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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乖序乱，阴以待逆。暴戾恣睢，其势自毙。顺以动豫，豫顺以动。
敌人内部的矛盾趋于表面化、秩序混乱。我方一定要静静地等待敌人内部发生混乱。趁着敌人内部反目成仇、互相廝杀、陷于复仇和血战之中时，我方根据敌情制定策略，适应具体情况，伺机行事。有时，只需坐山观虎斗，便可收到理想的效果。这是《易经·豫卦》原理的演用。
本计中的“顺以动”是指顺应时机，按照规律行动。“豫”即“愉快”之意。能够“顺以动”，就能得到愉快结果。例如，阳刚和阴爻互相适应，互相畅通，又能够顺天时，按规律行动，当然能得到愉快结果。
天时是按照规律运行，日月星辰的运动不会出错，四季的循环也不会出现一点偏差。圣人在建立公侯的基业，出师征战时，都是顺应天时地利，抓住时机，按照规律而行动的。所以，赏罚公正，人民才会服从，全国上下才会皆大欢喜。
本计的要求是顺应敌方内部的变化情况，抓住时机，按规律行动，所以，就会得到愉快的结果。
这是动机理论中，关于如何对待动机冲突、伺机而动的计策。
老庄哲学认为，战争像万事万物一样变化发展，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我方可以静制动，顺应变化，抓住时机，采取适当手段，以取得胜利。
使用本计时，要等敌方发生内讧，当双方相持不下时，需要耐心等待，静观事态的演变，巧妙地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让其内讧而自取灭亡，这是最好策略。如果在敌方还没有发生内讧时，就发动进攻反而可能促使敌人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我方，使我方处于不利地位。
《三国演义》叙述了曹操在统一北方，打败袁绍父子的过程中，两次使用了本计。
第一次，官渡之战，袁绍失败，仓亭之战，袁绍再败。两次战事失败使袁绍大伤元气，袁绍的长子袁谭和幼子袁尚互相对立，其矛盾越来越尖锐，各树一派，互不相让。加上袁绍临死时，废长立幼，以袁尚为嗣，长子袁谭不满，兄弟的矛盾即将一触即发。正在这时，曹操的军队士气正旺，以破竹之势，攻占了黎阳，又兵临冀州城下。逼得袁尚、袁谭二人携手入城坚守，不仅他们弟兄俩联合了，还招来袁熙及其表兄弟高干在城外扎寨，共同对付曹操。
曹军攻城，连日受挫，城门难破。这时，谋士郭嘉建议曹操：“你看他们袁氏兄弟，权力相并，各自树党，急之，则互相救援，缓之，则互相争夺。不如暂停攻城，挥师南下，征讨刘表，以候袁氏兄弟之变；等他们变了，我们再进攻他们，就可一举攻下了。”曹操采纳了这个意见
。
果然没有出郭嘉的预料，曹军刚撤退，袁谭、袁尚兄弟俩之间，为了争夺继承权而争斗起来。因袁谭打不过袁尚，偷着投降曹操。后来，袁谭被曹操杀掉。
第二次隔岸观火，在曹操平定河北一带之后，袁熙、袁尚逃往辽东，投奔公孙康。当时，曹操的一些将士建议迅速出兵辽东，追杀二袁。郭嘉又对曹操说：“让公孙康和袁氏兄弟暂居一时，到时候，辽东太守自然会把二袁的人头送来。”没过多久，公孙康果然把袁氏的人头送了过来。
众将无不惊奇。曹操心里明白，他如此解释道：“一方面，公孙康一直害怕袁绍夺取他们的地盘，这次二袁前来投奔，更加引起了公孙康的怀疑；另一方面，公孙康也害怕我们进攻辽东。如果我们出兵辽东，他就会和二袁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我们。如果我们听之任之，不管不问，他们很快就会发生内讧，互相火并，公孙康一定会借机杀掉二袁，向我们送人情。”这一席话，使众将士佩服得五体投地。
两次隔岸观火计谋的成功，助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历史使命。
本计的另一个说法是“坐山观虎斗”，说的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一个故事：韩魏两国连年交战，秦惠王想从中调解，大臣们意见不一，惠王也拿不定主意。这时，陈轸东游秦国，秦惠王就借机问他：“我该怎么办？”陈轸说：“大王可知道卞庄子的故事？有一天，卞庄子发现有两只老虎在争着吃一头野牛，打了起来，他抽出宝剑，要去制止，一个部下劝他说：‘你可知道，两只老虎争斗，必然是力气大的打败力气小的，力气小的就得死，力气大的就得伤，这时，你再去打那个力气大的老虎必然能够得胜。现在韩魏相争就像两个老虎争着吃野牛，等到力大的得胜之后，力气小的已经被消灭了，你再去追赶负伤的力气大的，必然得胜。不知你对这一点，有什么想法呢？”后来，在韩魏之争中，魏得到胜利，这时，秦再攻魏。在魏韩之争中，魏国已经伤亡很多。后来，秦国果然获得大胜
。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苏曾经吃了很大的亏，使得希特勒得寸进尺。那时，英、法两国错误地使用了本计，使希特勒的胃口越来越大，最后，英、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时的苏联，虽然被迫使用了本计，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20世纪30年代，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已经非常明显地摆在了世界人民面前，英、法为了保住自己的霸权地位，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对于德、日法西斯的侵略，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政策。
