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诗人杨万里说:“要知诗客参江西,正似禅客参曹溪。不到南华与修水,于何传法更传衣。”(《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入京》)江西修水,是黄庭坚的故乡;曹溪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传法之处。这首诗当然只是比喻,但足可以看出黄庭坚在南宋诗客中的崇高地位以及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与禅宗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江西诗派的得名,固然与其领袖人物黄庭坚的籍贯属江西有关,但同时也因为江西是南宗禅滋生繁衍的基地,诗派中的人大都是南宗禅的忠实信徒。换言之,这个诗派的诗学和禅学的渊源都出自江西。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图》,就是基于此而作诗禅类比,模仿禅宗灯录的作法,定宗祖,列法嗣。南宋初周紫芝《竹坡诗话》说:“吕舍人作《江西宗派图》,自是云门、临济始分矣。”而到了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更提倡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尊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总之,在宋人眼里,江西诗派的艺术承传与禅宗的心灯相传几乎没有差别,所以他们一再说:“工部(杜甫)百世祖,涪翁(黄庭坚)一灯传。”(曾几《东轩小室即事五首》之一)“诗家初祖杜少陵,涪翁再续江西灯。”(赵蕃《书紫微集后》)不管这种类比是否确切,至少表明了江西诗派自觉而公开地借鉴禅宗精神的作诗态度。
江西诗派是禅宗对宋代士大夫发生大规模影响的产物。
首先,从地域上看,江西诗派发源于南禅之圣地。苏轼晚年从海南遇赦北归,声称要以岭南“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东坡居士过龙光留一偈》),意思是要把慧能的禅法带到江西去弘扬。其实,早在几百年前,江西已是丛林遍布、佛法隆盛了。唐、宋两代,江西出了不少禅门大德,著名的如吉安青原山的行思、洪州开元寺的马祖道一、洪州百丈山的怀海、筠州黄檗山的希运、筠州洞山的良价、抚州曹山的本寂、袁州仰山的慧寂、洪州黄龙山的慧南、袁州杨歧山的方会等,南禅的五宗七家,有四宗创立于江西,其余三宗和江西也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宋代,江西境内繁衍出黄龙和杨歧两派,更是门庭大盛,很多知名的士大夫都拜倒在其门下。而在江西境内,禅院最集中之处又在西北,黄庭坚在一首诗中曾描述过其盛况:
我穿高安过萍乡,
七十二渡绕羊肠。
水边林下逢衲子,
南北东西古道场。
(《送密老住五峰》)
这是筠州、袁州一带的情况,而洪州的名刹古寺更是不胜枚举。江西诗派的大部分作家正是集中活动于这一地区,文化氛围的影响制约着他们的心理结构,耳濡目染,自然沾上一身洗不掉的禅气。
《江西宗派图》中除了黄庭坚外,共列有二十五位诗人,其中可考的江西籍诗人共占十来个: 徐俯、洪朋、洪刍、洪炎、谢逸、谢 薖、汪革、李彭、饶节、善权。此外,韩驹、潘大临兄弟、祖可等人,也常在江西活动。翻开这些人的诗集,一股浓重的禅气扑面而来,随便举几首诗,便可看出他们日常参禅的虔诚以及深厚的禅学功底:
炉熏细细绕禅房,
竹日晖晖映短墙。
安得买邻共岁晚,
钵盂分饭共绳床。
(李彭《答徐十赠诗三绝句》)
青州从事懒行县,
白水真人不造门。
时作药山遮眼计,
寻僧煮茗过祇园。
(李彭《寄何氏兄弟》)
而余与汪侯,敬谘第一义。
山僧笑不答,饮水自知味。
岂无一樽酒,把盏得竟醉。
不知虚静中,自有无穷意。
(谢逸《游西塔寺分韵得异字》)
诗的题目和句子中提到的徐十、何氏兄弟和汪侯分别指江西诗派中的徐俯、何颉(何𩕳)兄弟和汪革,足可窥见他们唱酬往来之间,常以谈禅说法为主题。
