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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润”含滋润、涵养、条理、庄严、创造、更新、转化、升华等诸义。“富润屋，德润身”是因果关系的一种比喻。“富润屋”是因此，“德润身”是所以。君子以德润身，恰似富人以财物装饰房舍那样。我们的心性就是最大的财富，“曲成万物而不遗”，生天生地，健行不已地创生一切，也包括时刻不停地创生和更新我们这个身心（形意）。
“富润屋，德润身”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大学》或整个儒家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外在物质财富只能“润屋”，仅仅能为我们带来生活和人生的外部满足和解放，但内在的、生命的满足和解放必须通过彰显和践行仁德（心性）来实现。此为儒学之为儒学之真意所在，此为儒家何以是中华民族灵魂所在之原由。如儒学不是圣贤之学，不是成德之教，而仅为一般世间小术，那么儒学将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生命之所在了。儒学之伟大，于“富润屋，德润身”即有所证。她将我们从物化世界中拔离出来，回归心性，回归主体，回归生命（性体之道德自觉）。如此，儒学是整个东方，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中，唯一彻悟道德全副内涵的学派，唯一阐扬真正自律道德的学派，唯一于道德之上建立完整而开放的义理和修学实践体系以实现身心内在解放和生命觉醒（绝对自由）的学派。由此，我华族有了自己的智慧之源头，道德之根本，人生之归宿，奋斗之方向。如此便是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有了这个“天地之心”，有了这个“生民之命”，自然达到“心广体胖”之境。“胖”（pán）者，宽坦、舒适、愉悦、锐智、磊落之义。“心广”，心胸之中无芥蒂，无纠结，坦坦荡荡，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一切存在无非自己心性中物，无非自己生命内涵之呈显与具体化，心外无物，性外无理，此为真正之“天人合一”之境。“体胖”，无论人生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哪怕是绝境，君子皆可自然地处于自得自乐、闲适愉悦、舒展大方之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尽心上》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篇》 ）“适”“莫”，即亲、疏之义。全句意为：君子处世，无专主之亲，无特定之疏，惟以道义（心性）是从。
佛家有“受用身”之概念。受用身是指“圆满一切功德，住于纯净之土，恒受用法乐之身”。《摄大乘论》卷下云：“受用身者，谓依法身，种种诸佛众会所显清净佛土，大乘法乐为所受故。”《佛地经论》卷七云：“受用身者，一切功德圆满为相，一切佛法共所集成，能起一切自在作用，一切白法（即佛法）增上所起，一切如来（即觉悟之人）各别自体（即有人种、肤色、高矮等种种之形体外表差别）。微妙难测，居纯净土，任运湛然，尽未来际，自受法乐。”佛家所言之“受用身（又名报身）”是指修行佛法有成之人，当下的身心体验和感受。“受用身”本不神秘，只是佛教源于印度文化，受其文风影响甚深，故佛教用辞有着浓厚的夸大、乖张、怪诞、变形之风格，给人一种神秘、玄虚之感，极尽耸动、眩惑之能事。不似儒家言语，始终以朴素、厚实、理性、平易为美。
佛家之“受用身（即肉身在觉悟后被转化、升华之身）”，正是《大学》此处所言之“德润身”之身和“心广体胖”之境。只不过佛教与儒家为获得此身之工夫路数不同：佛教自觉性（超越的空性）进入，儒家自德性（道德仁义）进入。儒者是通过“诚意”“慎独”工夫，顿然于当下或徐步渐进于“德润身”和“心广体胖”之境。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篇》 ）——孔子说：“三百多篇的《诗经》，可一句话高度概括之：提升和净化我们的心意（实为贯通先天与后天、形上与形下、道心与人心）。”
“《诗》”即《诗经》，儒家六经之一。《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孔子晚年对其进行重新编定，祛其浮杂，留其精华，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汉书·艺文志》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
