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明峻德

《康诰》曰：“克明德。”

“康诰”是《尚书·周书》中的一篇。尚即上，《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尚书》又称《书》《书经》，是中国第一部古典散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以记言为主。《汉书·艺文志》载，《尚书》原有一百篇，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汉初，有今、古文不同的传本。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是经师伏生所传。古文《尚书》在汉武帝时出现，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这十六篇后来亡逸了。西晋永嘉之乱后，今文《尚书》散亡。今存于《十三经注疏》的《古文尚书》有五十八篇，其中的三十三篇与汉代传本文字大抵相同（只有少数篇章的分合、定名不同），另外二十五篇是东晋人的伪作。清人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广泛汲取前人考订成果，摒弃二十五篇伪作，将篇目重新厘定为二十九卷，大抵恢复了汉代《尚书》传本的面貌。《尚书》全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康诰》是周公封康叔时作的文告。周公在平定三监（管叔、蔡叔、霍叔）武庚所发动的叛乱后，便封康叔于殷地。这个文告就是康叔上任之前，周公对他所作的训辞。原文是“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译为：希望你光大先父文王（的功德），能够彰显仁德，慎用刑罚，务必善待孤老之男与失偶寡居之妇等这样的弱者。

克，《尔雅》曰“克，能也”。明德，此处及下面的几处引文，皆旨在释明“明德”这一概念源远流长，并非孔子或曾子之始创。在西周及更早之时，“明德”已作为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天子诰命及一般百姓中被频繁地使用着，作为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在思想文化上的共识。以此证明，彰显心性本有之光明正大的仁德，是从夏、商、周时代就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和切实的体证，有《书》为证。曾子于此处是想申明，儒者立言著述，皆有所依，代有传承，其所讲说，并非私心自用，别出心裁也。“克明德”之意为：能够执守和实现内在心性之德于自己和天下。引申之意为：（无论是谁）只要你立志以圣贤自居，立志实践德化人生，这个人立即就是圣贤之化身，就是圣贤之再来与再现，他就可以真切地如圣贤那样，实行圣贤之道于分分秒秒和事事物物之中。

《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

《大甲》，即《太甲》，属于《尚书·商书》中的一部分。太甲，生卒年不详，为商汤嫡长孙，共在位二十三年，病死，葬于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商汤建立了商朝，在位三十年就死了。商朝的继承法是兄死弟及，汤没有弟弟，就传位给儿子，应由长子太丁即位。可太丁比其父汤死得还早，因此就由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外丙在位三年也去世了，他的弟弟仲壬继位。仲壬在位四年也死了。这时候由开国元老伊尹作主，由太丁之子太甲继承王位。太甲即位后，由四朝元老伊尹辅政，伊尹连写了《肆命》《徂后》等几篇文章，教导太甲遵照祖先的法制，努力做一位明君。在伊尹的督促下，太甲在继位后的头两年，其表现还过得去，但从第三年起就不行了，他任意地发号施令，一味享乐，暴虐百姓，朝政昏乱，又亲自破坏汤制定的法规。他居然学夏桀的样子以暴虐的手段对付老百姓，百姓们怨声载道。《孟子·万章上》记载：“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伊尹虽百般规劝，他都听不进去，伊尹只好将他送到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南）居住，让太甲深刻反省，自己摄政理国，史称“伊尹放太甲”。太甲在桐宫三年，认真地悔过自新，伊尹又将他迎回亳（bó）都（商朝都城，位于今河南商丘），还政于他。重新当政的太甲积极修德，政清人和，诸侯咸来归顺，百姓安居乐业。于是伊尹复作《太甲》上、中、下三篇训辞，令太甲进一步明白为政以德之理。

