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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宗禅以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悟道方式，为平民和士大夫阶层大开方便之门，“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慕心向道”（《百丈清规》第五）。特别是唐武宗会昌（841—846年）灭佛以后，佛教各宗渐寖式微，唯有禅宗因其简易朴素的传教方式得以幸免，并大有取代各宗、独步天下之势。这时的寺院，不仅律宗、净土宗的寺院要改为禅院，而且华严宗、天台宗也相继改为禅院。不论法师、论师、律师，都纷纷称为禅师，可谓天下都归之于禅。从晚唐到五代，禅宗风靡一时，繁衍特盛。南岳一系，经马祖道一、百丈怀海等数传，由沩山灵佑（771—853年）与弟子仰山慧寂（807—883年）开创了沩仰宗。怀海另一门人黄檗希运（？—850年），再传临济义玄（？—867年），开创了临济宗。青原一系，经石头希迁、药山惟俨、云岩昙晟等数传，由洞山良价（807—869年）与弟子曹山本寂（840—901年）开创了曹洞宗。石头另一支，经天皇道悟、龙潭崇信、德山宣鉴、雪峰义存（822—908年）数传，由云门文偃（？—949年）开创了云门宗。雪峰门下的玄沙师备经二传至清凉文益（885—958年），谥号法眼，开创了法眼宗。这就是禅宗的五家。相传初祖达摩有一首偈：“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坛经 · 付嘱品》）他的预言终于在晚唐五代应验了。
尽管禅宗一再声称“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但是传宗立派毕竟不可能完全逃避语言，打哑语、猜哑谜毕竟无法传递佛教真谛。这是一个悖论，不可言说又不得不言说，于是，随着南宗禅的迅速发展，就有了记载禅宗公案的各种语录和灯录（传灯录）。语录是僧徒对师父言行的记录，因为文字多用口语而得名。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录，以法传人，譬如灯火相传，辗转不绝，所以叫传灯录。灯录一般都是由各种语录汇编而成，如宋释道原的《景德传灯录》。语录和灯录内容相似，其区别在于灯录兼有史传性质。这两种典籍所记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称为公案。公案本指官府待决的案件，禅宗认为用教理来解决疑难问题，如官府判案，所以也称公案。元代三教老人的《碧岩集序》对“公案”二字的含义有最为详细生动的说明：
二字乃世间法中吏牍语，其用有三： 面壁功成，行脚事了，定槃之星难明，野狐之趣易堕。具眼为之勘辨，一呵一喝，要见实诣。如老吏据狱谳罪，底里悉见，情款不遗，一也。其次则岭南初来，西江未吸，亡羊之歧易泣，指海之针必南。悲心为之接引，一棒一痕，要令证悟。如廷尉执法平反，出人于死，二也。又其次则犯稼忧深，系驴事重，学奕之志须专，染丝之色易悲。大善知识为之付嘱，俾之心死蒲团，一动一参，如官府颁示条令，令人读律知法，恶念才生，旋即寝灭，三也。（《禅宗集成》第十册）
把“公案”的功能说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
由于禅宗的流派众多，而且禅风随时代而演变，因此，各种公案的接引方式也有差异。如沩仰宗的“三生”及“九十七圆相”，临济宗的“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曹洞宗的“五位君臣”、“宝镜三昧”，云门宗的“三句”，法眼宗的“六相”等。这些方式虽有峻峭、绵密、稳实、简明的区别，但大致可归为开张峻利的棒喝和妙语连珠的机锋两大类。
禅宗祖师重触机，接待初学之时，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提出莫名其妙的问题，令初学者回答，藉以考验其悟境，叫做棒喝。棒喝是以一种极端手段来警醒人们的迷误，打断人们的正常思维逻辑，使之进入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状态，抓住常理所不能及的玄奥义蕴，在幽暗处豁然开朗。棒喝最开始是无成法的，如百丈怀海回答野鸭子飞过去而被老师扭痛鼻子从而悟道（见《五灯会元》卷三）、一童子指头被俱胝和尚所砍从而悟道（见《五灯会元》卷四）的公案，都属此类，不过是强调悟道的偶然性。自百丈怀海之后，棒喝渐成宗门的传教公式。百丈曾对黄檗希运说：“老僧昔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黄檗听了不觉吐舌（见《五灯会元》卷三）。黄檗承此门风，只是又加了一顿棍棒，黄檗接引其弟子临济义玄，基本上是以杖敲棒打为主要方式（详见《五灯会元》卷十一）。临济后来也如法炮制，更把棒与喝二者结合起来。试看一则临济的公案：
上堂。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便打。又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亦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亦喝。僧拟议，师便打。师乃云：“大众，夫为法者，不避丧身失命。我二十年在黄檗先师处，三度问佛法的大意，三度蒙他赐杖。”（《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
临济颇有点十年的媳妇熬成婆，便要在新媳妇身上出口气的味道。其实，这种似乎已成为公式的一问便打的回答法都是为了使人破除文字执，打破参学者对语言的迷信和幻想。既然“第一义”是不可说的，因此，“如何是佛法大意”这个问题本身就提错了，该挨打。此外，“师便打”还有个意义，就是因“第一义”不可道破，所以用棒喝来代替回答或避免回答。这样，棒喝就不光有警醒的作用，也有了象征暗示的功能，如佛祖迦叶的拈花微笑、沩仰宗的“九十七圆相”（圆形为本的种种符号）一样。