所谓“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文献，当孔子之时，并没有称“经”，直到战国时期的《庄子》一书有如下记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生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所以迹哉，今子之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孔子对老子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很久了，已熟知其中的道理。因为内存私欲和虚伪之故，尽管当今有七十二个君主，都在口口声声谈论着所谓的先王之道，绍述着周公、昭公等的圣德伟业（以此冒充道统正宗之传人）。但可惜的是，没有一位君主能够真心实意地去践行它们。唉——太难了！人心之诡诈太甚，陷溺于物欲太深，仁义之道难昭明于天下呀。”老子说：“（你所谓的不幸在我看来）是另外一种幸运呀，多亏你没遇上治世之明君（如被你遇上，用你那一套腐朽的知识影响他，他一定会被你误导的。其误导之结果，很可能比你刚才所说的七十二君更坏、更差劲。——这与后世禅师所言的‘吾眼本明，因师故瞎’，遥相呼应）。你所谓的‘六经’无非是古圣先王的思想之陈迹罢了。所以说它是陈腐旧迹，是因为它们都是过时很久的观念学说了。（难道你不明白如下的道理吗？）人的足迹，是人用鞋踩出来的，但你能说足迹就是鞋吗？（脚印虽在，但足履已远。以此暗讽孔子只知一味守株待兔、认迹为履，乃食古不化之人。）”此是称呼“六艺”为“六经”之始。
《诗经》内容来源有二：一是王室派“行人”到民间“采诗”；二是公卿大夫给周天子的“献诗”。但无论哪种诗歌，最后统一由周王室设在家庙的“守藏室”（即国家图书馆）删定和收藏。春秋时期，诸侯宴飨、会盟，莫不赋诗，可见当时之诗风已广为流传。《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起点。又因为其中的作品都可以用乐器伴奏演唱，所以《诗经》也被称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乐歌总集。
《诗》分“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即民风、风气、风俗之义。“风”诗汇集了不同地区的乡土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共计来自十五个地方的国情民风。“雅”是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文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作为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功业的。《毛诗序》中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颂”表现手法有赋、比、兴，它的基本风格是淳朴自然，直面现实。
《乐》是隶属周王室司乐的音乐作品，后世不少学者认为《诗》和《乐》实际上是一体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诗》共计）三百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诗》为乐歌，“诗”记词，“乐”记谱。《乐》集夏、商两代音乐之精华，由周公在洛邑整理而成，并由周王室历代乐官不断地修订和充实。现《乐》已失传，无法知道其原貌。
周代重视贵族教育，贵族子弟把《诗》《书》《礼》《易》《乐》《春秋》称为“六艺”（“六艺”有两种，另一种为《礼》《乐》《射》《御》《书》《数》），是必备的知识。而《诗》《书》《礼》《易》《乐》《春秋》原收藏于周王室，至春秋末年，周王室大乱后，大量典籍散失民间，如此才有后来“民间教育家”孔子之“删《诗》《书》，定《礼》《乐》”，重新删定典籍、整理国故之不朽壮举，以及教授“六艺”于民间，开“有教无类”之先河。
孔子终身以“六艺”教授弟子，自然对其精熟于胸，试看孔子是如何品评“六艺”的：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在）诬；《乐》之失，（在）奢；《易》之失，（在）贼；《礼》之失，（在）烦；《春秋》之失，（在）乱。”（ 《礼记·经解》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通达于《诗》之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通达于《书》之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通达于《乐》之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通达于《易》之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通达于《礼》之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通达于《春秋》之故也。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篇》 ）——孔子说：“弟子们！怎么不学《诗》呢？《诗》可以用来激发情感，可以了解社会风气民俗，可以结交更多朋友，可以用来讽刺不公和抒发情绪。近一点儿说，可以用来侍奉父母，远一点儿说，可以用来侍奉国君。且能更多地了解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等自然界的事物。”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篇》 ）——孔子说：“修身明志，让人生充满激情，当以诗成之；如何立身处世，如何与社会和他人相处时知所进退之道，当以礼成之；养成高尚情操与艺术品质，当以乐成之。”
