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自此以下全部经文皆是对上述之三纲八目的解释和补充。

“天子”者，圣贤也，仁君也，心性之化身也，德化人生之典范也。“庶人”，陷溺于气质之中者，受生物性（兽性）主宰者，局限于经验世界之中者，束缚于习气、业障及由诸多概念结构而成的各样意识形态之中者。“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实现三纲八目之关键环节。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佛陀劝人务必恒常修习去“我执”，认为“我执”为五毒之源，迷悟之关节。儒者教人“读书在于转化气质”。王阳明云：“万恶只因随躯壳起念。”——万般烦恼由身起。

身念是一切执著之首，凡圣之关节。如身念一节不能超越、疏通，则三纲八目一切修行和转化都没法实现。儒者修身之本，要点在于是“随躯壳起念”，还是“杀身成仁”。“随躯壳起念”者，小人也，凡夫也；“杀身成仁”者，超越身念，化除小我，转化气质，大人也，圣贤也。

佛道两家修行，重在静态之禅定。儒者虽也不拒静坐、默契，但最为重视者，仍然是于心性中寻得静定之源而持守之。故儒家修身之道，最为平实简易，三根普被。虽倡导“择善而固执之”，但相比于佛道两家，其法执（即对修行次第与修学形式的极度执著）和我执最弱，因其最没有修行相之故也。修行之外相愈明显，修行之形式愈被重视，修行之次第愈繁杂怪异、难以把控，修行之阶梯愈遥远险隘，则愈易滋生我执和法执。无论是我执还是法执，一旦执著生起，身病未除，反添心病。我执和法执，是一切身心之病、一切人生之病中最大之症结，生起容易，祛除难。

时常有后学抱怨说儒家论修身之道，高妙深邃，辨示透澈，但每感于其学囫囵浑圆，无下手处，难觅入庭之门，不若佛家有八万四千法门、道家有四千八百道门之法门繁茂。须知，法门太多必令学者无所适从，疲于比照抉择。佛家尝自谓：“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不是所有的慈悲之举皆为善举，也不是所有的方便皆为正道。儒者深知身念之害，法执之弊，设无上妙道于洒扫应对之中，于人伦日用之间，尽力淡化修行外相和繁杂形式。初学者似觉无下手处，若细心体会儒家圣贤之教，平实行去，自然默识心通，体悟其中无上妙味，而得孔颜乐处。此时方知何为“大中至正”之道也。

修身或修行之要，首在识得心性之理（心性内涵本有的诸大属性）而自觉、自愿地将整个身心沉没、消化于其中，将心性之理透过起心动念、人伦日常之中，法无定法，随时随地，尽心尽力，如水一般在方则方、在圆则圆地彰显之。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不知修身之要，不得修行之本，如何所是，将必然本末倒置。“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该重视者，轻之；不该强调者，重之。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儒者所本者，一为彻知心性之全蕴；一为持守常道——于百姓人伦日用间践行德化人生。本此二者，无上妙道自然生发，仁不可胜用，义不可胜用。佛道两家不务本、不知本，于无法之中造作无量法门和修学次第，无风起波浪，平地起险峰。故有悟之禅师喟然叹曰：“万法本闲，唯人自闹。”自闹些什么呢？胶着于法相，追逐于形式（仪式仪轨），为修行而修行，为悟道而悟道，满身佛味，一生矜持，玩弄精魂，鬼窟活计。本欲解脱，反为法奴；本欲证道，反被法障。皆为不知本之害也。世人不识，佛之八万四千法门，道之四千八百道门，种种方便，初涉之时，功效显著，似有所得。因此学者对某法门生起绝大之信心与依赖，如是久之，必为此法门所束而成祸害。不悟佛陀种种法门施设，“指黄叶为黄金，为止儿啼而已”。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

此言诚意之要，贵在“不自欺”：心无隐曲，人格磊落。人一旦“随躯壳起念”，则念念源于自我、小我，而为生物本能和后天经验知识所束，不能将道心、天心（心体性体）与人的后天经验之心通而为一，不能以道心、天心为己之心。但诚意工夫非常平实简易，“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义不远，当下即是。“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犹如闻到恶臭顿时生起厌恶那样，犹如看到美丽的花朵便自发地生起喜爱之情那样平实简易。人们对仁义的认取，对心性的发明，亦复如是，其中要点，即在“毋自欺”三字。人一旦不自欺，就可以超越形躯之束，复见圣人之心，“此之谓自谦”。“谦”者，虚己也，祛执著也，超越也，直面自己也，涵养心性也，践行德化人生也。“自谦”者，诚意工夫，修养之事，无人可以取代，必须自己亲力亲为方可。

