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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大唐帝国的日趋没落，使得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向空门靠拢，而禅宗简洁的修行方式正好给他们开了一张通向彼岸世界的廉价通行证。中晚唐诗人结交的僧侣大多数属于禅宗，卢简求为沩仰宗的开山祖师沩山灵 作碑文，李商隐为之题额（见《宋高僧传》卷十一）；段成式为百丈怀海的法嗣大慈寰中作真赞（见《宋高僧传》卷十二）；司空图从香岩智闲禅师那里得禅宗精髓（见《司空表圣文集》卷九《香岩长老赞》）。许浑、温庭筠等人也都和禅僧有密切的关系。
然而，由于个性气质和生活经历的不同，接近禅僧的人并非都能以禅宗精神去作诗，如李商隐诗的婉丽缠绵，温庭筠诗的侧艳纤 ，段成式诗的骈偶工整，许浑诗的精切圆润，正如杜牧的风流俊赏一样，多少带着中晚唐进士集团的那种花团锦簇的浮华风气。尽管当今学术界有人论及许浑“千首湿”（指许诗中最爱用“水”字）与他的佛教思想、禅宗与温庭筠诗艺术风格的关系等，但总体说来，他们的诗风毕竟和禅宗精神相去甚远。倒是那个曾一度出家、后又还俗的贾岛，以其清幽冷僻的苦吟，保持了几分僧诗的本色、禅家的风味。
贾岛（779—843年），字阆仙，早年当过和尚，法名无本。他有个堂弟，就是著名的诗僧无可。传说贾岛为僧时来东都洛阳，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贾岛作诗自伤，韩愈可怜他，教他为文，于是还俗，举进士（见《新唐书 · 贾岛传》）。贾岛虽然还了俗，当年为僧时的癖好却始终未放弃。首先，他常常醉心于清寒孤寂、超尘恬淡的山林禅院生活，他之所以“衲气不除”，是因为他常以禅佛思想作为与险恶命运抗争、从政治逆境中超脱的精神支柱。“三境通禅寂，尘嚣染着难”（李洞《贾岛墓》），正是物境、情境、意境都融于禅定之中，所以他始终保持“清苦节”，心灵不为尘俗所污染。毕竟贾岛是还俗之人，有入世之心，因此在险恶环境里挣扎、因出身卑微而受挫之时，难免产生一种穷途末路之怨。同样是写山林禅院生活，贾岛诗就缺少前面所说的“澄澹精致”派那种禅境之幽静澄明，禅心之无挂无碍，而多写苦寒瘦病、霜雪雨溽，像下面这些诗句：
暮磬寒泉冻，荒林野烧移。（《送觉兴上人归中条山兼谒河中李司空》）
石磬疏寒韵，铜瓶结夜澌。（《送贞空二上人》）
寒蔬修净食，夜浪动禅床。雁过孤峰晓，猿啼一树霜。（《送天台僧》）
积雨荒邻圃，秋池照远山。（《僻居无可上人相访》）
颇有点僧诗的“蔬笋气”，但色调却显得更加灰暗阴冷。这是他以孤峭冷漠、潦倒消沉的眼光来审视自然物象的必然产物，也是他前半辈子蒲团生涯形成的独特的癖好。正如闻一多先生指出的那样：“早年记忆中‘坐学白骨塔’，‘三更两鬓几枝雪，一念双峰四祖心’的禅味，不但是‘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月落看心次，云生闭目中’一类诗境的蓝本，而且是‘瀑布五尺仞，草堂瀑布边’，‘孤鸿来夜半，积雪在诸峰’，甚至‘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的渊源。”（《唐诗杂论 · 贾岛》）
其次，贾岛禅余的苦吟也保持了当年诗僧的本色。尽管他也说一些“祖岂无言去，心因断臂传”（《赠绍明上人》），“言归文字外，意出有无间”（《送僧》）之类的话头，但他却不信真有什么“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奇迹，而是心极神劳地雕章琢句。白居易作诗是“闲吟”，而贾岛作诗却是“苦吟”，这一点他更像是苦行僧，把艰苦的诗歌创作视为人生理想和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视为和坐禅同样重要的彻悟心源、解脱痛苦的手段：
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