《诗》中大量记载了上古先民对心性的体悟与洞悉，以及古圣明君的盛德伟业，故学《诗》可以明人生归宿和实践方向之何所在，以及如何朴实、温和且充满激情地生活，故孔子曰“诗言志”，“兴于诗”。礼者，理也。人是群居之民，是国家之民，是社会之民，如何群居和独处？如何和谐地行走于人世间，且能顺利地成就一番大业？这是任何人都时刻面临着的大问题，必须予以正视。故先王制礼以明序，上至君王下至百姓，皆能明白各自的人生职责、人伦秩序、处世方式和国法家规，明其何以如此之依据与根源。明白这些，每个个体才能于人格中挺立起来，才能于社会中挺立起来，才能于人生中挺立起来，乃至于宇宙中挺立起来（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故孔子曰“立于礼”。《乐》之魂在“和”与“悦”。“从心所欲不逾矩”谓之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故“和”者，圣贤之至善化境也。乐者，悦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之谓也。心性全水为波，全波为水。故心性全体可化为三德：真、善、美。儒者固然以善（良知、仁义）释心训性，尽管真与美不是儒家最为重视者，但也并非不认可真与美同样是心性本有之内涵。乐者，美之化身也，美之化身即心性之化身也。故可透过乐而悟心性之美，也可以乐为入心性之门。最能表现心性之完美者，最能表现心性之极乐（圆满之幸福、无上之快乐）者，无过于乐也。故孔子不仅有“成于乐”之言，更有“尽美矣，又尽善也”之指示：透过美妙、高雅之音乐而领悟、融入、实现那“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的大成化境。故可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看待为儒者修养工夫的三大法门或三大次第。
至圣孔子一生重视《诗》教，因而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如宗圣曾子、亚圣孟子等，每于著作或讲学之时，皆喜欢引述《诗经》以佐证其说。《大学》一书亦莫能外。此处和下文对《诗经》多有摘引，以期进一步阐明三纲八目之旨。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
这几句诗文引自《诗经·卫风·淇澳》之首段。
淇：淇水，河名，今河南省北部，古为黄河支流，南流至今汲县东北淇门镇南，入黄河。澳（yù）：通“奥”，河湾之处。菉（lù）竹：草名，即荩草，一年生细柔草本植物，高一二尺，叶片近似竹叶，生长于草坡或阴湿地。猗猗（yī）：形容修长而柔美之状。斐：有文采，有教养。切、磋、琢、磨：把骨头加工成器物叫“切”，把象牙加工成器物叫“磋”，把玉加工成器物叫“琢”，把石头加工成器物叫“磨”，均用以形容君子的文采好、修养好。瑟：庄严之状。僩（xiàn）：高大之状。赫：威严之状。咺（xuān）：通“喧”，光明、显耀之状。谖（xuān）：忘记，引申为停止。
这几句诗文译为白话是：看那淇水河湾，荩草是如此地柔美修长啊。有位气度非凡的君子，如切磋后的骨饰象牙那样晶莹剔透，像琢磨后的翠玉奇石那样美仑美奂，（这位君子的风采）是那样的气宇轩昂，英俊庄重，举止肃穆大方。如此光彩照人的君子啊，（终其一生）叫我如何忘记他？！
古时自然环境没有遭到破坏，处处是水绿草青，天蓝云白。远远望去，淇水之湾，草青竹茂，大自然的无限美景尽收眼底。是谁成就这样一幅勃勃生机之景象？是心性呈现之结果呀。但即使这样，也比不上那风采无限的君子！看那君子之品德与神韵，如同世间最绝妙、最珍贵的艺术品。是谁切磋琢磨出这样一个世上如此美妙的君子风采？是心性内涵本有之真善美呈现之结果呀！让人由衷地欢喜赞叹，让人自发地肃然起敬，仅仅只是看上一眼，也会终生难忘呀。“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这样的美德——品德之美，只要人们不虚伪、不自欺，心性之无上美妙与不可思议之魅力便可当下呈现，觌面相逢。一旦呈现，一旦相逢，仅此一见，必然终生难忘。
此诗是借形容自然之秀美和君子之风采，借此来指示心性之丰富和神奇。同时也展示出古人对生命内涵的透彻了解，并发明了通过诗歌这种文学方式，来艺术地表达其体悟与见地。人生哲学、心性义理与诗乐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谁能想象得出，在三千年前乃至更久之前的华夏先贤们，就已经达到了如此的文明高度和智慧深度！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孔子一生神往太古，仰慕先辈，情不自禁地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是我们的期望，但美好的未来必源自对历史的忠实传承和透彻消化，因为历史给我们以深度。有了历史的深度，才可能创造出未来的高度。千百年来，尤其是近世以来，世人多以为孔子是一个思想陈腐、文化守旧之徒，此误会可谓由来已久。