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种东传，遍播华土，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相杂交，经过选择、淘汰、同化、变异，在中国思想、文化、艺术领域绽开了缤纷的花朵，而禅学与诗学的相互渗透无疑是其中最绚丽多姿而又久开不败的奇葩。

诗禅相通是中国智慧和印度智慧相融合的象征。人们常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又说，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因而，佛教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佛教的诗化，禅宗发展史的种种事实正鲜明地展现了这一诗化过程。由“背境观心”的闭目冥想到“对境观心”的凝神观照，由“孤峰顶上”的避世苦行到“十字街头”的随缘适意，由枯燥繁琐的经典教义到活泼隽永的公案机锋，无论是静观顿悟还是说法传教，由于中国诗文化的熏染，禅宗日益抛弃了宗教的戒律而指向诗意的审美。至于禅宗对诗歌的渗透，更不待言。唐宋以来的诗论及创作，到处闪现着禅学的影子。我们可以开出一长串习禅诗人的名单，可以编成若干册禅意盎然的诗集，可以纂辑一大本以禅喻诗的诗论资料，还可以从影响深远的意境、韵味、活法、饱参、妙悟、兴趣、童心、性灵、神韵等一系列诗论中，发现与禅宗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禅宗意识的渗入，中国诗人从观照、欣赏到构思、表现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艺术思维日益由浅直粗糙走向深微精美，中国古典诗歌也开辟出不同于儒家传统诗教的新境界。

诗禅相通而互为参照系，显然为中国的宗教与艺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且不说从诗的角度谈禅有助于我们把握禅宗作为宗教哲学的特殊性质（我以为禅宗的本质是一种诗化的宗教哲学），单就禅对诗的影响而言，就涉及中国诗学的创作论、鉴赏论、风格论、艺术史哲学、思维方式、语言符号结构等重要理论问题，涉及诗歌理论、诗歌史、诗歌批评三方面诗学内容。正因如此，研究诗歌和禅宗之间的种种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诗学传统、总结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构建富有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体系，尤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书正是力求成为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禅宗史和诗歌史关系的专著： 勾勒禅宗的嬗递轨迹，探讨诗人和禅、禅僧和诗的联系，追寻偈颂的诗化过程，描述在不同禅风影响下中国诗歌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流派诗人的风格特点，揭示诗禅契合的各个层面，阐释以禅喻诗的各种形态及其美学内涵，进而展示中国诗学的演进规律及其民族特征。

“禅玄无可示，诗妙有何评？”（齐己《逢诗僧》）参禅作诗是一种神秘的直觉思维过程，禅与诗的妙处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谈禅说诗，岂容易哉！然而，禅对诗的渗透或诗对禅的吸收，最终都凝固成一个个语言符号，而且禅宗虽标榜“不立文字”，最终还是“不离文字”，有那么多偈颂语录、公案话头供学人参究领会。所以，我有这样的信念： 完全可以通过诗和禅留下的语言符号，去剥开其物质外壳下包藏着的精神内核，去发掘其表层结构下覆盖着的深层结构。诚然，对语言符号的剖析难免有“死于句下”、“堕入理障”之嫌，难免会丧失诗和禅某些精妙的东西，但总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搪塞要真诚切实一点，何况这种剖析或许还能揭示出禅师和诗人都尚未自觉到的精彩内容呢！

其实，谈禅说诗的真正困难之处不在于二者本身的玄妙精微，而在于一千多年的双向渗透过程中产生的极为庞杂的现象。如果把我们的考察对象比作名山大川，那么，如何选择一种与此庞大景观相对应的观照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时间角度看，诗禅相通好比一条源远流长、波澜变化的大河，其上游、中游、下游各有不同的形态。禅在变迁，诗在发展，静态地考察诗禅的异同，有如分析河流的横截面，只能得到片面的知识。“随流始得妙，住岸却成迷”（《五灯会元》卷十四兴元大浪和尚语），因而本书尽可能沿着这条长河顺流而下，寻幽访胜，阐明不同时期禅宗与诗歌相互融合的主要特点，从历史发展中把握诗禅精神。从空间角度看，诗禅相通好似叠嶂起伏、云遮雾绕的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其“真面目”是极难把握的。不过，我想通过横看、侧看、远看、近看、高处看、低处看等不同的角度去观照，毕竟比站在一个地方去仰观俯察更能接近把握山的“真面目”。因而本书尽可能运用多视角透视： 微观的诗法讨论，宏观的美学概括，横向的诗禅相通的内在机制，纵向的诗风禅风的演变轨迹，以期勾勒出这座大山的总体风貌。

由于研究对象涉及不同的文化领域，所以我有意无意地采用了比较文学常用的两种研究方法： 一是影响与模仿的研究（Influence& Imitation Study），注意发掘诗与禅的“事实联系”；二是平行研究（Parallel Study），着重比较诗与禅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在文化精神方面的共通性。或许，前一种方法可以避免生拉硬扯的牵强附会，后一种方法可以防止执著一端的偏激狭隘。我始终相信，人类的心智概念的形式具有某种普遍性，这不仅表现在诗与禅两种文化的双向渗透和彼此对应上，也体现于中国和西方在思维方式、语言艺术、审美意识方面的某些默契暗合上。基于这种认识，本书在注意探讨总结民族诗学特征和规律的同时，也力图将其纳入具有世界文化背景的现代诗学体系之中。总之，从比较中认识对象，发现特征，总结规律，是我研究诗禅奉行的基本准则。各种内容、各个层次的比较，构成本书的主要骨架，如渐修与顿悟、公案禅与看话禅、禅偈与僧诗、唐诗与宋诗、参禅与打诨等，单看目录就可略见一斑。

由于研究对象的关系，本书既未过多挞伐禅宗的唯心主义实质和精神鸦片的作用，也未特别指出禅宗对国民心理封闭性的消极影响，因为批判的工作早已有人做了并还会有人去做，读者也早具备了免疫力，用不着我饶舌。本书倒是更多地注意禅宗对艺术思维的积极影响，注意禅宗对中国诗学发展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我相信，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文化现象必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必然蕴含着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都能理解接受的智慧的结晶。

面对着玄妙而又庞杂的研究对象，我常常感到苦恼和困惑，好在有前人和时贤的宏论巨著供我参考借鉴，往往在山穷水尽之处，又见柳暗花明。为了使研究更系统全面，本书汲取了不少他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长而“夺胎换骨”。不过，这“百衲衣”的基本样式和主要布料还是笔者自己裁剪的，并自信有“自家实证实悟者”，有“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者”。至于是否能“断千百年公案”，读者自会鉴别，而我则真诚地期待着批评和指教。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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