京口,领北府兵屏护京师。他是一位大名士,门第显贵,又以美姿仪著称(《容止》篇最后一条记别人对他的赞语是“濯濯如春月柳”)。孟昶则是寒门之士,他从篱间偷偷地远望王恭乘舆而行,觉得那简直是神仙。从这里可以看到名士风流如何影响于社会。
但要说对当代及后世影响之深远,那还数不上王恭,最突出的乃是有名的“竹林七贤”,即袁宏所说的“竹林名士”。这可以用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来说明:1960年在南京西发掘了一座南朝大墓,墓内主室两壁砌有砖画,为竹林七贤和春秋时的荣启期(后者其实是为了画面的均衡而加上去的)。砖画纵80厘米、横240厘米,左壁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右壁为向秀、刘伶、阮咸及荣启期。“七贤”身前各置酒具,或正在畅饮,或抚琴、作啸、沉吟,无不显洒脱之态。我们知道古代墓中的壁画是非常讲究的,过去通常是以神话题材为主,人们希望这些画对死者的亡灵有助益,同时它也体现了死者生前对生命的一种愿望。而现在居然在墓壁上绘竹林名士的形象,可见他们已经成为理想的生存状态的象征,或者说他们已被视为神仙式的人物。
另外,关于“竹林名士”、“竹林七贤”的名称,陈寅恪于《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文中有所考论,今录其结语如下,以备参考:“大概言之,所谓‘竹林七贤’者,先有‘七贤’,即取《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实与东汉末‘三君’、‘八厨’、‘八及’等名同为标榜之义。迨西晋之末僧徒比附内典外书之‘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至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辈遂著之于书(《魏晋春秋》、《竹林名士传》、《竹林名士论》),而河北民间亦以其说附会地方名胜。”
在现代汉语中,“自然”一词包含两个不同的义项,一是与“人为”相对,指各种自然而然的事物与状态,一是指我们常说的“大自然”、“自然界”,即人类文明以外的世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然很密切:“自然界”是最“自然”的。
其实在古汉语中,“自然”只有第一个义项。《老子》说“道法自然”,也只是“道自然如此”、“道以自身为法”的意思,并非在道之外还有一个“自然”。至于第二个义项,古汉语中并没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意思相近的词或词组也有,像“山川”、“天地”、“万物”等等,但没有一个更具抽象意义的总称。由于日本人用汉语原有的“自然”一词翻译西语“nature”,它才涵括了两个不同的义项返回汉语世界。中国人非常自然地接受了“自然”这个词的新用法,不像“经济”一类语汇,虽为汉语所固有,而它的新义却给人以“外来语”的感觉。这大约跟中国古人一贯关注自然、特别重视它的“自然性”有关。
特地作以上说明,是因为“自然”的两个义项都与《世说新语》所体现的魏晋文化有重大关系,因而本书需要在不同意义上分别展开解说。本讲《名教与自然》主要是从前一义项说,后面第七讲《自然的发现》则主要是从后一义项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