天地之悠悠，几人能知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深远妙义哉？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此明儒者为己之学，广学“六经”（现只遗“五经”），通达圣贤义理，明白心性之涵。一切人文教化，一切人本思想，一切人生修养，一切生命觉醒，一切文明传承，皆自《中庸》所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来，此即“如切如磋”之义。但这个学是道学——道统之学。世间有政统、学统与道统三系。政统为王道，以今语言之，即政治哲学和权力架构之学。因政治公正与否、清明与否，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甚为重要，儒者理想是努力实现太平盛世、人间乐土，故于王道政统多有议论和评述。但此王道政统，束于历史局限（王权政统始终为某一姓氏之大皇帝所严密掌控），儒者于此只发挥出部分正面推进之作用，并不能全尽儒者之价值和智慧。历史地观之，儒家圣贤于中华民族不朽之贡献是在学统和道统两者。
儒家学统与别家又有不同，如西方文化是建立于感性与知性之上的文化，故其学统是纯经验知识和客观世界的学问，儒家学问与其有着本质之别。儒家义理体系是源自于心性之发明与呈现，她的核心功能就是荡去经验世界对感官和知性的束缚，统摄感性与知性于心性之中，让天心与人心通而为一，让心性本有内涵化除和升华一切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之隐曲和质碍于仁义道德之中，以此开出真正的人文世界和人本文化，彰显生命之光明（此光明非比喻用词，生命本身即无相之光明，物理世界的日月所发出之有相光明只是此生命光明部分之具体化）以润泽一切，笼罩一切，化生一切，成就一切。故正宗儒家心性之学（义理体系）代代传承所形成的学统，是道德之学统、人本之学统、生命之学统、实现人类终极关怀（解脱与圆满）之学统。心性外显为学术，为学统；学术内化为德性人格与生命光明。心性内涵诸属性即儒家外在学术体系之诸属性。概括之，儒家学术体系即道德体系，即宇宙体系，即身心修养（工夫）体系，也即心性本有之体系。在儒家，始将学术体系（外在之学统）与心性体系（内在之道统）二者彻底打通。
儒家之道统与别家亦有差别，儒家是从自律道德（心性的自律性与善性，善良即德性）进入心性世界（本体世界）以实现德行、德目和德化人生，以及成就内在（生命）的终极解脱与究竟圆满。道统又名“儒门心法”，此为儒家最为核心之灵魂也。圣贤之间千古相传者，无非此心此性；无数大德君子一生守望者，无非此心此性；无数英雄豪杰自甘杀身成仁、肝脑涂地者，无非此心此性。此一派血脉中，生出无上庄严，化为世上的盐，化为世上的光，化为世上的路，化为世上的真理。
“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此明君子内在修养之道。直心之谓行，率性之谓道，以此诚意、正心，以此诚意、慎独。这是即本体即工夫，即工夫即本体，本体、工夫贯通为一。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慄，即“栗”之通假，“恂慄”的字面义为战惧，引申为面对强大势力（如上帝，如太阳）所引发的情不自禁之敬畏。
“赫兮咺兮者，威仪也”，形容君子之德风威仪，如烈日照射出万丈光芒一般，眩耀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不敢正视。
“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道盛德至善”之“道”字，为表示、反映之义。如此威仪万千之君子，因为他的整个形意皆为心性之彰显流行，皆为仁义道德之化身。民众见之，如见日月。仅此一视，终身难忘。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
此文出自《诗经·周颂·烈文》。《烈文》是在周成王祭祀祖先（主要指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周朝开国圣君）时为赞颂先王，并诫勉助祭之众诸侯而作。此诗全篇为：“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於戏，前王不忘。”
烈：光明。文：文明、大德，此处指周文王。辟：封候建国。公：郑玄注为“天子，诸侯”有误，应为周代爵位等级五分——公、侯、伯、子、男中之公、侯。“烈文辟公”：文德赫赫的文王所分封的王公、诸侯们。
锡：赐。兹：此。祉：善报。“锡兹祉福”：祈请文王赐予他们福祉。“惠我无疆”：同时将此福祉通过他们惠泽于天下。“子孙保之”：庇佑他们的子子孙孙。
封：局限、封闭。靡：奢侈、浪费。“无封靡于尔邦”：不要将您的丰厚之庇佑与恩惠仅仅局限于他们的小小邦国之内。
维：如是，如此这般。崇：尊敬。“维王其崇之”：这样的先王确实值得我们仰慕与尊敬呀。“念兹戎功”：现在于此缅怀先王的盛德大业、文治武功。皇：高大显赫。“继序其皇之”：我们要代代传承他们的伟业。竞：通“竟”，终止。“无竞维人”：这种传承不要终止，在于人人是否真心发愿传承先王圣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四方其训之”：只要我们能真实传承先王圣道，四方民众必然归服和感化。不：通“丕”，大也。“不显维德”：先王们如此赫赫之盛德大业。
