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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世说新语》差不多是一部“名士底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陈寅恪以为《世说新语》乃是一部“记录魏晋清谈之书”（《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余英时则称其为“记载魏晋士大夫生活方式之专书”（《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各人的着眼点有所不同，所见亦有所差异，大抵余英时所说的范围较为宽广些。从另一种角度上看，《世说新语》也可以说是关于“名士”的著作的集大成者。
由于“名士”是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要确切地说它的标准是什么也就很困难。而且《世说新语》全书都涉及名士的言行，在这一讲中当然不合适逐一论析，这里只围绕范晔论“名士风流”的几句话，选若干实例来说明。不过他原来是就汉代名士而言，我们这里将之推衍到魏晋。
“刻情”是古籍中不常见的语汇，前面简单地解释为“雕琢内情”，若说得再详细一点，就是刻意地塑造个人的精神境界，使其呈现为一种独特的风貌。前引《德行》篇中记李膺“高自标持”，固然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但也未始不是一种“刻情”的行为。朱东润师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其中《绪言》里有一段话说得很有趣，跟我们在这里谈的问题也有关联：
唐宋以后的人物，见于传叙文学的，几乎都有一定的标格，但是汉魏六朝便充满了这许多不入格的人物：帝王不像帝王，文臣不像文臣，乃至儿子不像儿子，女人不像女人。李德裕说过：“好驴马不入行。”一切入格的人物，常常令人感觉到平凡和委琐。相反地每一个不入格的人物，都充满了一种独来独往的精神。这是个性，也正是近代传叙文学家所追求的人物。
以卓荦不群自许，内心充满骄傲，这是魏晋名士普遍的特点（这和被称为“英雄”的人们是一样的），他们在品格上的修炼，很少归向于儒家传统所提倡的自我检束、温文尔雅。既要标示个人独特的一面，就难免引起冲突，所以有些名士的行为会显得矫激。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枹为《渔阳》掺
，渊渊有金石声，四坐为之改容。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魏武惭而赦之。（《言语》8）
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飘举。少与孔融作尔汝之交，时衡未满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结殷勤，不能相违。以建安初北游，或劝其诣京师贵游者，衡怀一刺，遂至漫灭，竟无所诣。融数与武帝笺，称其才，帝倾心欲见。衡称疾不肯往，而数有言论。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杀，图欲辱之，乃令录为鼓吏。后至八月朝会，大阅试鼓节，作三重阁，列坐宾客。以帛绢制衣，作一岑牟、一单绞及小
。鼓吏度者，皆当脱其故衣，著此新衣。次传衡，衡击鼓为《渔阳》掺
，蹋地来前，蹑
脚足，容态不常，鼓声甚悲，音节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独不易服？”衡便止。当武帝前，先脱
，次脱余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单绞，后乃著
。毕，复击鼓掺槌而去，颜色无怍。武帝笑谓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渔阳》掺
，自衡造也。为黄祖所杀。（上条刘孝标注引《文士传》）
这就是自古以来传为美谈又令人慨叹的祢衡裸身击鼓侮辱曹操的故事，明中叶才士徐渭因感于自己的身世之悲，将这故事改写为《狂鼓史》杂剧，使之传播更广。由于祢衡并无实际政治活动，留下的文字也很少，我们无法知道他究竟有多大的才能。但他的骄傲是惊人的，《后汉书》记其语云：“大儿孔文举（孔融），小儿杨德祖（杨修）。余子碌碌，莫足数也。”他身怀一刺（古代的名片，用木片制成），游于京师，直到名刺上的字全磨灭了，竟无一处可以投送。但他又确实不是一个甘于沉没的人，狂傲未始不是一种求名的手段。他要求极大的尊重而招致曹操的轻辱，又以更激烈的充满悲慨的行为去反击。这使他最终成为大名士，付出的代价则是自己的生命。对祢衡格外赏识并特意加以引荐的孔融，也是一位性格和命运相类似的名士。他说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是用一个典故——殷王武丁梦见上天赐他一位贤人，遂命画师将他梦中所见贤人的模样画成图像，求诸天下，结果找到了正因“胥靡”之罪（一种连坐受罚的罪名）而服苦役的傅说，乃用之为相——讥刺曹操，意思说他不仅不能梦见贤人，就是贤人站到了面前他也认不得。这位孔融屡屡和曹操过不去，又特别喜欢表现那种尖刻的聪明，最后被曹操处死，罪名是思想不端正，公然宣扬“非孝”。
