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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不立文字”的精神，以临济宗“棒喝”门风的流行而推向极点。所谓“棒喝”，是指禅师在接待初学者之时，不用语言，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藉以表达各种禅机，考验初学者的悟性。
作为接引学人的一种手段，禅宗的“棒喝”可谓源远流长。最早的棒喝可溯源到六祖慧能，据《坛经》记载，慧能在神会身上就使用过棒喝：
玉泉寺有一童子，年十三岁，当阳县人，名曰神会，礼师三拜，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师以拄杖打一下，却问：“汝痛不痛？”对云：“亦痛亦不痛。”师曰：“吾亦见亦不见。”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师曰：“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即起于恨。”师曰：“神会小儿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属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来弄人。”
就这段描写来看，慧能杖打神会只是为了引起一场关于“见不见”的中道观、“痛不痛”的生灭心的讨论，启发神会顿悟自性。杖打只是触发言教的媒介，而非代替语言的手段。换言之，杖打的作用是引出言诠理路，而非截断言诠理路。尽管如此，慧能的这种做法毕竟因其具有经典意义而被南宗继承下来。
据各种禅籍记载显示，棒喝是洪州禅的一个传统。百丈怀海参拜马祖，马祖见他来，取禅床角头拂子竖起。百丈云：“即此用，离此用。”马祖挂拂子于旧处，怀海沉默良久。马祖云：“你已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百丈遂取拂子竖起。马祖云：“即此用，离此用。”百丈挂拂子于旧处，马祖便大喝一声，喝得他三日耳聋。百丈后来对弟子黄檗希运说：“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再参马祖，被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眼暗。”黄檗听了不觉吐舌，且曰：“今日因师举，得见马祖大机之用。”（《景德传灯录》卷六《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百丈与马祖之间的这段公案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竖起拂子”的“势”（动作）和令人耳聋的“喝”，二是“势”和“喝”中蕴藏的佛法禅机。黄檗所谓“大机之用”的具体内涵很难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将“势”和“喝”看做是表现佛法禅机的重要手段。沩山灵 和仰山慧寂曾讨论这段公案，沩山问：“百丈再参马祖因缘，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山答：“此是显大机大用。”沩山又问：“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识，几人得大机，几人得大用？”仰山云：“百丈得大机，黄檗得大用，余者尽是唱导之师。”（见《五灯会元》卷三《百丈怀海禅师》旁注）大意是说，百丈领悟了马祖“即此用，离此用”的禅机，而黄檗则继承了用“势”与“喝”的接引方式。
事实上，黄檗不仅承此门风，而且又有发展，加上杖打之“用”。临济义玄参见黄檗，问：“如何是祖师西来的意？”黄檗便打，如此问三遍，遭打三遍。义玄辞别黄檗，去参大愚禅师。于是便有以下一段颇为风趣的故事：
愚问曰：“什么处来？”曰：“黄檗来。”愚曰：“黄檗有何言教？”曰：“义玄亲问佛法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问，三转被打，不知过在什么处？”愚曰：“黄檗恁么老婆，为汝得彻困，犹觅过在。”师于言下大悟，云：“元来黄檗佛法无多子。”大愚搊住云：“者尿床鬼，子适来又道不会，如今却道黄檗佛法无多子。你见个什么道理？速道速道！”师于大愚肋下筑三拳。大愚托开云：“汝师黄檗，非干我事。”师辞大愚，却回黄檗。黄檗云：“汝回太速生。”师云：“只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次，黄檗云：“大愚有何言句？”师遂举前话。黄檗云：“这大愚老汉，待见痛与一顿。”师云：“说什么待见，即今便与。”随后便打黄檗一掌。黄檗云：“这风颠汉，却来这里捋虎须。”师便喝。黄檗云：“侍者，引这风颠汉参堂去。”（《景德传灯录》卷一二《镇州临济义玄禅师》）
通过大愚的点拨，义玄恍然大悟：黄檗的三次杖打，无非是要告诉自己，佛法并没有多少神秘之处（佛法无多子），而且无道理可说。所以，当大愚要义玄讲讲到底悟见什么道理时，义玄不作回答，却打大愚三拳。回到黄檗处，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一掌，喝一声，全不讲道理。后来，义玄到河北镇州传法，更“多行喝棒”（《祖堂集》卷一九《临济和尚》），成为宗门著名的“临济喝”。下面试看一段关于“临济喝”的记载：
上堂。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便打。又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亦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亦喝。僧拟议，师便打。师乃云：“大众，夫为法者，不避丧身失命。我二十年在黄檗先师处，三度问佛法大意，三度蒙他赐杖。”（《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
义玄上堂说法，既竖拂子，又用棒喝，可谓集洪州禅之大成。在南宗禅的传统中，通常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禅师总得回答，哪怕用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句子。而到了临济宗这里，不仅有问而无答，而且是谁问“如何是佛法大意”，谁就得遭杖打，几乎成为一种公式。为什么谁问谁就得挨打呢？这是因为提问近似“拟议”，而“拟议”就是计较思量的意思