百辟：所封之王公诸侯。刑：遵从，效法。“百辟其刑之”：告慰先王，现在在此祭祀的这些王公诸侯们，都能很好地传承你们的仁德。
於戏：读作“呜呼”，叹词“哎呀”之义。“於戏，前王不忘”：呜呼！如此伟大的先王们呀，让我们这些子孙怎么能忘记你们呢？即便想忘记，那也是忘不掉的！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前辈圣君贤王们的丰功伟绩、盛德大业，永远被后人所铭记，但后世铭记圣贤的方式和性质是很不一样的。君子追慕的是圣贤他们的道德品行，以他们的德行为德行，以他们的境界为境界，以他们的伟业为伟业，以他们的光明为光明，以他们的人生为人生，以他们的好恶为好恶……所谓见贤思齐、见圣渴仰是也。
另一文明古国——印度，也有“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的观念，且此观念一直作为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和主要修行方法而传承至今。瑜伽（Yoga）是与印度文化同时诞生和发展的一门生命文化体系。“瑜伽”有“结合”“联通”“合一”“相应”等含义。其结合相应之对象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与内在的心性（瑜伽或曰印度哲学所理解的心性，大体类似于佛教之心性观）结合和相应。与内在的心性合一和相应，即不断深入地体悟“我即心性，心性即我。我之外无心性，心性之外亦无我”，我一生的唯一使命就是彰显心性内涵本有诸属性于世间，故我是心性之具体化，是心性之化身。
第二类是与天上的某个神灵（宇宙创造者）结合和相应。与神相应，就是时刻观想“我即神，神即我”，我是此神的人间化身，我的人生使命就是彰显此神之各种能力（神的智慧、神通、德行、慈悲等）于世间。用其术语言之，即荣耀神的光辉于人间。“与神合一”在印度传统文化里有一个专用的梵文单词“Avatar”，它的意思是化身、天神下凡、具体化等，中文将其音译为“阿凡达”。美国有一部著名的好莱坞电影，即以此梵文单词命名。
“与神合一”“荣耀神的光辉于人间”理念，对宗教色彩无处不在的印度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印度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和精神导师们，几乎全部都是被这一理念所长期地激励与深刻地启发。如无这一理念的长期激励和深刻启发，我们很难想象在印度历史上，还能否出现如此之多的伟大学者、哲学家、宗教家、艺术家和政治家。
第三类是与古圣先贤或当世明师（大成就者）结合和相应，成为其化身和再现。以圣贤为师，时刻观想“我即师，师即我”，我是此圣贤在当世的化身，我的人生使命就是彰显此圣贤之各种能力（圣贤的智慧、神通、德行、慈悲等）于世间，荣耀此圣贤之光辉于世间。
佛教于印度诞生后，同样继承了瑜伽是结合相应的理念，也将瑜伽理念（即结合相应）作为其建立思想体系和修行体系的核心。故佛教八万四千法门，究竟而言，只有一个法门，即瑜伽（结合相应）法门，与内在的心性结合相应，与佛菩萨结合相应，或与天上的某位神灵相应（佛教发展至大乘和金刚乘阶段时，已将佛菩萨高度神化，此时佛菩萨充当了或替代了一般宗教中所信之神），并以此来建立尊师重道的学统与道统。不仅学统与道统自此“化身”中得以建立，无上尊严之师道也于此“化身”中得以建立。（中国传统的政统也是于“化身”中建立。君王即是天帝之人间化身，君王在人间彰显天帝之旨意。）儒家于此亦复如是，惟其所别者，在于各学所学，各道所道，各师所师而已。佛家将瑜伽结合与相应之理，演绎得无比曲折繁琐——有数不胜数的咒语、手印、观想和次第，有数不胜数的仪轨、仪式和法相（如写经、造像、供养、礼拜、赞诵、禁忌等等）；儒家则直探龙珠，直揭精粹，仅一句“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其“化身”之真意、其瑜伽之灵魂，大白于天下，如此的简单平实，如此的仁心直露。千古圣贤心心相传之道统，于此一口说尽。能发人深省，能言下大悟，一句半句已足够，不然纵使千言万语，总是局外。
“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小人与君子截然不同，小人终生甘为身奴，陷溺于感官之乐，随躯壳起念，始终唯利是图。“见君子而后厌（蔫）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故小人没有见贤思齐、睹圣思慕之心，他们满脑子只想着如何更多地获得和占有古圣明君们留下来的精神或物质之遗产，并尽可能多地享受它们，消费它们，贩卖它们，或者是私藏它们以成奇货之居，以此为炫耀，以此为自重。
“此以没世不忘也”，无论是后世君子之渴望、仰慕，还是后世小人之享乐、消费，结果则是同一的：使得圣贤之大德伟业永放光芒，传承不息，以成不朽。
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中，注释此段诗句时于结尾处说道：“其味深长，当熟玩之”，信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