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由来

有“儒家《圣经》”或“中国《圣经》”之称的《大学》，本是《小戴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东汉郑玄注《礼记》时一并作注，唐孔颖达作《礼记正义》也一并作疏。至宋代，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八月，以《大学》赐新第进士王拱辰。后来，登第者皆赐以《儒行》《中庸》《大学》等篇。不久，司马光著有《大学广义》一卷，是为《大学》别出单行之始。至二程〔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兄弟，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以为《大学》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宋南渡之后，朱熹（1130～1200年）于孝宗淳熙时，撰《大学章句》，与《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并行。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朱子所撰《大学章句》被定为科举考试官方教材，一直沿袭到清代，《大学》遂成为士人应举之必读书。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前 551～前 479年）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著作，还兼收先秦的其他典籍。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汉代把孔子编定的典籍称为“经”，其弟子们对“经”的各种解说和诠释，则统称为“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

先秦流传下来的《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对《礼记》进行了重新选编。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版本，叫做《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版本，叫做《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版本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儒家“十三经”之中，成为古代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间的问答，记述修身为学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历法、地理、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在数十年的讲学中，时常引用或讲说《大学》，赞其为“入德之门”，并对《大学》语句次序，进行了多处调整和重新编辑。南宋朱熹在二程改编的基础上继续加工，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并分别注释之，名之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从成篇直到北宋儒学复兴之前的千余年间，《大学》作为《礼记》中的一篇，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此间虽有郑玄为之作注，孔颖达为之作疏，却都是并《礼记》而行。降乎中唐，韩愈（768～824年）鉴于佛、老二家“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以及“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之现状，愤而著《原道》一篇，于其篇中着重引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一段，以《大学》所秉承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等古来圣贤“一以贯之”之仁义之道，阐述其“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据以批判佛、老的“一人之私言”。自韩愈著《原道》引用《大学》语句后，《大学》遂渐为天下学者所重。

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朱熹的代表作《四书集注》中的《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被正式列入官学，作为法定的教科书。理宗于宝庆三年（1227年）下诏盛赞《四书集注》“有补治道”。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官学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四书集注》被历代统治者抬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

其后，宋元明清通儒硕学，几乎鲜有不对《大学》加以阐发者。诸代《艺文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大学》专门著述达六十余种，而以“四书”为名论及《大学》的著作尚不知凡几。因此可以说，《大学》乃是由宋迄清九百年间最为流行的经典之一。而在所有依《大学》立论的著述中，对社会思想发生最为重大和深远影响的，当首推朱熹的《大学章句》，其次便是王守仁（号阳明，1472～1529年）的《大学古本旁注》。

在《大学章句》中，朱熹遵从二程观点，认为《礼记》中的《大学》一篇（即后来王阳明所谓“大学古本”）有问题：“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义、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朱子《〈大学章句〉序》）所谓“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者，除了将古本“在亲民”之“亲”改为“新”，“身有所忿懥”之“身”改为“心”之外，最主要的是将古本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并按“经”之“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的论说次序，对“传”文直接进行了调整。所谓“补其阙略”，则是在“传”之第五章下，以“按语”形式补入一段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在朱熹《大学章句》大行天下的氛围中，明代王阳明起而对之提出了异议。他批评朱熹对《大学》旧本的调整是“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认为“旧本析而圣人之义亡矣”，因而“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什，以引其义，庶几复见圣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大学古本〉序》）。王阳明这种“悉以旧本为正”的做法，甚至连其亲密弟子都“始闻而骇”。究其实质，王阳明是基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格物致知之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标举“《大学》之要，诚意而已”，以反对程朱之格物求理、由外及内的工夫进路。王阳明所谓“格物致知之旨”，即“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传习录·答顾东桥书》）。这也就是专一用力于内以求本心之诚，进而将本心之诚显发推扩于外的工夫进路。自王阳明大力提倡古本《大学》并为之倾力作序与注释之后，古本《大学》同样在士林之中得到广泛重视，成为继朱熹《大学章句》之后，又一部影响深远的《大学》版本，即《大学古本》。相对《大学古本》，朱熹所编辑的版本则称之为《大学新本》或《大学今本》。本次我们讲解《大学》，取王阳明之见，以《礼记》中《大学》原文（即阳明所谓之“古本”）为准，不取朱熹“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之《大学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