其次,从时间上看,江西诗派出现于北宋新旧党争日趋剧烈的时期。宋神宗以后,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已逐步蜕化为残酷的官场倾轧。譬如熙宁年间,广南转运使汪辅之在写给皇帝的谢表中有“清时有味,白首无能”几个字,新党蔡确以为言涉讥讪,于是汪被降职。而这个蔡确在元 初年写了几首诗,又被旧党的人作了注释,进献新皇帝,坐讪谤罪(恶毒攻击罪),贬斥而死(见《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一)。文网森严,仕途险恶,在士大夫中间,全身避祸的心理逐渐掩抑了“致君尧舜”的理想,洁身自好的心理逐渐代替了悯时伤政的忧思。禅宗那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和追求清净解脱的生活情趣,比任何时候都更能赢得士大夫的共鸣。《五灯会元》中所列的居士,有三分之二以上集中在这段时期,显然是这种社会风气所致。
与王安石、苏轼相比,江西派诗人更加内向谨慎、淡泊退让。黄庭坚和陈师道都是苏轼的学生,却把苏轼作为学诗者的鉴戒:
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黄庭坚《答洪驹父书》)
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者不可不慎也。(陈师道《后山诗话》)
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与禅宗“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的观点,糅合成一种精致的超功利诗学。在江西诗派那里,诗歌日益成为“心灵的保姆”,而不再是“世界的回声”。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饶德操、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诗有略诋及时事者。吕荥阳闻之,作《麦熟》《缲丝》等四诗以讽止之,自此不复有前作。(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
饶德操即饶节,汪信民即汪革,都是江西派诗人,他们在吕荥阳(吕希哲)的劝阻下,不再作诗诋及时事。明明面对的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和种种人间的不平,却不得不自我克制、自我压抑,甚至自我欺骗。于是汪革只得去相信“富贵空中业,文章木上瘿。要知真实地,惟有华严境”的禅宗妙旨(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诗派 · 汪信民》)。而饶节干脆在三十九岁时削发出家,成了云门宗的香岩如璧禅师(见《五灯会元》卷十六)。
除了江西本土的诗人以外,诗派中的其他作家也都以禅学见长。如陈师道,自号后山居士,他曾经劝告友人刘羲仲说:“二父风流皆可继,谤禅排道不须同。”(《送刘主簿》)意思是说在排訾释老方面,最好不要同于先辈,实际上是劝友人研讨禅理。而韩驹则经常在诗中说什么“佛法本无多,未悟常自责”(《次韵吕居仁赠一上座兼简居仁昆仲》)、“犹觉是身多净力,欲投禅客问真如”(《次韵苏彦师见寄》)、“幻世吾方梦,迷津子作舟”(《送云门妙喜游雪峰三首》)等,礼佛态度十分虔诚。
如果说江西籍的诗人更多受地域文化氛围—江西禅风影响的话,那么诗派中的外籍诗人则主要是在北宋末期浓重的政治阴影的压迫下靠近禅门的。黄庭坚正是在这空间(地域)轴和时间轴的交汇点上,成了江西诗派名副其实的宗主。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年贬涪州别驾,又号涪翁。他的家乡分宁(修水)到处是南禅寺院,祖母仙源君就是虔诚的禅宗门徒。据传,他年仅七岁就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骑牛远远过前村,
吹笛风斜隔垅闻。
多少长安名利客,
机关算尽不如君。
(见《桐江诗话》)
我国古代早慧的诗人不少,但一般都写出儿童的直觉,呈现一种极天真的情趣,如唐代骆宾王七岁写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一诗就是如此。而黄庭坚这首诗已有成人的老成和超悟,哲人的冷峻和超脱。当然,很难相信这是他幼小心灵真实的呼声,但至少可以看出他早在童年就接触到佛理禅机,并开始鹦鹉学舌。而在他游学出仕之前写下的不多的诗篇里,出世思想竟占了主流,如十七八岁写的这些诗句:
在世崇名节,飘如赴烛蛾。
及汝知悔时,万事蓬一窠。
《溪上吟》
人曾梦蚁穴,鹤亦怕鸡笼。
万壑秋声别,千江月体同。