如果说棒喝采用的是一种避免回答的消极手段的话，那么，机锋则是一种积极的语言对答艺术。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就常以机警锋利的玄言相尚，王导曾称赞顾和“此子珪璋特达，机警有锋”（《世说新语 · 言语》）。不过，禅宗的机锋却似乎导源于慧能的教导：“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坛经 · 付嘱品》）这不是教人指东道西、装疯卖傻吗？慧能的本意是想以“中道之义”消除任何极端的观点和执著的态度，后来在禅宗公案中发展为随心所欲、故弄玄虚的胡言乱语。最典型的是关于“如何是佛法大意”这一提问，每个禅师都可以任意杜撰一个答案，诸如：“十年卖炭汉，不知秤畔星”（《景德传灯录》卷八）；“填沟塞壑”（《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春来草自青”（《云门文偃禅师语录》）；“贫女抱子渡，恩爱逐水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其实，这些无意义的回答和棒喝一样，也是暗示佛法的不可言说。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语言符号看作是一个概念与一个有声意象（image acoustique）的统一体，有声意象又称能指（signifiant），概念又称所指（signifié）。在同一个符号系统中，能指和所指是统一的，符号的意义是固定的。而在禅宗看来，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第二性的东西，经书（语言）并非真如（实在），能指并非所指。所谓“迷人从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觉”（《大珠禅师语录》卷下），就是指出语言的幻觉性质以及如何以体验代替研读。语言与实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随意性的，因而，佛法大意既可以是“填沟塞壑”，又可以是“春来草自青”，语言与能指可以随时变换，而实在与所指丝毫不受影响。禅宗公案里之所以有那么多古怪的话头，除了有佛学研究家所说的禅理障、象征障、譬喻障、谚语障以外，我看更主要的是禅师故意说些荒诞奇怪的话，以强调语言与能指的随意性，使人对语言文字不再迷信，而以自己的身心去直观实在真如。禅宗宗师们也承认这一点，因而常常把使用语言比作“看风使帆”的艺术（见《碧岩集》卷七）。也正因如此，禅宗公案里既有极其粗朴的野语俗谈，也有极其典雅的诗句韵语；既有痴愚的疯话，也有机敏的戏言，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语言世界。
禅家的机锋方式特多，它有时也说佛法大意，而出之以戏言。比如，有僧问马祖：“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答曰：“为止小儿啼。”又问：“啼止时将如何？”答曰：“非心非佛。”（见《古尊宿语录》卷一）所谓“即心即佛”与“非心非佛”的说法都是“戏论”，这种回答就是游戏三昧，逢场设施，无可不可。机锋中还有一种重复叙述的命题，如《文益禅师语录》：“师一日上堂，僧问：‘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师云：‘是曹源一滴水。’”这种重复等于什么都没说，对于“第一义”所拟说者不作任何肯定。机锋有时表现为一种斗智和辩难，《续传灯录》卷二十记苏轼：“抵荆南，闻玉泉皓禅师机锋不可触，公拟抑之，即微服求见。泉问：‘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长老底秤。’泉喝道：‘且道这一喝重多少？’公无对，于是尊礼之。”这就纯粹是比赛谁的反应敏捷了，充满机智。
机锋作为一种迅捷锐利、不落迹象、含意深刻的语言，与诗歌语言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答俊书记学诗》，《遗山先生文集》卷十四）从前者来看，禅家常借用诗句以斗机锋，妙语连珠，八面翻滚。如临济义玄与凤林禅师的一段对问：
林问：“有事相借问，得么？”师云：“何得剜肉作疮？”林云：“海月澄无影，游鱼独自迷。”师云：“海月既无影，游鱼何得迷？”凤林云：“观风知浪起，玩水野帆飘。”师云：“孤轮独照江山静，自笑一声天地惊。”林云：“任将三尺挥天地，一句临机试道看。”师云：“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凤林便休。（《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
真所谓言藏箭括，口吐珠玑。其他如临济宗讲“四料简”，云门宗讲“三句”，也都用诗句来作譬喻。可以说，公案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从后者来看，禅的机锋有时即便不采用诗句的形式，也是绝妙的“诗家语”。《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中有一段公案：
师又问：“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作么生说应底道理？”德曰：“如驴觑井。”师曰：“道则太杀道，只道得八成。”德曰：“和尚又如何？”师曰：“如井觑驴。”
德上座的回答运用了比喻联想，但曹山本寂禅师仍嫌不够，因为“驴觑井”尚属合逻辑的比喻。他要求的是彻底破坏语言的逻辑性，“如井觑驴”。这是为了否定客观界限的区别，打破“事法界”、“理法界”的障碍。而在诗人看来，“井觑驴”这种主宾关系的舛误，正是强化了诗歌语言的特质，宋人孙奕说：“凡倒着字句，自爽健也。”（《履斋示儿编》卷十）王安石曾亲自将王仲至的诗句“日斜奏罢长杨赋”改作“日斜奏赋长杨罢”，并认为：“诗家语，如此乃健。”（见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一）
禅家机锋对诗人更重要的影响是随心所欲的任意联想和随机应变的表达方式，即所谓“参禅学诗无两法，死蛇解弄活泼泼”（葛天民《寄杨诚斋》）。苏轼的“横说竖说，了无剩语”，江西诗派的“活句”、“活参”、“活法”，可以说都是从禅家机锋中化出。诗人得此“切玉刀”，从此灵根透脱，游刃有余，不主故常，变化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