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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

胡守钧

自杨庆堃先生提出“制度性宗教”和“弥散性宗教”这对概念以来,中国的宗教研究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研究范式。在引进西方宗教研究的概念、理论的基础上,众多学者对于本土宗教的“弥散性”做了深度发掘,逐渐形成了一种超越性的宗教研究理路,那就是以宗教的“弥散性”为核心的研究理路。宗教,尤其是中国的民间宗教,是中国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宗教信仰的仪式、教义,以及宗教实践,无不体现出地方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实践的内容。这是中国宗教之于国外宗教的特殊之处,也是中国宗教之“弥散性”值得更深入研究的原因所在。研究地方宗教活动,某种意义上回答了宗教在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扮演的角色问题。

《滇缅边地摆夷的宗教仪式》一书,以滇缅边地“摆”这一民间信仰的仪式为切入点,反映了该地区在现代化变迁当中不断发生变革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和地区人民的文化心理。不难发现,以“摆”这一信仰资源为纽带,作者为读者展现了当地复杂而有趣的社会共生系统,并对这一系统做出了深刻的文化诠释。以“摆”为核心,形成了滇缅边地耗资巨大的经济共生系统,它“加快了剩余财富的消耗,平衡了富人与穷人的地位”,并由于其“消耗巨大”,而在某种意义上对地方经济产生了激励作用。以“摆”为核心,形成了滇缅边地独特的政治共生系统。“摆”的信仰作为一种秩序,与地方社龄结构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关系。“做摆”的仪式结构,是地方政治权力、声望结构的反映。以“摆”为核心,形成了滇缅边地有趣的文化共生系统。“做摆”这一宗教仪式,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发挥了对摆夷社会的文化整合功能,并对个人心理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

田汝康先生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一个人类学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厚的文化解读能力,为读者深描了滇缅边地围绕“摆”这一宗教仪式形成的人文文化生活。这种研究方式,不禁让人联想到格尔茨关于巴厘岛斗鸡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新几内亚库拉圈的研究,以及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对江村经济的研究。同这些人类学历史上的经典研究一样,该书同样凭借丰富的田野资料、深刻的文化阐释,为读者展现了民间信仰同地方社会共生系统之间复杂而值得玩味的互动关系。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始建于1925年,至今已九十余年。1952年因院系调整停办,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社会学系于1988年重建,田汝康先生被任命为首任社会学系主任。因此,这本著作的面世,让我格外欣喜,给我带来了新的感想和感触。我希望这本著作能够得到最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也希望田先生的著作今后能更多地出版,以利于促进学术进步、社会发展。

是为序。

2016年6月26日于兰花教师公寓 qHhuR4wNjSsdz+jV79NSq3gxhMf9EbtRMz1EGgmtrlojb+srudF5UPwo+l/qMU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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