此诗句摘自《尚书·太甲·上篇》，全句为：“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先王：指商朝开国明君成汤。顾：字面意思是存心、留意、守护、重视等，引申为时时不忘上天之命令与昭示，再引申为自觉地做上帝在人间之化身，主动地荣耀上帝于人间。諟（shì）：通“是”，如是之义。天：指上古宗教之天，即天帝、上帝之义。承：犹印度之瑜伽义，指结合、相应、交通等。神祇（qí）：泛指天地众神，神，指天神，祇，指地神。全句释为：商汤之所以是圣明君主，是因为他时刻以天地神祇之化身以自处，恪守着上天（上帝）给自己的明确使命，即荣耀天帝（的智慧、权威、仁德等）于人间。故而他能实践道德，仁政爱民，建立政统和道统。

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全面反思神祇（泛指他之前的一切宗教）本质之人。是什么让神如此之神奇的？即神的无限之智慧、无上之权威、无我之大爱（仁德）、不可思议之神通（超自然的能力）等从何而来？通俗地讲，就是神祇的母亲是谁？孔子如此步步逼视和追问下去，就浮现了“心体”与“性体”这一对概念出来。于是孔子明白了，让神如此之神的是神之生命中本有的神心神性，是神心神性让神祇拥有如此这般之神奇能力。故神性才是天地之根源，宇宙之本体，生命之真相，道德之所由。因一切神祇皆不能违背道德法则，故一切神祇必须遵守道德律令。如违反之，神祇也将受到道德的审判，而不再成其为神祇。故大于和高于神祇的，是神祇生命内在的道德律。由是而明，道德性是神性最为根本的属性之一。故孔子及其后的儒家圣贤们皆视神性为道德性，简称“德性”，此为儒门千古不易之心法。

如是，孔子完成了中华文明史上，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系列伟大的创举：

第一，孔子突破了神灵那眩目的外形，发现了他们的“母亲”——心性以及心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德性。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外在、天上扭转回来，收纳到我们内在主体的生命之中，收纳到超越而内在的心性本有内涵之中，以此作为人生的终极归宿，以此来实现人生的终极圆满：明明德、亲民与至善。

在印度，是释迦牟尼为代表来完成对神何以为神的追问，他也同样发现了神灵生命中本有的心体与性体，本也可以就此完成彻底的宗教改革，扭转宗教信仰为人本文化。但佛陀并没能很好地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他的宗教改革只完成了一半，因为在他的学说体系里，仍然保留着大量的神灵位置和信仰体系。待到大乘佛教兴起后，佛陀本人也被极大地神化了，佛菩萨们成了人间新兴的神灵，成为新的信仰体系。以至于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佛教大师们在儒家的启迪下，努力地想让佛教去宗教化、去信仰化、人间化、人本化、现实化、伦理化等，但由于其基本的思想学说架构已经成型而坚固，致使这些中国的佛教大师们，只能在佛教的外在形式上作一些无关本质的修改与补充，而对于佛教内部那浓厚的宗教色彩、形式化倾向、神本主义、出世思想、虚无主义，以及对心性内涵体认的严重偏差等方面，则无法从根本上将其彻底修证和扭转。简言之，佛教在努力地去宗教化的同时，又在努力地强化着宗教特色；在努力地祛除神灵信仰的同时，又在努力地开辟和构建新的神灵信仰谱系。迄今为止，佛教仍然是一个将宗教信仰和生命科学，如水乳交融般高度混杂的文化系统，远没有儒家之纯粹与朴实。

第二，孔子是历史上首位发现和正视心性本有之自律道德的人，并以此建立起一个高度成熟的学术体系——仁学，并在“仁者，人也”的理念下创立了人学——人本主义理念，首次将人的宇宙地位提升到神祇之上。人超越了一切神祇而成为天地之主宰，“参天地，赞化育”。神祇并不值得信仰，让神祇成为神祇的神性（心体性体）才最为可敬，最需要人们去正视与发明。