，也就是禅宗反对的“知见”。正如前面所说，禅宗认为所谓佛法大意并不神秘，并不遥远，只在日常的生活中，因此有所谓“见则直下便见，拟思（同‘拟议’）即差”的说法（《景德传灯录》卷一四《澧州龙潭崇信禅师》载天皇道悟语）。既然“拟议即差”，那么“开口便错”；既然“第一义”不可言说，那么要追问“如何是佛法大意”，本身问题就提错了，所以该挨打。这种近乎蒙昧主义的“棒喝”，其旨意乃在打破参学者对语言的迷信和幻想。换言之，“棒喝”试图以一种极端的手段来警醒参学者的迷误，打断参学者正常的理路言诠，使之进入非理性非逻辑的混沌状态，从而破除文字执，在一瞬间以超出常情的直觉体验直接悟道。所以，我们在禅籍中能看到遭棒喝的和尚忽然大悟的故事（如《五灯会元》卷一一《兴化存奖禅师》《定上座》等），这就是所谓“机前语活，棒头眼开”。
德山宣鉴的门风也如此，其棒喝的峻烈丝毫不亚于临济。据当今学者考证，德山的师祖乃天王道悟，为马祖法嗣，因此德山也应属于洪州禅系，与临济同源而异流。临济曾派侍者到德山处参教，令其以拄杖对拄杖，考验德山门风（见《景德传灯录》卷一五《朗州德山宣鉴禅师》）。德山上堂说法，与临济如出一辙：
上堂。曰：“今夜不得问话，问话者三十拄杖。”时有僧出，方礼拜，师乃打之。僧曰：“某甲话也未问，和尚因什么打某甲？”师曰：“汝是什么处人？”曰：“新罗人。”师曰：“汝上船时便好与三十拄杖。”（同上）
问话即挨打，这与临济相同；不问话也挨打，这是德山的特点。所以他示众时有“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的说法（《五灯会元》卷七《德山宣鉴禅师》），比临济走得更远。尽管如此，德山的棒喝仍非毫无道理，而有其禅学目的。如上面所引这段上堂说法的故事，《祖堂集》是这样记载的：“师又时云：‘问则有过，不问则又乖。’僧便礼拜，师乃打之。僧云：‘某甲始礼，为什么却打？’师云：‘待你开口，堪作什么？’”（《祖堂集》卷五《德山和尚》）可见，“打”是不许开口即不许“拟议”的意思。《祖堂集》又载：“岩头问：‘凡圣相去多少？’师喝一声。”（同上）这一“喝”，就是要求超越凡圣分别的意思。总之，德山反对以任何言句来讨论佛法禅理，他的弟子雪峰义存问：“从上宗风，以何法示人？”他回答说：“我宗无语句，实无一法与人。”所以，有僧问：“如何是菩提？”他便打，且曰：“出去，莫向这里屙屎！”（《景德传灯录》卷一五《朗州德山宣鉴禅师》）可以说把禅宗“不立文字”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据《宋高僧传》称，“天下言激箭之禅道者，有德山门风焉”（《宋高僧传》卷一二《唐朗州德山院宣鉴传》）；而临济“示人心要，颇与德山相类”（同上《唐真定府临济院义玄传》）。至迟在五代时，已有了“棒喝乱施，自云曾参德峤临济”的说法（《宗门十规论 · 对答不观时节兼无宗眼第四》），到了宋代，各种禅籍遂以“德山棒，临济喝”并称
。值得注意的是，德山和临济恰巧是中晚唐之际“呵佛骂祖”的急先锋，由此可见，“棒喝”由一种权宜的表现佛理禅机的“势”而成为德山、临济建立门庭的最重要的应接方式，是洪州禅否定佛教经典、权威、偶像运动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德山的弟子岩头全奯（826—883）就窥见其中消息：“德山老人寻常只据目前一个杖子，佛来亦打，祖来亦打，争奈较些子。”（《景德传灯录》卷一五《朗州德山宣鉴禅师》旁注引岩头语）棒喝之中，包含着超佛越祖、尊崇自性的精神。临济对此也颇有会心，他觉悟后敢于“捋虎须”，筑大愚三拳，打黄檗一掌，正是基于对蔑视权威、自信自主的洪州禅精神的深刻理解。而他从那些“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的言词里（《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我们也能感受到“棒如雨点，喝似雷奔”的峻烈门风。
从纯粹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棒喝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棒喝的使用者们深信，人为的语言永远不能揭示世界的真相，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条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言语道断”。义学各派的疏经造论是佛教语言的建构，相信“能指”可普度众生；禅宗各派的行禅证道则是佛教语言的解构，相信“所指”可直达彼岸。而棒喝则不仅解构佛教语言，而且解构一切与思维有关的语言，尝试用一种无言之言传达佛理禅机。然而这种解构似乎过于彻底，既见不到“能指”的筏，也找不到“所指”的岸。
必须指出的是，棒喝绝不仅仅是纯粹语言学的问题，它的流行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晚唐五代时期的藩镇割据，使封建皇权及其意识形态面临崩溃，社会风气败坏，价值标准颠倒。临济所处的河北镇州，更几乎成为化外之区
。而棒喝正是整个社会尤其是河北地区道德话语失范的曲折反映。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宗教权威的丧失往往伴随着宗教信仰的失落。晚唐武宗的毁佛，不仅促进佛教的禅宗化，而且促进禅宗的非宗教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棒喝是整个佛教界信仰危机的曲折表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中晚唐的政治局势的恶化，造就一大批社会的“多余人”，如士大夫阶层中落第的举子，农民阶层中无业的流民，压抑、郁闷、牢骚和不满是弥漫于社会的普遍情绪，而棒喝正有如士大夫的“不平则鸣”，是农禅游僧的一种解除压抑、发泄情绪的有效手段。换言之，棒喝是晚唐社会的世纪末情绪的折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晚唐五代文化的全面衰落，使得极端“不立文字”的禅宗成为封建文化废墟上的幸运儿，而棒喝正以其反文化、非文化的形式，在文化素质低下的社会中倍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