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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名士”，从字面意义而言，就是拥有美名佳誉的士人。《吕氏春秋·尊师》谓“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礼记·月令》云，逢季春之月，天子则“勉诸侯，聘名士”（郑玄注：“名士，不仕者。”），《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称张、陈二人为“魏之名士”，大抵都是这样的用法。而相似的称呼，尚有魁士、俊士、才士之类。魏晋时代所说的“名士”，其基本涵义与从前也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作为一个特殊时代中形成的流行概念，且如汤用彤言，它用以指称一群“在社会中据有位势者”，自然会注入新的内容。
贺昌群以为“名士之名，起于桓帝时宦官政治高压下的党锢之禁”，这是指由于士大夫阶层与宦官政治集团（其实是皇权的畸变）处于紧张的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褒扬同道、抨击敌党的强大舆论——所谓“清议”，由清议带来“名士”称谓的流行。《后汉书·党锢列传》对清议的时代背景有这样的描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同书《李膺传》又称：
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秉朝政，连谋诛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
由此而论，最初得“名士”之称的人主要是反对宦官执政的士大夫。
但应该注意到，由于汉末是一个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价值标准极其不稳定的时代，士大夫“激扬名声，互相题拂”，除了政治需要，也包含凸显个人风采、博取世人瞩目的意欲，所以“名士之名”的兴起，不能仅仅从政治上去解释。就拿士大夫阶层反对宦官集团的中坚人物之一、官至太尉的李固来说，《后汉书》本传有如此记载：“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梁）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曰：‘……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槃旋偃仰，从容冶步。’”余英时分析说：“按此虽飞章诬奏，未可全信，但李固平时必有此顾影自怜之习气，故得加之以罪。纵使李固本人不如此，当时士大夫中亦有此类行为之人，诬奏者始能据以状固，则可以断言。”（《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也就是说，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名士，同时也可能以仪表之美引人注目。余英时说，此“为士大夫个体自觉高度发展之结果也”。
同时，《后汉书·方术列传论》对“名士”还有另一番不同的议论：
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
范晔在这里说到的“名士”，其特点为“刻情修容，依倚道艺”（雕琢内情，修饰容仪，依恃“道”和才学），但这些人虽能“就（成）其声价”，却不能“通物方、弘时务”，即没有从事实际事务的能力。这显然和他在《李膺传》里说到的陈蕃、窦武为谋诛宦官所“引用”的“天下名士”不属同一种类型，至少不是在同一个意义上说的。换言之，士之求“名”在汉末已是普遍风气，在政治性的活动中“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为求名之一途，而此类名士未始没有“刻情修容”之举；与政治活动未必有关联，重在“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则另为一途。总而言之，“名士”的特点就在于凸显个人的风采，求得社会声誉。
范晔在上引一段文字中还提出了“名士风流”之说，其本意似无贬斥，但也不是明显的褒扬。后世惯以“英雄本色，名士风流”为骈语，则通常都为赞美。而两者都是从人的精神气质来说的：“英雄”自豪，不屑假饰，故以“本色”示人；“名士”重才情气度，故显其“风流”。虽然“名士”称呼的开始兴起与汉末的政治势态有很大关联，但从整个魏晋时代来说，名士主要是指士族阶层的精英。从偏离“圣贤”所代表的价值系统的意义上来说，“名士”这一称呼与“英雄”相似，它体现着士族阶层的人生态度、生活趣味、人格理想。
自汉末清议盛行，至曹魏以后行九品中正制，名誉关乎出身，人物品评成为所谓“中古”历史阶段中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世说新语》中《识鉴》第七、《赏誉》第八、《品藻》第九三门，几乎完全是这方面的记录，其他各门也多有相似的内容。各种专门记录名士言行的著作，亦应运而生，在《世说新语》本文及刘孝标注中引到的就有康法畅《人物论》、伏滔《论青楚人物》、孙绰《名德沙门题目》、谢万《八贤论》、裴启《语林》、习凿齿《汉晋春秋》、顾恺之《画赞》、袁宏《名士传》、佚名《永嘉流人名》等多种。《名士传》专记魏晋之际玄学清谈兴盛时期的名士，尤其为人注意。
袁伯彦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文学》94）
“伯彦”系“彦伯”之误，袁宏字彦伯。据上文，他的《名士传》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应是依据谢安的谈论写成的。但谢安的意思，他以前“与诸人道江北事”，只是“狡狯”即游戏之言，袁宏据以著书是靠不住的。尽管如此，这部书还是流传甚广，《世说》中不少故事就来源于此。刘孝标注对上文还有一段重要的说明：“宏以夏侯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辅嗣（弼）为正始名士，阮嗣宗（籍）、嵇叔夜（康）、山巨源（涛）、向子期（秀）、刘伯伦（伶）、阮仲容（咸）、王浚仲（戎）为竹林名士，裴叔则（楷）、乐彦辅（广）、王夷甫（衍）、庾子嵩（敳）、王安期（承）、阮千里（瞻）、卫叔宝（玠）、谢幼舆（鲲）为中朝名士。”后世论魏晋名士及学术风气之变，很多是按照袁宏的分期来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