第三，孔子在上述两者基础上，成功地瓦解和超越了宗教体系和神祇信仰，将其转化为生命科学——含生命哲学（义理）和生命实践学（德化人生的践行）。

第四，孔子成功地逆转了此前的道德实践方式，即以天帝在人间的化身自居和荣耀天帝于人间（所有宗教信仰和神祇监视下的道德行为，皆为他律道德）；以尽心诚意来作为内在的、超越的心性之化身为人生价值之所在，以荣耀心性诸神奇属性于人间，以作为人生追求之志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人本化、人文化、人性化的师道尊严。这标志着从此中华文明由上古之时的他律道德（神祇的权威命令）成功地转化为自律道德（内在而超越的心性之绝对命令）。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是《尚书·虞书》中的一篇。《尚书》之《帝典》又分为《尧典》和《舜典》，此处引文是出自《尧典》。《尧典》记录了尧帝在位时所经历的各种大事。上古尧舜时期实行的是禅让制，是天下为公，还不是后来以家天下为特征的世袭制。尧帝把天子之位禅让给舜帝之时，就把他在位时的重大经历、重大事件作了回顾与总结，这就是《尧典》，希望舜帝通过《尧典》这部书，对以后的治国安邦有所借鉴。

此文整句为：“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峻：帝典原文为俊，古文中峻、俊相通，意为崇高伟大。九族：九乃数之最大者也，形容很多的意思，九族是泛指天子辖区内的所有部族。全句释为：通过天子内在生命中高深光明的德性来普照与和谐九族。九族在此德风普被下，就会越来越和睦相处，风俗归厚。如此百姓则会越来越文明、守礼、忠义、善良，如此则中国以外（天子统辖以外地区）的所有邦国，也都能受其影响、闻风而化，那么普天之下也就太平安详了。

皆自明也。

这是曾子在摘引了上述三句古圣先王的话语后，做出的一个总结性结论：明明德之明是自觉、自发、自主地彰显明德（仁义、心性）。这就充分证明我们的明德是内在的，是自觉的，是道德性的，也是超越的和先验的，更主要的一点是：明明德之明正如孔子所言的“我欲仁，斯仁至矣”，是非常贴近于我们的，它一点儿也不遥远和玄虚，就像太阳之光一样随时伴于我们的左右。道不远人而人自远之，只要我们不背离自己，明德如心跳一般伴随着我们。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汤：即成汤，商朝的开国君主。铭：铭文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上古之初。《汉书·艺文志》中就收录了《黄帝铭》六篇。铭文是一种刻在生活所用之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称述功德的文字，后来成为一种文体。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器，当时的人们喜欢在青铜器上留下字数不等的智慧短语，此即早期的铭文。盘铭：刻在器皿上警醒自己的箴言，此处特指商汤刻在自己洗澡器具上的铭文。无法确知自何时起，但能确知的是，在夏、商时期，就有一种流行——在日常生活用品上，刻上一些诗句、警语等铭文。这些铭文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器物的功能、外形上说开去，将某些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寓于其中，使自己或他人在使用这些器物的同时，读到这些诗句、警语，以期从中获得启示、提醒、教化或文学的享受。

历史上有一篇著名的《盥盘铭》，它是周武王时期刻在脸盆上的铭文：“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意思是：与其陷溺于人海之中，不如置身于深潭之中。置身于潭水之中，还可以游出来，若陷溺于人海之中，就不可救治了。

人是极容易受他人、社会和自然环境影响的，如果不幸处于恶性环境中，很快就会感染上一身习气与坏毛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谓之“盲从”也。例如，在一单位之中，如他人不打扫卫生，我们出于良好习惯会去主动打扫。但不会太久，就会想：为何别人都不打扫卫生，而偏偏是我每天来做这个工作？明天我也不做了，要脏大家一起脏好了。果然，你停止了打扫卫生的工作。若干天后，又有一新人到来，也可能会坚持打扫卫生几天，数日后也会重复我们此前的变化。这就叫“交引日下”。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被周围的人、社会和自然环境等潜移默化着而不自知。当于某一日，猛然觉察到“天呀，我怎么沉沦、堕落到了如此地步”时，已经来不及了，谬见太固、习气太深以至于难以自拔，这就是溺于人（群）之可怕后果，这是导致绝大多数人一生昏庸、无聊、沉溺、自暴自弃的根本原因。故历代圣贤智者，皆有“不可同流合污”之谆谆教诲。溺于渊者，显明也，极易察觉而自救；溺于人者，渐进也，极不易察觉之，因而其害之深百倍于前者。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汤自勉曰：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间断地新之又新。此句字面意思是：要天天盥洗沐浴身体上的尘埃，保持清洁，如此坚持下去，做到身体永远的洁净。其引申之义为：以德润身，以德净心。德性之水是世上最好的圣水，此水可以洁净整个身心形意一切污染，使我们的身心、言行、人格、思想、学术、人生等，皆能保持着最清明、最健康、最兴旺、最纯洁的状态，并在此状态下持续地向着德化人生、觉醒生命、发明心性、究竟解脱、圆满至善的方向成长。这是“汤、武，反之”之涵养、诚意和慎独工夫。