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
朝来重汲引，依旧得清冷。
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
（《戏赠友人》）
“苦吟”作为他的艺术特质和表现，贯穿在其整个创作活动中，形成了他的一种创作心理定势和诗歌审美追求。著名的“推敲”故事和“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自白，只不过是他无数次苦吟中的两个极端的例子罢了。然而，贾岛的苦吟并不是走向险怪，而是如古井清茶、寒潭冷月，苦涩而又清淡，幽冷而又孤高。韩愈赞誉他的诗“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这幽僻中的平淡，正是得力于他早年清心寡欲的禅院生活。
在元和时代的诗坛上，元稹、白居易主攻新乐府与七言近体，韩愈擅长七古，孟郊娴于五古，张籍、王建、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也均非以五律见长。只有贾岛把毕生精力倾注于五律。而在唐代，擅长五律的王维、孟浩然、刘长卿、钱起、韦应物等人，恰巧也都是接近禅宗的人。也就是说，在元和诗坛上，贾岛是承传禅宗精神的重要诗人。五律“辞弥寡，意弥深，格弥严，味弥远”的审美特征，多少比长篇歌行更接近禅宗“不立文字”、“不落言筌”的要求。和贾岛属于同一诗派的姚合，编选了一本《极玄集》，所选都是“诗家射雕手”诗集中“极玄”（极其玄妙幽微）的作品，而在入选的一百首（今已缺一首）诗中，五律一体就占了八十三首，另有八首五绝，三首五言排律，二首五古，七绝仅三首。可见，在姚合的眼里，五律是最具“极玄”特质的诗体，而这“玄”到底是诗之“玄”，还是禅之“玄”，或是二者兼有，也就不得而知了。闻一多先生把元和、长庆间的诗坛划为三派，为首者分别为白居易、孟郊和贾岛。这种划分虽不尽合实际，但对贾岛一派的论述却是相当精彩的：“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个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暗情调的五言律诗。”（《唐诗杂论 · 贾岛》）
作为“广大教化主”，白居易的影响当然不容忽视，但是和贾岛比起来，白氏不免相形见绌。从中晚唐、五代迄至北宋初期，绝大多数诗人是贾岛的后继者，其人数之众、作品之富、历时之久，实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现象之一，后来仅有江西诗派的持续影响能与之媲美。贾岛受到诗人的顶礼膜拜，也是绝无仅有的：
李洞（晚唐诗人）……酷慕贾长江，遂铜写岛像，戴之巾中，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人有喜贾岛诗者，洞必手录岛诗赠之，叮咛再四曰：“此无异佛经，归当焚香拜之。”（《唐才子传》）
南唐孙晟……尝画贾岛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郡斋读书志》卷十八）
连被人们推为诗圣的杜甫都未享受过如此规格的偶像崇拜。据统计，《全唐诗》中晚唐诗人所作怀念前辈诗人以及追和其诗的篇什，贾岛高居首位，仅从诗题上明显看出怀念与追和贾岛的诗，就有三十八首，远远领先于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清人李怀民在其《中晚唐诗主客图》中，尊贾岛为“清真僻苦主”，并将姚合、李洞、喻凫、马戴、张乔、郑谷、裴说、刘得仁、方干、司空图、于邺、周贺（僧清塞）、张祜、李频、张蠙、曹松、李中等二十余人列其门下。其实，从晚唐到五代，学贾岛的诗人不是可以用数字计算的，其他如诗人崔涂、许棠、卢延让等，诗僧无可、可止、归仁、善生、尚颜、齐己等，也都是走的贾岛的路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闻一多先生把晚唐五代称之为“贾岛时代”。