《次韵十九叔父台源》
对禅宗的一切虚幻、万物平等观念已有深刻的理解。
到了中年,黄庭坚迭遭婚姻不幸(原配和续娶的两位夫人先后去世)和仕途挫折(多年一直任地方下层官吏,如叶县尉、太和县令等),元丰三年(1080年)作《发愿文》,像佛教徒似的誓戒酒色肉食。苏轼还主要是喜好结交禅僧,以谈禅悟道为人生的一个寄托,而黄庭坚则完全拜倒在南宗黄龙派祖心禅师的门下,并与祖心的法嗣惟清、悟新相往来,深得黄龙派的真传,所以禅宗灯录都把他算在黄龙派的队伍里。据《五灯会元》卷十七记载,晦堂(祖心)问黄庭坚,《论语》中的“吾无隐乎尔”一句作何解?黄诠释极精,晦堂都说“不是不是”。黄感到迷惘,内心不服。当时秋香满院,晦堂问:“闻木樨香否?”黄答:“闻。”晦堂说道:“吾无隐乎尔。”黄于是恍然大悟。这段故事真是玄而又玄,黄庭坚到底悟到了什么呢?也许就是禅宗的以可说为粗、以不可说为妙的非思辨性的宗旨吧!一作诠解,尽成死语,悠然心会,妙处难说。正如清人王士禛对这段公案的理解那样:“山谷大辩才,妙义皆糠粃。满院木樨香,吾无隐乎尔。”(《黄龙晦堂禅师》)在众多倾心禅门的士大夫中,黄庭坚算得上是真正登堂入室,如他自赞画像所说:“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见《能改斋漫录》卷七)俨然一副神清骨寒的高士形象。
黄庭坚思想中的禅学因素极为丰富,一是借鉴禅宗顿悟真如的方式来进行心灵修养,他时时坐禅修习,但更重视思想上的觉悟、活泼泼的心灵体验,使心活跃以应付纷纭的生活,而非形同槁木、心如死灰。所以他常常把内心修习的“禅境”与外部世界的“尘境”放在一起,以一念净心去抗拒种种诱惑和烦恼:
万事同一机,多虑乃禅病。
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径。
莲花生淤泥,可见嗔喜性。
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
(《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二首之一)
百疴从中来,悟罢本谁病?
西风将小雨,凉入居士径。
苦竹绕莲塘,自悦鱼鸟性。
红妆倚翠盖,不点禅心净。
(《又答斌老病愈遣闷》二首之一)
只要万虑尽消,就能如莲花出于淤泥之中,而不为世俗的淤泥所污染;就能面对红妆翠盖的诱惑,一点欲念不起。有了如此的觉悟,一切沉疴自然舒解。这就是他领悟的禅理之一。
二是融合佛禅平等观及庄子齐物论的思想。生死平等,所以奉行一种超然物外、临危不惧的人生哲学;万物平等,所以提倡一种公平无二的社会伦理观。这种平等观来自《坛经》中的风幡故事,二僧论风幡义,一说风动,一说幡动,六祖慧能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意思是心不动则万物皆平等无异。黄庭坚为祖心禅师写的烧香偈语就深契此理:
海风吹落楞伽山,
四海禅徒着眼看。
一把柳丝扶不得,
和风搭在玉栏干。
(《为黄龙祖心禅师烧香颂》)
祖心圆寂之日,四海禅徒皆惊。但在禅门看来,生死原本平等,圆寂正是超脱。所以祖心之死就如同柳丝随风飘拂一样,是自然之事,无须惊惧。这就是《荷泽神会和尚语录》所说:“纵见恒沙众生一时俱灭,亦不起一念悲心,此是大丈夫得空平等心。”因而黄庭坚能用超脱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社会、体验人生,能在政敌的威逼利诱面前大义凛然,能远斥蛮荒而泰然处之,安之若素。他作诗在处理感情上不同于主情诗人那样任其宣泄,而是经过理性的制约流露出来,以真实相而出游戏法,净化、淡化甚至冷化。这一点他和好友秦观(字少游)完全不同,正如前人所说:“少游钟情,故诗酸楚;鲁直学道,故诗闲暇。”(李颀《古今诗话》)就是和同样参禅的苏轼相比,黄庭坚也显得更超然平静,苏轼尚有“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激动(《念奴娇》),“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的豪情(《儋耳》),而黄庭坚即便是意境最阔大的诗句“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登快阁》)也是导向除去心灵蔽障和波动的澄澈宁静。也许正因如此,黄诗才招致所谓缺乏情韵的批评。