《康诰》曰：“作新民。”

《康诰》此句全文是：“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恫：痛。瘝（guān）：疾苦。敬：谨慎。棐（fěi）：辅助。忱：诚。豫：安乐。惠：顺服。懋（mào）：勉励，使人努力上进。服：责任。应：受。宅：定。作：振作。新：革新，更新。

全句释为：周成王说：“唉呀——！年轻的封，治理国家要经受得起各种磨难，故务必小心谨慎啊（与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语义相通）！威严的上天辅助诚心的人，这可以从民心表现出来，如果你是一个小人（只惟念念在己）的话，那是无法保证能时刻倾听到民之心声的（与《尚书·周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语意相通）。因此去到你的封地——卫国后，要尽心尽力，不要贪图安逸享乐，如此才能治理好国家。我听说：‘民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要使不顺从的人顺从，使不努力的人努力。’唉呀——！你这年轻人职责重大呀，我们君王受上天之命来保护殷民，你要辅佐君王共同实现上天之仁德，完成革新改造殷商遗民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此诗句引自《诗经·大雅·文王》。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指明此诗创作于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得当。

此诗整句为：“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姓姬，名昌，周王朝的缔造者。於（wū）：叹词，犹呜呼。昭：光明显耀。旧邦：邦，犹国。命：天命，即天帝的意旨。周本来是西北一个小国，曾臣于商王朝，文王使周发展强大，独立称王，奠定灭商的基础，遗命其子姬发（即周武王）伐商，建立新兴的周王朝。维：同“惟”，古文惟、维通用。有周：有是指示性冠词，周指周王朝。不（pī）：同丕，大。时：是。陟（zhì）降：上行曰陟，下行曰降。左右：犹言身旁。

全句释为：伟大的周文王之生命高高在上，哎呀——！如太阳一般照临天下。他所奠基的伟大周朝，虽然是从一个古旧小邦发展壮大而来，但其秉受上帝之使命，在世间创建全新的国家和文明。我们大周王朝为何如此地显耀而文明？是因为文王等这些圣君们恪守天帝大爱仁慈之旨意。文王是天帝的化身与（世间的）使者，是天帝的具体化，故天帝从未离开过文王。（与基督教中“上帝与基督是合二而一的，二者从未分离”及“道成肉身”之思想，相应而相通。）

“新民”思想，在华夏思想史上源远流长。《尚书·夏书·胤征》就已有“旧染污俗，咸与惟新”的观念。《易传·系辞传上》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张岱年先生承接《易传》思想，给出了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转语。他说：“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生’即是创新；‘生生’即不断地创新、更新。新的不断代替旧的，新旧交替，继续不已，这就是生生，这就是易。”三千年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铸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地创新自己、不断从凤凰涅槃中再生出来的动力源泉。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周易·大畜》彖文中被更清晰地表述为：“刚健笃实，辉光日新。”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曾子在摘引以上分别来自《盘铭》《书经》和《诗经》这几段后，总结说：“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圣王，他们将明德（心性、仁义）运用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各个方面和各个层级，无不彰显、发挥和实现到极致。极致即真实，极致即具体，极致即圆满，极致即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