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于东汉中后期兴起的士族势力在东晋一朝达到巅峰状态。田余庆甚至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仅存在于东晋，因为只有在东晋时才真正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治的现象（《东晋门阀政治》）。对田先生的看法未必人人赞同，但他强调东晋士族势力的盛大，则无可置疑。因而，就《世说新语》的范围谈论“皇权与士权”这一话题，以东汉与东晋为例，应是恰好。

在本书《导论》中我们说及士族权力并不是从皇权派生的，它来源于自身的实力。而在战乱的时代，由于中央朝廷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国家组织处于涣散无力的状态，皇权必然遭到严重的削弱。而世家大族虽然同样不能逃脱战乱的影响，但为了自保，此时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却会加强，从属于这类世家大族的人口也会转变为军事力量。因此，相比于皇权而言，其实力反而显得更加强大，独立于皇权的作用也变得更加突出。西晋覆灭之际，琅邪王司马睿依赖北方南迁士族和江东土著士族的扶持在南方奠定东晋皇业，就是这样一种局面。（按，作为地名的“琅邪”或写作“琅琊”，各书不一，本书统一用前者，以免混乱。）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言语》29）

上选元帝与顾荣对话一条，涉及东晋建立与江东士族的关系。江东士族群体兴起于三国东吴，其著姓有顾、陆、朱、张等。顾荣（曾为长沙王司马乂骠骑长史）的祖父顾雍是孙吴丞相，吴亡，顾荣与陆机﹑陆云兄弟至洛阳，号称“三俊”。后陆氏兄弟死于祸乱，顾荣回到南方，凭藉其家族背景和中朝仕历，成为江东士族的领袖。在西晋灭吴之后，江东士族作为“亡国之余”，本来是被北方士族看不起的，但到了中原丧乱，北方人士试图在南方重建晋朝时，就不得不借重江东士族的力量。永嘉元年（307），琅邪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的名义移镇建邺，开启了东晋南朝在江东立业的局面，这就是所谓“元帝始过江”。为了笼络江南士族，他请顾荣出任要职，咨询军国大计，顾荣则为之引荐江南名士，支持司马睿立足江南。在这段对话中，司马睿所谓“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表明他承认江东虽是晋王朝治下的土地，但它真正的主人仍是自孙吴遗存的当地世家大族；而顾荣的答语，则正如陈寅恪所说，“实际上是一种默契，即允许北人寄居江左，并与之合作。双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的世局因此决定”（《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九篇《东晋与江南士族之结合》）。

当然，对奠定东晋皇业起到更大作用的，是北方侨迁士族的支持，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是王导。西晋皇室中，司马伷、司马觐、司马睿三世为琅邪王，而琅邪境内势力最为盛大的宗族就是王氏，两家长期存在亲密的关系。永嘉初，司马睿受朝廷派遣渡江至建邺，其任务，田余庆认为应当是监管南方的漕运，但这其实是司马睿与王导努力争取的结果，背后藏着着眼长远的一着棋：“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世说新语》注引邓粲《晋纪》）至中原陷于战乱，不可收拾，大批北方士族陆续南下，建邺（后因避晋愍帝讳，改称建康）的司马睿自然成为凝聚人心的核心。但不仅司马睿在晋宗室中原来的名望有限，而且也没有一套现成的权力机制可以供他操持。调和南北士族的矛盾，笼络人心，主要是靠政治经验丰富而且家族势力壮盛的王导。至东晋王朝建立，王导在内主持中枢，其从兄王敦在外统率军队，王家所拥有的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晋书·王敦传》记“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这并没有什么夸张（只不过，拥有实力的高级士族并非只有一家，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彼此均衡、相互牵制的问题。到了条件成熟时，执政的家族就会发生新旧更迭）。而《世说新语》所载下列故事，可谓“共天下”之势的绝好说明：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宠礼》1）

《世说新语》的故事情节常有不太可信之处，但此条记元帝于朝会时竭力拉王导共坐御床，是一桩发生于公开场合而又颇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不可能出于假造。但这一事件却不能仅仅理解为皇帝对大臣意外的“宠礼”，它实际表明了王导以及他所代表的世家大族真实的地位。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

但皇权与门阀之间，始终存在权力斗争，下列一条记王导与明帝的对话就有这样的背景：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尤悔》7）

东晋立国以后，元帝对王氏家族权力过大心怀不满，欲重振皇权，遂逐渐任用南方大族戴渊、周嵩与北方二流大族刘隗、刁协等人，而疏远王导，并在军事上预防王敦。结果王敦以“清君侧”为号举兵造反，攻入建康，将元帝任用的人统统杀死。元帝无奈，只好说：“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全然不敢以君臣名分责王敦。明帝司马绍为太子时，对王敦之叛极为愤怒，即位后信用原东宫僚属温峤，想用他来削减王氏兄弟的势力。王导与温峤同时入宫，明帝以“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问温，绝非无意的闲语。司马氏先人如何建立西晋王朝，他又何须问别人！而王导说温峤年少不知事，自告奋勇为他解说，历数司马懿自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的强悍，以及司马昭纵容部下在京城大街上杀死傀儡皇帝曹髦的凶暴，大有以长辈身份教训司马绍不可任意胡来的用意。而明帝吓得“覆面着床”，口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至少在表面表示了他对王导之言的领会和遵从。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记魏晋易代之际的人物事迹，对于和曹魏政权关系密切而因之遭祸的人物如夏侯玄、嵇康多有赞美，而对依附于司马氏的某些重要人物如钟雅、钟会兄弟，却描绘得卑琐可笑。这一倾向的形成，和王导这类士族领袖对那一段历史的评说，应该有重要的关系。

大概而言，终东晋之世百余年间，虽然皇权与士族以及士族内部的矛盾冲突始终存在，但几大世族轮流执政、皇权与之共治天下，却是基本的局面。 11uy3xh34TG9/IO/q4djRjf9oVLmVk2vOqLJDA+VMy0PkiPq/m0PMGlHILdm3e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