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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言，《世说新语》并不是一部结构严密、系统性很强的著作，它只是在一个大致分类编排的框架内记述历史人物故事，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牵涉到自东汉后期至东晋社会的许多深刻变化，体现出中国历史这一特殊阶段的特殊面貌。而上述社会变化和历史特殊性的核心，就是皇权与士族共治的社会结构。日本现代史学的重要开创人内藤湖南提出：“要之，六朝时代，贵族成为中心，这就是支那中世一切事物的根本。”（《支那中古的文化》）这一论断即便不完全正确，也是切中肯綮的。
要说到门阀政治也就是贵族政治的弊病，那非常明显，就是阻断了社会上层和中下层之间人员的交换与对流。这不仅仅是一个道义性质上公平或不公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遏制了社会中下层人士才智的发挥，遏制了社会因这种交换与对流而焕发出的生机。
但从另一面说，士族权力的存在，对于抑制皇权的过度膨胀以及由专制主义造成的弊害，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自秦始皇以来的中国历史上，皇权的存在形态、运作机制有很多变化，但大概地归纳，可以说：君主专制越是强大，对思想文化的钳制就越严厉，对个体价值、个人尊严的认可程度就越低。而门阀政治不仅仅保护了贵族阶层的物质利益，在特殊的条件下，这一阶层人士更能体会到生命固有的高贵和个人自由的价值，对历史文化与生命现象的复杂微妙也具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们的思考与创造，因而具有珍贵的价值。
汤用彤《读〈人物志〉》（《图书季刊》，1940年）言：“汉魏之际，在社会中据有位势者有二。一为名士，蔡邕、王粲、夏侯玄、何晏等是也。一为英雄，刘备、曹操等是矣。”
“英雄”与“名士”都不是用来标示人物的具体社会身份和职业的概念，它是品评人物的名目。贺昌群相隔不久发表于《世纪评论》的《英雄与名士》一文，进一步提出，“名士之名，起于桓帝时宦官政治高压下的党锢之禁”，“英雄之名，起于灵帝时黄巾起义”。严格说来，这两个名词的出现要早得多（以现存文献而论，“名士”始见于《吕氏春秋》，“英雄”始见于《韩诗外传》），但作为反映一时代之文化特征的流行概念，则确如贺氏所言，两者皆兴起于汉魏之际。
既然英雄与名士并不表示人物的实际身份，怎么可以说他们是“社会中据有位势者”呢？因为它代表了社会的认可与尊崇。而当社会对新的人物品格、人物类型表现出格外的崇敬时，自有深长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