1936—1939年，德、意两国干涉西班牙得逞之后，并未立即进攻苏联，而是直接进攻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4月英法政府予以承认。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举行慕尼黑会议，签署了“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必须从10月1日开始从苏台德地区撤兵，10月10日完成。“慕尼黑协定”把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推向了高峰。
这种绥靖政策的本质就是隔岸观火。任凭法西斯国家侵略别国，对于受侵略的国家不闻不问。他们的企图是以此换取法西斯国家不侵略自己，转而还能把战火烧向苏联。其结果却事与愿违，希特勒不仅没有进攻苏联，而且很快与苏联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转过头来进攻英、法，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定互不侵犯条约，为期十年，主要内容有两条：其一，缔约国一方如与他国交战，缔约国另一方决不支持第三国；其二，缔约国双方不参加任何直接或间接反对缔约国另一方的国家集团。条件表明希特勒近期不会进攻苏联。但在德国侵犯别国时，苏联不得干涉。为了争取备战的时间，苏联把祸水挡回西方是可取的。但是，这些条件也表现出对被侵略国家的隔岸观火策略，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违背了国际主义原则，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
在当代管理心理学中，把本计的运用形式加以改变，往往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河南某厂机构太多，统得太死，节奏太慢，新厂长把这种落后体制叫做“恐龙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大家相安无事，稳稳当当过日子，但是，大家的生活不富裕，精神愉快不起来，没有干劲，没有追求。例如，该厂的每一个车间都有一位主任，两位副主任，他们互相帮助、意见统一、团结得很好，一旦一人有事，大家互相帮忙，谁也不拆谁的台。
在改变体制的过程中，将某个车间一分为三，原来的几位正副主任，就都当了一把手。职务虽然变了，他们仍旧像以前一样，还是一团和气、不分彼此。生产上谁也不甘落后，但是，大家谁也不愿意冒尖，稳稳当当，日子倒好过，就是生产效率一直上不去。
此情此景，新的厂领导很不安心，决心改革。在这三个车间中，按照各自的效益分成：高的多分，低的少分，负效的分债。这就是所谓新的“效益分成制”。
这一下，三位主任都慌了。年龄最小的主任先发话：“如今效益分了成，车间里100多双眼睛看着我，我可顾不得两位大哥了。”一个月之后，小弟那个车间人均收入450元，另两个车间，还是原地不动，一个320元，一个只有250元。账目一公开，两位大哥跳了起来：“我就不信，真的干不过他们……”下个月一开始，那位主任整顿纪律，各道工序井井有条，月终一算，果然名列榜首。其他两位看到这种情况，谁也不肯示弱……
“效益分成制”就像投到各个车间的一把火，厂领导只需隔岸观火，适时调整火势，就可收到可观的经济效益了。
本计是以静制动的策略手段，使用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1）当事态发生时，我方要善于等待时机，不可轻举妄动。时机由各种因素构成，及时抓住了时机，就会成效大增，放过时机，徒唤奈何。这极像机会老人，先去抓他时，他还露出几根头发，若不及时抓住，再去抓他时，已经是一个连一根头发都没有的光头了。
（2）任何矛盾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爆发。当矛盾尚未达到爆发的那个时间点时，是不会爆发的，我方必须要静观等待，不要采取行动。对于我方有利的那个矛盾爆发点，往往正是我方未加干预时，在原有条件下，而很快爆发的那一点。这时，如果我方贸然干预，矛盾爆发的方向很可能发生变化，朝着不利于我方的方向发生。因此，这个时候正是要求我方沉着、耐心、冷静的时候。
（3）有时，也可以采取适当的手段加速矛盾的爆发进程，不过，这种时机很难把握，很可能弄巧成拙。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应该不作为，坐享其成，不要没事找事，反而适得其反。
这一计实际是“团体冲突理论”在管理实践的有效应用。
管理心理学记载，1979年，布朗发表“团体冲突的处理”一文指出，冲突过多，就要设法减少。减少的办法是：（1）强调团体之间的互相依赖，明确指出，如果冲突过多，就会造成损失；（2）建立一些规章制度，限制冲突，重新设计组织结构。如果冲突太少，又要设法增加。增加的办法是：其一强调团体各自的利益，增加团体意识；其二施加一些压力，要求团体改进工作，提高效率，减少一些规章制度。
当我方遇到敌方各部分之间一些矛盾冲突时，应坐视不理，有时还可火上浇油，使其冲突增加，进一步把矛盾尖锐化，以便我方坐收渔翁之利。曹操利用公孙康和二袁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是这样。
当遇到我方内部各部分之间没有冲突，一团和气，不求上进时，则可施加压力或者采取措施，使其各部分强调自身的利益，造成各部分之间的矛盾，甚至引起冲突，严格划清他们的责任范围，确定其利害界线，冲突势必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不断升级。领导者就可坐收“工作效率提高之利”，像本计所举的，河南某厂的新领导就是利用这种办法，让下属几个车间之间，由一团和气、没有矛盾，到产生矛盾，并通过竞争提高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