尽管黄庭坚也实践过禅宗默照静观的禅法,他的诗也表现过渊静空寂的禅境,但从他的诗歌艺术风格来看,显然是接受了禅宗公案里参话头、斗机锋的思维方式。据说,死心悟新禅师问他:“新长老死,学士死,烧作两堆灰,向甚么处相见?”他竟答不上来。一直到谪官黔州的路上,才打破疑团,参透禅关(见《居士传》卷二十六)。所以他从黔南归来之后,“诗变前体”,“妙脱蹊径,言谋鬼神……一似参曹洞下禅,尚堕在玄妙窟里”(《西清诗话》)。这很有点像后来大慧宗杲“看话禅”的参究过程。不过,虽然苏轼和黄庭坚的诗都有文字禅的倾向,但仍有一些区别。苏轼悟后是滔滔不绝把禅理说个透彻,“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天才式的抒发,有理可依而无法可循;黄庭坚却从闻木樨香而悟道的体验里认识到禅理的不可诠释性,他作诗常常以奇特的言语去截断常识的情解,故作玄虚,出人意表,插科打诨,游戏三昧,正言若反,戏言近庄,并发明了种种非逻辑、非常规的诗歌语言技巧,即所谓“诗眼”、“句法”,有法可依而无理可循。黄庭坚的诗风生新瘦硬、深奥难懂,与其说是禅理玄妙,不如说是语言和结构的晦涩生硬的原因,这当然和公案里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头的影响分不开。
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从禅宗那里悟得不少作诗的法门。如果说宋人以禅喻诗以苏轼为滥觞的话,那么在江西诗派那里就是“一波才动万波随”了。如黄庭坚说:“寒炉余几火,灰里拨阴、何。”(《次韵高子勉十首》)就是借用百丈怀海传法沩山灵 时让他拨灰寻火的一则公案,来勉励江西派诗人高子勉追寻诗法的本源(按: 阴、何指六朝诗人阴铿、何逊,杜甫有“颇学阴、何苦用心”之句,江西诗派学杜甫,本源于此)。其他如陈师道说:“世间公器毋多取,句里宗风却饱参。”(《答颜生》)李彭说:“传诗句句烂生光,妙手殷红入象床。本自奉常参定脉,定从儋耳悟神方。”(《寄何斯举》)韩驹说:“篇成不敢出,畏子诗眼大。唯当事深禅,诸方参作么。”(《次韵曾通判登拟岘台》)谢薖说:“要将余事付风骚,已悟玄机窥佛祖。”(《有怀觉范上人》)用参和悟比喻诗歌艺术的长期探究过程和瞬间直觉把握,已成为江西诗派的口头禅。如曾季貍说:
后山(陈师道)论诗说换骨,东湖(徐俯)论诗说中的,东莱(吕本中)论诗说活法,子苍(韩驹)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艇斋诗话》)
他们悟入的“关捩”都是参究前人的作品,在学问功底的培养过程中逐渐达到妙悟的境界,从必然走向自由。
同时,与禅宗的文字化相呼应,江西诗派对各种诗歌语言技巧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或在构思上出奇制胜,或在词语上变化翻新,或打“猛诨”而求幽默,或炼“句眼”而求精彩,或典故冷僻以逞学问,或硬语盘空以示深奥,以机智的语言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在第五章中我将详细论述江西诗派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艺术和禅宗的种种关系。
江西诗派挟着禅宗的余威在宋代风行持续了两百多年,从黄庭坚创派开始,到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作总结,其间师友传授,绵延不绝。继吕本中《江西宗派图》开出诗派的名单后,又陆续有诗人被补充进来。南宋赵彦卫写《云麓漫抄》时,名单中已有吕本中在内;刘克庄则把曾几、杨万里等人归入诗派(见《茶山诚斋诗选序》);严羽把陈与义划入诗派(《见沧浪诗话》),有案可查被归入诗派的较次要的诗人还有曾纮、曾思、赵蕃、韩淲、方回等人,至于和江西诗派有各种渊源关系的诗人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南宋不少诗人都以“他时派列江西”为荣耀,连理学家陆九渊也认为诗派“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如优昙花时一现耳”(《与程帅书》)。江西诗派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恐怕是与文字禅在宋代的流布分不开的吧。“诗到江西别是禅”(金刘迎《题吴彦高诗集后》)的负面,就是“禅到江西别是诗”,《碧岩集》的传唱不是已经证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