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宗门第一书

禅宗发展到唐末五代，逐渐由下层民众转向士大夫。禅宗门下的野老村婆日趋减少，幢幢往来的尽是士大夫的身影。与大字不识的六祖慧能不同，也与南岳怀让、马祖道一那些粗通文墨的祖师有别，唐末五代的禅僧在与士大夫的密切交往中，已日益变得言谈优雅、文采风流。而到了北宋，禅僧就基本士大夫化了。这里且不谈禅僧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的变化，仅仅从偈颂语言的日趋典雅就可略见一斑。颂古的出现、《碧岩集》的流行就是这种演变的重要证明。

颂古作为一种诗偈的新形式，集中体现了诗的精神对禅偈的渗透，这就是意象选择的世俗性、题材的典范性以及描写的修辞性。首创颂古的汾阳善昭禅师（946—1023年）正是一位颇有文学修养的诗僧。《补续高僧传》卷六说：“颂古自汾阳始。观其颂布毛公案曰：‘侍者初心慕胜缘，辞师拟去学参禅。鸟窠知是根机熟，吹毛当下获心安。’与胡僧金锡光偈，看他吐露，终是作家，真实宗师，一拈一举，皆从性中流出，殊不以攒华叠锦为贵也。”其实，善昭作诗偈很讲究辞藻与韵律。《汾阳无德禅师语录》中记载的一则公案，就是他和郑工部之间的酬唱赓和的故事。一日，郑工部叩见善昭，在其墙上写了一偈：

黄纸休遮眼，青云自有阴。

莫将间学解，埋没祖师心。

善昭当即奉和一偈说：

荒草劳寻径，岩松迥布阴。

几多玄解客，失却本来心。

形象生动地暗示出佛教真谛的难以领悟。文思敏捷，意味深长，步韵而不受局限，虽为唱和之作，而诗境高于原作。虽不“攒华叠锦”，却做到了遣词精炼，音韵和谐。

在《汾阳无德禅师语录》里，诗歌偈颂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虽说大都是有关禅理的说教之作，但语言本身却是“烂漫有文，精纯靡染”。

稍后于善昭的雪窦重显禅师（980—1052年）是宗门的一代重要作家，有《祖英集》二卷，辑诗二百二十首。雪窦素工翰墨，在未悟道时曾追慕诗僧禅月贯休，诗歌有晚唐五代遗意，如下面两首诗：

红芍药边方舞蝶，

碧梧桐里正啼莺。

离亭不折依依柳，

况有青山送又迎。

（《送僧》，《祖英集》卷下）

门外春将半，闲花处处开。

山童不用折，幽鸟自衔来。

同上

色调明丽、造语清新、饶有情韵，为诗中上品。他得法于云门宗的智门光祚禅师之后，意境更高，造句更奇。比如他在就任雪窦寺住持的时候，上堂就吟诗一首：“春山叠乱青，春水漾虚碧。寥寥天地间，独立望何极。”（见《续传灯录》卷二）气象雄浑，具有一种永恒的宇宙意识，暗示禅所追求的无所不在的“道体”。雪窦既有文学天才，又深契宗门悟境，因此他将诗骨禅心融结为“颂古百则”，能做到情理并茂，成为法眼文益所期待的“歌颂制作”的典型。他的“颂古百则”，根据不同的内容，选择不同的诗体，有律诗绝句，也有古风歌行，或村朴，或典雅，或轻灵，或凝重，大多能通过形象思维来阐明公案之禅理，如下面几首：

曾骑铁马入重城，

敕下传闻六国清。

犹握金鞭问归客，

夜深谁共御街行？

（《碧岩集》卷三第二十四则“刘铁磨老牸牛”）

问既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镞辽空。大野兮凉飙飒飒，长天兮疏雨濛濛。君不见少林久坐未归客，静依熊耳一丛丛。（《碧岩集》卷三第二十七则“云门体露金风”）

有禅理而无禅语，完全可以当作独立的文学作品来欣赏。过去，云门宗的开山祖师文偃虽也用偈颂说法，但语句不免有野谈俗语，当时就有人嫌他“太粗生”。而到了雪窦，上堂、小参（非按时的说法）、垂示（指授弟子）所用语句，大都是优美的诗句，再加上“颂古百则”的创制，一代宗风大变，对舞文弄墨的士大夫更有吸引力。所以《补续高僧传》卷七说：“云门一宗，得雪窦而中兴。”

然而，“颂古百则”的广为流传，应得力于圆悟克勤（？—1135年）编纂的《碧岩集》。圆悟是临济宗杨歧派五祖（山名）法演的弟子。《五灯会元》卷十九载有一段圆悟悟道的公案：

会部使者解印还蜀，诣祖（法演）问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读小艳诗否？有两句颇相近：‘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提刑应喏喏。祖曰：“且子细。”师（圆悟）适归侍立次，问曰：“闻和尚举小艳诗，提刑会否？”祖曰：“他只认得声。”师曰：“只要檀郎认得声。他既认得声，为甚么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聻！”师忽有省。遽出，见鸡飞上栏干，鼓翅而鸣，复自谓曰：“此岂不是声！”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鸭香消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诣，吾助汝喜。”祖遍谓山中耆旧曰：“我侍者参得禅也。”