“诗无僧字格还卑。”（郑谷《自贻》）这句话较典型地表达了中晚唐的苦吟诗派（即贾岛派）对诗歌艺术风格的看法。“贾岛同时代的人，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点清凉，甚至一点酸涩来换换口味。”（《唐诗杂论 · 贾岛》）这点清凉和酸涩正好从深山野谷、禅房静室中去获得。有了这点“僧”气，诗格似乎一下就高出尘世，神清骨寒，洗净世俗的油腻。然而，贾岛们的“僧”气和“禅”味尚隔一层。禅宗的最高境界是无念、无相、无住，不受任何理性思维和客观事物的束缚；而在贾岛们那里，看不到丝毫的旷达通脱，只有执著的追求，以清瘦为高格，以苦吟为旨归，坐禅与吟诗不仅是士人仕途受挫的心灵避难所，而且也成了拘牵他们精神和行为自由的新的牢笼。坐禅而为禅缚，所以说“愁来坐似禅”（姚合《寄贾岛》）；吟诗而为诗缚，所以说“ 被吟牵，因师贾浪仙”（僧尚颜《言兴》）。
贾岛清幽冷僻的苦吟，代表了中晚唐相当大一批仕进无门、徘徊歧路的青年士子们悲观绝望的心态。他们有的遁入空门，有的沉沦下僚，有的穷愁潦倒，但都把诗歌视为自己人生的一个重要追求。这种追求有几种层次： 一是试图以诗歌为仕进之阶，他们之所以爱写五律诗，其原因之一是五律与五言八韵的试帖诗最接近，做五律等于做功课，所谓“方期五字达”（崔涂《春日郊居酬友人见贻》），“丹霄路在五言中”（方干《赠李郢端公》），都说明这一点。二是对诗名的追求，不求做官，只求自己诗歌的审美价值获得社会的承认，“格外缀清诗，诗名独得知”（尚颜《寄方干处士》），甚至有的人“为爱诗名吟至死”（栖白《哭刘得仁》）。三是对诗歌艺术本身的追求，将诗歌视为诗人的第二生命，“万事不关心，终朝但苦吟”（许棠《言怀》）；或是将诗歌视为不幸的人生历程中的一种慰藉，“吟兴忘饥冻，生涯任有无”（刘得仁《夜携酒访崔正字》）。这一层次的追求，往往把诗与禅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齿因吟后冷，心向静中圆”（李洞《送远上人》），“静吟因得句，独夜不妨禅”（方干《寄石湓清越上人》），“苦吟僧入定”（裴说逸句）。一方面，他们体味到在禅定的宁静状态中搜字觅句的喜悦，一种如食橄榄般的先苦后甜的喜悦；另一方面，苦吟本身也让诗人收敛起世俗的欲念，在非功利的审美活动中达到“安禅制毒龙”的效果。贾岛之所以为后世诗人所推崇，就在于他的苦吟主要是第三层次的追求，品格之清高令人倾倒。
然而，禅毕竟是提倡破除文字执的，诗人这种执著的苦吟，与参禅的无念无心终究有别。而能像喻凫那样认识到“诗言与禅味，语默此皆清”（《冬日题无可上人院》）的，在苦吟派中并不多见。所以，司空图不同意郑谷的“诗无僧字格还卑”的说法，认为“解吟僧亦俗，爱舞鹤终卑”（《僧舍贻友人》）。
贾岛对后世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他诗歌本身的成就，如宋初的九僧、魏野、寇准、林逋、潘阆、张咏、梅尧臣，宋末的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江湖派中的一帮人，以及明末的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了贾岛的苦吟态度和清寒幽峭的风格。这种“贾岛现象”在文学史上的反复出现，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时代精神的制约，每个朝代在动乱中毁灭的前夕，都需要接受贾岛的清凉和苦涩，都需要贾岛那种灰色的情调。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心理机制的选择，那些沉沦下僚而不得已耽于禅悦的诗人，既看破红尘又流连功名的诗人，既孤高而又庸俗的诗人，既嗜诗如命而又才窄思钝的诗人，都很容易从贾岛的经历、癖好、审美情趣甚至五律的体式中得到共鸣。而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与晚唐后长盛不衰的禅宗，正是产生这样大批诗人的良好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