但名士之所以骄傲，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尊严；换句话说，当不能维护尊严的时候，“名士”的“名”就会大为减价。夏侯玄是袁宏《名士传》列在首位的人物，他在沦为阶下囚之后丝毫不肯自贬身份，可以理解为一种典型的名士风范：
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馀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方正》6）
玄至廷尉，不肯下辞，廷尉钟毓，自临履玄。玄正色曰：“吾当何辞？为令史责人耶？卿便为吾作。”毓以玄名士，节高不可屈，而狱当竟，夜为作辞，令与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视之曰：“不当若是耶？”钟会年少于玄，玄不与交，是日于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钟君何得如是！”（上条刘注引《世语》）
夏侯氏与曹魏宗室是谯国（今安徽亳州）同乡，两族世为姻亲，关系极为密切（或谓曹操出于夏侯氏，恐不确）。夏侯玄是夏侯尚之子，曾任征西将军，其母为大将军曹爽之姑，其妹嫁司马师，在魏晋之际的政坛上具有显赫地位。曹魏末年，政权落入司马氏之手，政治斗争的形势渐趋向险恶。在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执政，原来颇受司马家族信赖的中书令李丰试图以夏侯玄取代司马师，事泄，卷入这一事件的人物尽皆被杀。
夏侯玄之事，以《世说》本文和刘注引《世语》文字合读，主要是两部分内容：一是以嘲弄应对廷尉钟毓的审讯，一是呵斥其弟钟会。钟氏兄弟皆是司马氏的亲信，而夏侯玄此刻乃是阶下囚，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他在精神态度上却始终占据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对方所需的“供状”，他吩咐廷尉（国家刑法事务的最高负责人）钟毓“卿便为吾作”，而对写成的文字，只冷冷说一句“不当若是耶？”在这过程中惶恐不安的，倒是那位身居高位的钟毓，因为他必须按照司马师所要求的口径获得夏侯玄的供词，而这又离不开夏侯玄本人的“合作”。考虑到身为名士的夏侯玄难以使之屈服，不惜流着眼泪恳求那位囚犯来成全他。至于钟会的“狎”，原是指在亲密朋友之间才会有的脱略礼仪的举止；这位以胜利者自居的贵公子对夏侯玄的认识不如其兄长，以为可以用貌似亲切而实为轻慢的态度对待他，结果遭到冷漠的呵止。对于必须以尊严的姿态生存于世间的人来说，死亡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一桩事情。
《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了许多魏晋名士狂放不羁的行为，论者喜从政治背景上解说，认为这是与标榜礼教的司马氏集团故示异趣。这方面的因素固然存在，却又并不尽然。至少在相当一部分名士看来，旷达不拘的行为本身体现了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是一种表现自我的方式，故任诞亦可能出于“刻情”。有些故事会在别的地方谈到，此处仅举一例：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任诞》8）
“阮公”即阮籍，王安丰为王戎（后封安丰侯），都是“竹林名士”中的人物。因沽酒妇貌美而屡屡登门买醉，自然不离好色之心；醉卧其侧，则是越礼之举；然“终无他意”，却又表现了对“欲”的超越。谨守礼法不敢越寸分是俗人之行，见色忘义、惹是生非亦是俗人之行，在这两者之上的任性放达，乃是名士风流。
范晔说到“名士风流”的另一种表现为“修容”，此“容”为容貌仪态，《世说新语》第十四门《容止》篇专记这方面的内容。
讲究容貌仪态原本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常情常态；在等级社会中，上层人士更须以此来彰显身份，以区别于常人，所以早在先秦著作如《周易》、《诗经》、《左传》中，就多有关于“君子威仪”的要求及描述。《诗经·大雅·抑》有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左传》记北宫文子对卫侯问何为君子威仪，引上述诗句而广之，曰：
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
但魏晋时代对“容止”的追求，仍有其特殊的地方。这首先表现为一种唯美精神，即认为人物的容貌风度之美是令人愉悦的，它无须与其他条件相联系就值得爱惜乃至崇仰。魏晋时人评论女性，常以“色”即美貌为第一标准，这和重视男性的“容止”具有共通之处，都包含着以人自身为价值尺度的意识。而“名士”作为贵族阶层的精英，自然成为这一风气的代表，以其仪形俊美标榜风流，成为一般人企羡的对象，谈论的话题。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容止》2）
何晏字平叔，因其母改嫁曹操，生长于宫中。他是曹魏末年重要的政治人物，又是玄学清谈的倡始者。上面这则故事表明肤色白晳是当时男性美的一个重要条件。不过何晏究竟是生来美白还是傅粉所致，却是历史疑案，因为刘注引《魏略》的记载正好相反：“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顾影自怜”的成语是从这里来的，今人读起来或许觉得可笑，不过也正证明名士自爱之深吧。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容止》7）
