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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禅宗祖师重行禅而轻言教的作风，被后来的禅宗门徒渲染成由释迦牟尼付嘱迦叶、由菩提达摩带到东土的“教外别传”的宗旨。“教”指翻译、阐释、研究、讲授佛教经典的各教派，即所谓“义学”各派。“教外别传”显示出禅宗有意立异于义学各派的宗教精神。按禅宗的逻辑，“教内”所传佛旨，均是语言文字，因而是“第二义”，而“教外”所传佛旨，直指人心，无须借助语言文字，才是真正的“第一义”。虽然“教外别传”之说出现较晚，但大体是符合早期禅宗祖师的宗教实践的，也是符合南北朝至隋唐禅宗与义学各派相对立的历史事实的。
大约从达摩时代开始，早期禅宗就表现出与传统佛教义学不同的异端色彩。达摩的身世是一个谜，他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难以详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正统的官方佛教那里是受排斥的，“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续高僧传》卷一六《达摩传》）。慧可的遭遇更不幸，达摩死后，他先是“埋形河 ”，后到邺都讲授心法，“滞文之徒，是非纷举。时有道恒禅师，先有定学，王宗邺下，徒侣千计，承可说法，情事无寄，谓是魔语”。道恒竟然贿赂官府，将慧可杀害（同上《僧可传》）。而慧可所传达摩的“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的禅法，“魏境文学多不齿之”（同上卷二七《法冲传》）。僧璨隐居皖公山修道，道信、弘忍住持黄梅双峰山、东山弘法，大约也是为了避免官方贵族僧侣的迫害或是避免与其发生冲突。曾有学者问弘忍：“学问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弘忍答曰：“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楞伽师资记》卷一）旷远的答话中包含着不得不全身远祸的苦衷。
值得注意的是，性空的本体论和唯心的认识论不仅是禅宗语言观的哲学基础，也是大乘佛教各宗派共同信奉的宗教观。不仅《楞伽经》《维摩经》一再申明“诸性无自性，亦复无言说”，“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而且《法华经》《华严经》也反复告诫“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诸法体性，不可说故”，“音声莫逮，言语悉断”。既然如此，那么为何禅门与教门、禅学与义学对待佛教经典的态度仍然有很大的差异呢？为何义学讲师和传统定学禅师如此憎恨达摩一系禅学呢？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以下这点：
从宗教学的角度看，义学的讲师掌握着佛经的阐释权，自视为佛的使者，佛与僧众之间联系的桥梁，佛的旨意通过他们的讲授而传达给下层的僧众，下层僧众通过他们的引导而领悟佛理。因此，他们尽管懂得佛典的语言文字不过是渡河之筏，但作为摆渡者，他们是不愿放弃这象征着权力与财产的渡筏的。而禅宗的觉悟自性，无异于把佛经的阐释权交给每一个学佛者自己，“当知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楞伽师资记》卷一引道信语），每个僧徒都可以通过自身心灵的体验直接领悟佛旨，直接与佛对话，用自己的心灵之筏直达觉悟的彼岸。禅宗心性论的流行，显然将导致“摆渡者”的失业，这自然是义学讲师所不能容忍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任何宗教的传承都离不开语言，研经习典、义解明律对于传播和发展佛教思想也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早期禅宗诸祖也多依经授徒，藉教悟宗。然而，相对于博综经论、研精教理的义学讲师而言，重行禅的禅师在文化素质上处于劣势。他们之所以一再强调“唯心证了知，非文疏能解”，其实代表了文化层次较低的僧众对义学讲师垄断话语权力的不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佛教的宗派斗争，与其说是思想的交锋，不如说是利益的争夺，或是话语权力的争夺。
相对而言，义学对佛教原典的阐释具有定于一尊的官方色彩，与统治阶级的专制体制相吻合，易于为官方哲学所接受，所以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义学讲师遍布于通都大邑，所谓“合国盛弘讲授”，处于佛教话语权力的中心。禅宗的心性论则因承认“人中有佛性，亦名佛性灯”而具有人人平等的平民色彩（同上卷一引惠可语），与统治阶级的专制体制相疏离，易于为流民（自由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民所接受，所以其传法基地多位于边远偏僻的山区，处于佛教话语权力的边缘，至少在中唐以前情况一直如此。事实上，达摩一系的禅学思想刚一形成，义学各派就敏锐地感受到一种潜在的威胁，“多生讥谤”，“是非纷举”。这不仅是一种异端思想对正统思想的威胁，而且是一种下层流民对上层贵族僧侣的威胁。更能说明话语权力争夺的典型例子是道恒禅师对慧可的迫害，因为慧可在邺都讲经时吸引走了道恒的徒众，道恒遂怀恨在心，他表面上是以正统禅学来抵制慧可的邪禅，而实质上不过是为了争夺僧众、排斥异己罢了。换言之，历史上的宗教斗争从来都不是像宗教学说那样超越，而是相当世俗、相当现实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禅宗“教外别传”的意义，即它体现了一批处于佛教话语边缘的僧众为争取自己应有的话语权力和合法地位而作出的努力。也就是说，他们承认相对于义学教门的中心话语而言，禅宗是边缘化的，但自信在传授领悟佛教真理方面，禅宗是最正统、最优越的“正法眼藏”。
禅宗的“教外别传”也与其宗教观密不可分，而其宗教观又受制于禅宗产生的特殊社会背景。早期禅宗的组成，主要是失去土地的流民。用杜继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从北魏到五代，北方流民，包括以游僧的形式向南移动，其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以及由此推动江淮、东南、岭南等地区的开发，在历史上曾蔚为壮观”
