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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禅宗典籍记载的禅宗发展史，还是禅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发展史，都是对印度佛教繁琐经义的背叛，对印度佛教所提倡的苦行、戒律、禁欲等以长期艰苦磨难为解脱途径的方式的背叛。从世俗生活中体会宗教感情，从审美过程中获得神学启悟，这就是中国禅宗的特色，它从一开始就染上神秘的诗意色彩，一开始就和诗学结下不解之缘。
先看一则禅宗最早的“教外别传”的传说，据《五灯会元》卷一记载，当年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聚众说法，拈花示众，听者都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只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佛祖对他的心领神会格外赏识，当众宣布把“正法眼藏”付嘱摩诃（梵语“大”之意）迦叶。于是，聪明的迦叶成了禅宗的开山祖师。所谓“正法”，即全体佛法；“眼”，指朗照宇宙；“藏”，指包含万物。“正法眼藏”即佛家所指至高无上的真谛妙论。这种伟大佛法的内容是：“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也就是所谓“以心传心”的禅宗宗旨。这则传说当然是禅宗门徒为争佛门正统而臆造出来的，不过，它却集中鲜明地展示了禅宗精神。
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没有谆谆教诲，也没有滔滔雄辩，只有两位智者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那拈花的动作中包含着无穷的妙谛，那微笑的神态中闪烁着悟性的光辉。繁缛严肃的宗教承传在这里成为一种简洁平易的心灵交流，是这则传说的第一个意义。禅宗认为，佛教的真谛只有靠内心神秘的体验才能体会到，而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表达这种体验，“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以沉默的微笑来代替悟道的喜悦，是这则传说的第二个意义。佛教典籍中常以花喻佛性，拈花示众，即以暗示象征代替言说阐释。用花作为传教的媒介，实质上就是用形象直觉的方式来表达和传递那些被认为本不可以表达和传递的东西，是这则传说的第三个意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花既是可供观赏的自然物象，又是体现佛性的一种符号，因观花而悟道，由诗的审美情味指向禅的神学领悟，是这则传说的第四个意义。
禅宗称自己为“宗门”，称别的佛教宗派为“教门”。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实际上是“教上别传”，超佛越祖之谈。禅宗并非不要佛教教义，而是把教义看作宗门的“第一义”。“第一义”是不可言说的，所以南岳怀让禅师说“说似一物即不中”（《古尊宿语录》卷一），清凉文益禅师说“我向尔道”的已是“第二义”（《五灯会元》卷十）。拈花微笑的传说的精神实质正在于此。《云峰悦禅师语录》的一则公案很典型：
上堂，僧问：“灵山拈花，意旨如何？”师云：“一言才出，驷马难追。”进云：“迦叶微笑，意旨如何？”师云：“口是祸门。”（《古尊宿语录》卷四十）
一落言筌，便成谬误；若经道破，已非真实。因而驷不及舌，“口是祸门”。后世的宗门公案里之所以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动作，如天龙、俱胝禅师的“一指头禅”（见《五灯会元》卷四），百丈、黄檗禅师师徒间的耳掴相见（见《景德传灯录》卷九），还有所谓“德山棒、临济喝”，其实都和拈花微笑如出一辙，不用言语，而用动作来示教或示悟。
据说摩诃迦叶所领悟的“正法眼藏”在印度传了二十七代，到了第二十八代菩提达摩，正当中国的南北朝时代。达摩渡南海到中国传教，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到达广州，舍筏登岸，受到了刺史萧昂的礼遇。达摩在金陵见到笃信佛教的梁武帝：
梁武帝问达摩大师：“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摩云：“廓然无圣。”帝云：“对朕者谁？”摩云：“不识。”帝不契。（达摩）遂渡江，至少林，面壁九年。（《从容庵录》卷一）
梁武帝哪里知道“正法眼藏”的精义，被达摩没头没脑的话给懵住了。达摩知他是个钝根，大失所望，渡江北上。他在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五灯会元》卷一）。因此，后人把达摩的禅法（习禅方式）称为壁观禅。
壁观禅是早期禅宗的一种重要禅法。《续高僧传》说明壁观禅的相貌是：“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也就是所谓“参禅打坐”（凝神静坐）。旧的禅定方法，有种种繁琐的规定，坐禅有五大法门—调息、不净、慈悲、因缘、念佛，还有四禅定—坐禅修行的四个阶段。而达摩打破了这些规定，提出了“理入”和“行入”的修行方法，“理入”就是在禅定中体悟到超越现实的真如境界，“行入”就是在禅定中得失随缘，在精神上排除苦难、忧患和欲求。不过，这种禅法还带着印度禅学的痕迹，与后来南宗禅的通脱大不相同。虽然南宗兴起后反对坐禅，但禅定的方式却不仅流行于隋、唐时期，而且贯穿于整个禅宗发展史的始终。因为坐禅与中国道家思想中的“心斋”、“坐忘”有相通之处，在封建士大夫中间始终很有市场。
禅在梵语中是沉思，译为思维修或静虑，它的意思是将散乱的心念集中，进行冥想，止息意念，得到无我无念的境界。然而，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这种凝神沉思的状态，正是人的潜意识十分活跃的时候，往往能使人下意识产生无数奇幻的联想。另一方面，以禅定的方式进行直觉观照与沉思瞑想，人的思维就会摒弃逻辑和理性的制约，观照的对象与人的心灵相互交融，浑然莫辨。这对于哲学和逻辑学是一种谬误，但对于艺术创作与欣赏却有极宝贵的价值。
不少诗人意识到禅定式的观照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唐人刘禹锡曾经夸赞一位和尚的诗，认为这与僧人的禅定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所谓“因定而得境”，“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秋日过鸿举法师院便送归江陵引》）。最著名的是苏轼在《送参寥师》诗中提出的观点：
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
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
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空和静就是一种禅定状态，排除一切外界干扰的空心澄虑的静默观照，万象毕来，呈现眼前，景象不知不觉进入脑中，没有理智和逻辑的介入，这就是诗思的状态。这里没有“斗酒诗百篇”的豪猛，只有“诗从静境生”（齐己《寄酬高辇推官》）的淡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