潘岳字安仁，西晋的名诗人，旧小说里常说到的“貌似潘安”就是指他。这故事因为用另一位名诗人左思（字太冲）作比照，遂有滑稽味道，作为史实而言颇可疑。但作为热爱人物之美的风习的反映，它的价值仍然存在。裴启《语林》记王濛的一则故事正好与之相映成趣：王濛帽子坏了，他“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妪戏，而得新帽”。称“妪”自是老妇，一俊美男子可以不花钱从她手里拿走帽子，颇具唯美精神。
不过，注重“容止”，并不仅仅是讲究显于外表的姿容美妙，更不是专门推崇带有女性化意味的柔美。前面说“英雄”，关于曹操见匈奴使者之事，正是《容止》篇的首条，这表明容止与人的内在精神气质相关联。裴楷在袁宏《名士传》中列为“中朝名士”之首，《容止》中二则关于他的记载颇有味：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容止》10）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容止》12）
裴楷的“俊容姿”、“俊容仪”，显然和外表的修饰无关。他即使“粗服乱头”也是美的，即使卧病在床，困倦到连回头看人都费力，其目光犹能令人悚然一惊。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使其容仪永不显出软靡溃散。
“依倚道艺”，被范晔列为名士风流又一要素。“道艺”，源出《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作独立的词语来使用，则始见于曹植《七启》：“吾闻君子不遁俗而遗名，智士不背世而灭勋，今吾子弃道艺之华，遗仁义之英……”就本来意义而言，“道艺”就是指儒家所遵奉的“道”和儒门所教习的学问、才艺。但范晔是跟《世说新语》同时代的刘宋人，他就“名士风流”而言的“道艺”，内涵未必会那么狭小，大概就是泛指思想与才学。而由汉末至两晋，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的变化很大，“道艺”亦不尽相同。如果说，范晔认为思想与才学是名士欲凸显自我、博取声誉所需要具备的条件，至魏晋以后，这就主要表现为由玄学清谈所显现的睿智与机敏，由文学艺术所显现的高雅趣味，这些将在本书后面各讲中论及。
但有意思的是，在魏晋时代，许多名士有意表示对才学的轻视，因为他们所崇尚的主要是老庄之道，这种道重在心灵的领悟，而追求才学却可能使人陷入呆板与沉闷，这违背名士所追求的旷达与洒脱。
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文学》15）
庾敳字子嵩，袁宏《名士传》列为“中朝名士”。此条刘注引《晋阳秋》记其读《庄子》的感想：“昔未读此书，尝谓至理如此；今见之，正与人意暗同。”这正是对“了不异人意”一意更清楚的发挥。要之，他并不是反对读《庄子》，而是强调“至理”的获得基于内心对此世界的感悟。心能明此至理，读《庄》可以彼此印证，心不能明此至理，读之亦无益。这颇能代表相当一部分魏晋名士对学问的态度。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53）
简文道王怀祖：“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赏誉》91）
王恭字孝伯，王濛之孙，孝武帝皇后之兄，东晋后期太原王氏兴盛，王恭为其代表人物之一，历任要职，因反对司马道子擅权，起兵“清君侧”，兵败被杀，而东晋之乱亡，自此肇端。余嘉锡作《世说新语笺疏》，深厌贵胄子弟之不学与骄狂，在此条下斥责说：“恭之败，正坐不读书。故虽有忧国之心，而卒为祸国之首，由其不学无术也。自恭有此说，而世之轻薄少年，略识之无，附庸风雅者，皆高自位置，纷纷自称名士。政使此辈车载斗量，亦复何益于天下哉？”不过平心而论，王恭于军政大计缺乏谋略虽是事实，但要说他兵败“正坐不读书”却恐怕牵强，读书哪有那么大的用处？如果我们不牵连其他的问题来看王恭这句话，意思只是：名士风流，缘乎天性洒脱，情思高远，不必以学问为前提。后世常说的“是真名士自风流”，便是承着这一意思而来。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上课，教学生“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闻一多全集·年谱》），他倒是赞成王恭的。
东晋简文帝评王述（字怀祖）的话也很有意思。“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一般说来这是很大的缺陷了，差不多可以导致对一个人的否定性评价，然而只因他比别人“真率少许”，便足以弥补那些缺陷，抵得上别人的许多长处。简文帝这句话与王恭所言是相通的，他们都认为名士首先要有真性情。
“名士风流”究竟需要什么条件，说起来怕也是纷纷扰扰。就魏晋时代而言，归根结底，它所要表现的是人物之美。所以，凸显个性、推崇真情，显示超越的自由精神，应该是最基本的要素，而仪态、才学、智慧也都与之有关。冯友兰有《论风流》一文，以为“玄心、洞见、深情、妙赏”四者，是构成魏晋名士风流的必要条件，这也不失为简赅的归纳。当然人要活得漂亮是不容易的，追求“名士风流”结果只是矫情和虚浮亦是常事。即如冯先生，能论风流矣，而行事每见窘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