。道信、弘忍于黄梅双峰山、东山建立弘法基地，聚徒众数百人，标志着达摩禅系由北向南移动，同时也标志着禅宗僧众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这就是走向山林，开发土地。
据《传法宝记》载，道信“每劝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传法宝记》，敦煌文书P.3559）。“坐”指坐禅，“作”指劳作，宗教活动与生产活动并举，构成了禅宗僧团异于其他教派的鲜明特色，即将劳动吃饭当做行禅的重要项目。这种重视具体的现实生存的思路，必然导致对佛经书本的疏离。
弘忍的“东山法门”继承并发扬了道信的传统，他本人“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到晓”（同上），即昼作夜坐，而他“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楞伽师资记》卷一），其生产劳动能解决整个僧团的生活供给。与此相对应，弘忍的传教方式也是重行禅而轻言教，他相信“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同上），所谓“四仪”，指人的行、住、坐、卧；所谓“三业”，指人的身、口、意的活动。也就是说，“作‘道场’、‘佛事’，不限于寺院那样的特定场所，也不限于供奉膜拜佛菩萨等特定的僧侣律仪，而是要贯穿在行禅者的全部日常生活中”（《中国禅宗通史》第69页）。弘忍本人不是通过阅读佛经，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亲身体验，从而领悟到佛性的真谛，“未视诸经论，闻皆心契”（《传法宝记》），“生不瞩文，而义符玄旨”（《楞伽师资记》卷一）。因此，弘忍传教也依此经验，“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同上）。由此可见，禅宗的“教外别传”最初应是指“坐”、“作”并重的行禅传教方式。
至于慧能本人，完全是一个家境贫寒、卖柴为生的农民，他刚来到黄梅东山求佛法，弘忍就“令随众作务”，到碓房“踏碓八个余月”（《坛经对勘》第5页法海本）。同时，慧能还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不仅认不得经书的文字，而且连自己的悟道偈也要请人书写。尽管当今有学者认为慧能的“不识文字”是出于南宗的渲染，但除了门徒记载的《坛经》外，慧能没有其他著述传世，似乎证明即使慧能不是文盲，至少也是“生不瞩文”或“不出文记”的禅师。显然，慧能在阐述佛教经典义理方面是无法与其他义学讲师相提并论的。这样，一方面由于禅宗新的行禅方式不依赖于经典，另一方面也由于禅宗队伍的文化水平难以阅读经典，“教外别传”就是一条既具有创造性同时也是不得已的出路。事实证明，这条出路在吸引下层平民和农民僧众、扩大禅宗势力方面是颇为可行的。
作为半路出家的“行者”，慧能的禅思想更具世俗化和平民化的色彩。其中有两点最富革命性：
其一，反对坐禅。坐禅是传统佛学的最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达摩一系的禅学虽强调心性觉悟，但仍保持着摄心静坐的形式。慧能则重新解释了“坐禅”的含义：
此法门中，何名坐禅？一切无碍，外于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同上第41页法海本）
也就是说，坐禅不是一种外在的跏趺形式，而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这种对“坐禅”的解说，脱离了印度佛教禅学的原始意义，完全是根据中国禅宗僧众“作役”的行禅实践而作出的本土化解释。坐禅与否，是禅宗南宗与北宗分化对立的重要标志之一。表面看来，这只是参禅方式的区别，而实际上对南宗的言说方式和语言风格有重要影响。换言之，当农民把劳动当做参禅、士大夫把写作当做参禅之时，禅宗就以其俗语化、诗意化的语言对传统佛教语言造成最强有力的冲击。关于这一点，后文将详细论及，兹不赘述。
其二，批判西方净土信仰。净土信仰者认为，常念阿弥陀佛，死后可往生西方净土。慧能指出：
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
东方人但净心无罪，西方人心不净有愆。（同上第81页法海本）
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同上第82页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亦同）
这种看法在道信那里就已经有了，据《楞伽师资记》记载，有人问道信：“用向西方不？”道信曰：“若知心本来不生不灭，究竟清净，即是净佛国土，更不须向西方。”而这一思想的更早源头出自《维摩经》，所谓“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维摩诘所说经 · 佛国品》）。尽管如此，《坛经》的破除西方净土信仰仍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它引申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的说法，使佛教由寺院走进家庭，由僧侣走向俗人，促进了禅宗世俗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它将“东方人”和“西方人”对举的说法，也意味着对西来佛教的权威性的怀疑，对前往西方取经究竟有何意义的怀疑，从而促进了禅宗本土化的进程。换言之，当佛国净土由西方移到内心之日，也就是佛教权威由西方移到本土之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慧能对西方净土信仰的批判，标志着禅宗话语的本土化走向。因而，禅宗的“教外别传”还应当包括“外于寺院的别传”以及“外于印度原典的别传”两个义项。
尽管慧能还保持着“藉教悟宗”的做法，《坛经》还使用着佛教的传统术语，但一系列新观念的提出，预示着禅宗一场语言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