这段故事至少说明两点： 一是法演稔熟小艳诗，并以之举示士大夫，可见出当时的宗师常常是熟读记诵诗人的佳作，随时拈出以作示道启悟之用；二是圆悟能从小艳诗悟入，所作诗偈，深得诗家和禅家三昧，如“只许佳人独自知”，其实就是禅家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个体一得之悟，可见出当时的宗师已有意识地将诗的意境和禅的妙悟沟通起来。也许是由于圆悟有因诗悟道的经历，所以后来政和年间（1111—1118年）他住持夹山灵泉禅院时，于碧岩方丈内将雪窦重显的“颂古百则”加上评述，编成《碧岩集》（又名《碧岩录》）十卷，试图给参禅之人提供一条新的终南捷径。“碧岩”二字出自一则公案： 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年），有僧问夹山灵泉禅院的善会禅师：“如何是夹山境？”善会答道：“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禅境诗情，极为浓郁，因而传诵一时，夹山也被禅僧们称为“碧岩”。圆悟就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沉浸于雪窦颂古的精纯奥妙的文词之中。他在“颂古百则”的每一则公案和偈颂的前面加上总论式的“垂示”，又在公案和偈颂的每一句下附以精炼简短的“著语”，然后分别在公案和偈颂的后面，用大段文字拈提宗旨和交代公案的源委，有的部分简直如同禅诗的赏析。比如《碧岩集》卷一第七则“慧超问佛”中有一段：

端师翁有颂云：“一文大光钱，买得个油糍。吃向肚里了，当下不闻饥。”此颂极好，只是太拙。雪窦颂得极巧，不伤锋犯手。

按，这则雪窦颂是：“江国春风吹不起，鹧鸪啼在深花里。三级浪高鱼化龙，痴人犹戽夜塘水。”端师翁即杨歧方会的法嗣白云守端禅师，是圆悟的师祖，但由于他的颂语言太粗俗，不为圆悟所取。这里，圆悟对雪窦和守端两首颂的优劣品评，已完全抛开门户之见，纯粹以辞藻的精巧与否作为品评标准。

《碧岩集》的成书，说明禅宗由唐末到北宋，语句修辞空前成熟，宗派之间（至少是临济宗和云门宗）倾向合流。《碧岩集》给参禅的人很大方便，有敲门砖可寻，被当时禅僧称为“宗门第一书”。然而，学禅者并非都有圆悟那种由艳诗而悟道的灵根慧骨，所以成天醉心于《碧岩集》的公案，荡而不返。僧徒不再去顿悟自性，而是到公案中去乞求灵感，到颂古中去剽窃语言。这种风气也引起了部分禅师的愤慨。心闻昙贲禅师就追根溯源，连汾阳善昭、雪窦重显也一并痛斥：

天禧间，雪窦以辩博之才，美意变弄，求新琢巧，继汾阳为颂古，笼络当世学者，宗风由此一变矣。逮宣、政间，圆悟又出己意，离之为《碧岩集》。彼时迈古淳全之士，如宁道者、死心、灵源、佛鉴诸老，皆莫能回其说，于是新近后生，珍重其语，朝诵暮习，谓之至学，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学者之心术坏矣。（《禅林宝训》卷下引）

圆悟的弟子大慧宗杲也对此禅风深恶痛绝。据说，宗杲因为初学者入室参禅出语不凡，感到可疑，于是细细地考问一番，初学者终于招供：“我《碧岩集》中记来，实非有悟。”（见元代径山住持希陵《碧岩集后序》）于是，宗杲一怒之下，便把《碧岩集》刻板毁掉，企图杜绝“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舌”的禅病。

然而，这种禅病已是病入膏肓了，宗杲自己的看话禅不过是这种病的隐性遗传而已。隔了几代以后，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碧岩集》由张炜重新刻板印行，又由黄檗大智为之注释，书名改作《种电钞》，更是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禅宗不立文字的宗旨，至此丧失殆尽。《禅林宝训》卷下说：“今人杜撰四句落韵诗，唤作钓话；一人突出众前，高吟古诗一联，唤作骂阵。俗恶俗恶，可悲可痛！”这是对禅僧吟诗的痛斥。《缁门警训》卷一《姑苏景德寺云法师务学十门》中第六条“不学诗无以言”，这又是对禅僧吟诗的鼓励。不管怎么说，从宋代开始，禅宗越来越失去了它早期那种开阔自由的野性精神，越来越沾染上士大夫特有的温文尔雅的习气。

不立文字之禅变为不离文字之禅，呵佛骂祖之禅变为颂古看话之禅，自证自悟之禅变为傍人门户之禅，这就是禅宗诗化过程中付出的重大代价。从更广阔的角度看，这也是宋代文化中特有的崇古精神和书卷精神在禅宗思想中的曲折反映。诗和禅在宋代携起手来，相得益彰，然而那些“钓话”、“骂阵”、剽窃古德的吟诗作颂的僧徒们，则不仅是对禅的玷污，而且是对诗的亵渎。 tIOs7jNHhisd0Y0pvd24tebxlu61uvfWdAcRSTgcGslm7CyH1HAyXPZbFlZD7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