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常心是道

神秀的北宗在初盛唐时期红极一时，其时长安、洛阳两都之间，皆宗神秀。开元年间，慧能的弟子神会（688—762年）在滑台（今河南省滑县）大云寺设无遮大会，论定达摩禅的宗旨，阐扬慧能的顿悟法门。接着，又在洛阳楷定宗旨。自此神秀门庭渐衰，到安史之乱以后，南宗禅完全压倒了北宗禅。

然而，慧能宗风后来之所以兴旺发达，历久不衰，却不是神会的功劳，而是慧能的另外两个弟子青原行思（？—740年）和南岳怀让（677—744年）及其门人的倡导弘扬，继承发展。禅宗的心性观念在青原、南岳两系那里更进一步沿着肯定个性、肯定世俗生活的路线深化。其中，怀让的弟子马祖道一（709—788年）是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人物。马祖出身于四川，初到南岳，也是结庵而居，常日坐禅。怀让知他是法器（具备传承佛法条件的人），有意去启示他，于是就有下面一则著名的公案：

师（怀让）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石上磨。一（道一）曰：“磨作甚么？”师曰：“磨作镜。”一曰：“磨砖岂得成镜邪？”师曰：“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作佛？”（《五灯会元》卷三，案：亦见《景德传灯录》卷五南岳怀让传，文字稍异）

马祖顿时恍然大悟，放弃了苦苦坐禅的旧法。也许是吃尽了坐禅的苦头，所以他悟道后，变本加厉，不仅排斥“时时勤拂拭”的心性修养功夫，甚至也不提顿悟自性清净心，而是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具有终极真理，现实的心灵活动的全部就是佛性的显现—“平常心是道”。《马祖语录》有一段话最能代表他的观点：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

既然，道不用修，平常心即是佛心，所以不必断烦恼而得涅槃（指脱离一切烦恼的自由无碍的境界），烦恼本身就是涅槃；不必透过受污染的平常心去发现清净心，平常心的本来面目就是清净心。陷入迷惑的心灵本身，已经是觉悟的源头。马祖悟道后，到江西洪州聚徒说法，法嗣有百丈怀海（720—814年）等百余人，门庭极盛，形成了“触类是道”的“洪州宗”。圭峰宗密在《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这样概括洪州宗的主张：

洪州意者，起心动念，弹指动目，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更无别用。全体贪嗔痴，造善造恶，受乐受苦，此皆是佛性。

怀海的再传弟子临济义玄说得更痛快明白：“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你且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古尊宿语录》卷四）于一切事不执著，不粘滞，无念无心，顺应本性。这就是南宗禅活杀的自在性，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禅不是体系的逻辑，而是贯穿于最寻常的世俗行为的实践。它不是有目的的修行，也不是本来的觉悟，它自身就是最充实饱满的。真理并非求于外界，也并非借助内心的理想化，它就寓于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使人生活泼无碍的作用。撇开吃饭睡觉这些事情而去苦苦追求悟道，是根本不可能的。妙悟的奇迹不再出现于山间的冥想或静室的坐禅，而是存在于尘嚣世俗的生活之中。于是，慧能的明心见性功夫，变成了随缘自在的生活和纯任主观的体验。于是，作为宗教的中国禅，已不再向思想方面发展了，而是渗入无限的个体之中，与日常生活血肉相连。

南宗的慧能、怀让、马祖等人都在较为偏远的广东、湖南、江西一带传教，不少禅师都有参加体力劳动（如砍柴、割草、挖地、种菜）的经验，与那些出入宫禁、平交王侯的北宗禅师们有很大的不同。“平常心是道”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贵族僧侣的一种反抗，是对门阀世族传统观念的反抗，是对平民生活的神圣与尊严的肯定。曾受马祖教诲的庞蕴居士在一首诗偈中写道：

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

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

朱紫谁为号？丘山绝点埃。

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

肯定人们全部的日常生活的价值与真理，这已具有历史的人文主义的意义。中国佛教从此撕下神秘尊严的面纱，走向简易平实的现实人生。因此，在禅宗的语录里，我们能看到农夫、村妇的影子，能听到驴马牛羊的嘶叫，能嗅到烧饼、豆腐的气味。也正因如此，南宗禅受到下层平民的欢迎。

“平常心是道”也是对禁欲主义的一种解放，它不须坐禅，不须苦行，也不须念佛诵经。“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十字街头，解开布袋”，既可遁隐山林，又可混迹市朝。声色名利场中，不妨与世推移，和光同尘，能出污泥而不染，成为尘世之中的解脱人。也正因如此，南宗禅才受到了既有出世修养、又有入世精神的士大夫的一致推崇。

既然日常生活都可以是禅的经验，那么，禅也就不再执著于“不立文字”，离文字是禅，用文字也是禅，文字的基础里有禅的世界，禅的表现里有文字的世界。所以禅僧说：“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苏轼《书辩才次韵参寥诗》）再则，在禅宗看来，“对境心不起”是禅，“对境心数起”也是禅（见《坛经 · 机缘品》），诗的神思里有禅的冥想，禅的通脱里有诗的灵性。所以诗人说：“禅想宁（岂）妨藻思通”（钱起《同王錥起居程浩郎中韩翃舍人题安国寺用上人院》），“佳句纵横不废禅”（皎然《支公诗》）。这样，作诗吟诗也就是禅的生活的一种了，我们也不会惊讶“不立文字”的禅宗门下竟会有那么多“日日为诗苦”（唐僧归仁《自遣》）、“搜诗病入神”（唐僧善生《旅中答喻军事问客情》）的禅僧了。皎然说得好：

市隐何妨道，禅栖不废诗。

与君为此说，长破小乘痴。

《酬崔侍御见赠》

作诗通于悟道，市隐犹如禅栖，这就是“触类是道”的新禅宗精神。

此外，禅宗的这种随意而适、唯心任运的人生态度，进一步剥离宗教观念而肯定人的主观心性，推进了诗歌创作中纵情、自然、浪漫思想的发展。正如悟道不须强求思虑一样，诗歌也不必呕心沥血的苦吟，只需要有活泼泼平常自在的心境。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在第六章详细论及，兹不赘言。 6LsHLGHM/P369YM5Ay1GUV9N+ge2xlW3QovJKQKh0EHRc+Z9JMjcMkyRLWbyZj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