庄子曰：“天机深者人机浅，人机深者天机浅。”天机者，心体性体也；人机者，后天经验智慧和机巧之心也。佛家言出世，言离垢，就是通过拒绝、远离人机，以复见天机（在佛家名曰“佛性”）。儒者不同，儒家并不拒绝、远离人机（经验知识和经验世界），而是将天心与人心贯通，以天心（心体性体）生生不已之创造和内涵万善之德性，来冲破、转化、统摄人机，将人机转化升华为心性世界的有机构成部分，转化升华为心性无限内涵的具体化呈现。故儒者之诚意工夫，只教人“毋自欺”和“自谦”，从不教人离尘绝世。

“诚”者，心性对自己的全然接受与觉知之义，换言之，即心性之回归自己、在其自己、自觉其自己之义。故“诚”者为心体性体之别名，可名之曰“诚体”，与中、仁、道、天等同义。“诚之”者，人也，工夫也，践履也，修养也。此处“诚其意者”为即工夫即本体，即本体即工夫，乃将天心与人心、先天与后天、先验与经验，贯通为一，打成一片。此为儒门独有之修养。

道家之人丹、地丹、天丹、神丹，四千八百道门之种种次第与境界，佛家四禅八定，各大佛菩萨所在之净土与禅境，八万四千法门种种之次第与境界，于儒者而言，只需心存此理此境，上根器者，当下即是，中下根器者，只需涵养一段时日，无需别有修行，即可真切实现。此即儒者诚意之殊胜处。如若儒者阅佛经道经或其他各学派经论，于经论中所言之种种境界与果效（如藏密之大圆满与大手印等），儒者只需将其境界与果效，一念收摄于身心上贞定住，使其日渐真切即可！此于儒者谓之“涵养”，谓之“诚意”，谓之“存心”，谓之“充扩”。

但于儒者，多不用此行径，为化除最后一丝我执与法执，只于心性之上一味诚意自谦，心性之中本已圆满自足，无需再行头上安头、画蛇添足之事，直心行去，一切现成。如比照佛家之言，此谓之开放型大圆满，真正之大圆满。

试看阳明先生如何论诚意工夫：“《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朱子所编之）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有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只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既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直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王阳明全集》卷一）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故”者，所以也，由是也。“必”者，定然也，务必也，不可忽视之谓也。曾子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自省”者，诚意也，慎独也。慎独之道，示儒者进退之法。进则彰著道德生生不已之创造，退则诚意内省。诚意为正面工夫，积极地彰显心性，积极地践行心性。慎独为负面工夫，通过比照圣贤，察看自己还有多少没做到，有没有在待人接物之时，失去心性之全体大用，有没有于起心动念间失去心性之主宰，有没有将克己复礼臻于“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有没有时刻处于无我、超越、妙化之境界。不怕念起，就怕觉迟。私心杂念，随躯壳而起念，皆不可怕。最可怕者，为身念、杂念、自我私欲泛起时，没有内省，失去觉察。于私念起时，无内省和觉察，是为凡夫，是为小人；有内省和觉察，则为君子，则为智者。是否有内省与觉察，是否有诚意与慎独，是迷悟之分水岭，是德化人生与物化人生之分界线。

朱子的老师李延平（字侗，1093～1163年）先生平素特喜静坐：“先生少游乡校有声，已而闻郡人罗从彦（字仲素，二程再传弟子，1072～1135年），得河洛之学于（杨）龟山之门，遂往学焉。累年受《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从容潜玩，有会于心，尽得其所传之奥。先生从仲素学，讲论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又曰“先生资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体粹，无复圭角精锐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祥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朱熹《延平先生李公行状》）

罗从彦喜静坐，故授其弟子，也令其“危坐终日”。“危坐”即中国上古传下来的跪坐或散坐，与随佛教传来的印度盘坐在外形姿势上有所不同。此静养默坐习惯是儒家自三代圣贤一脉相传而来，并非罗从彦、李延平师徒所独创。明代王守仁遭谪贬为贵州龙场（今修文县）驿丞，此时为先生一生来最为艰难时期，几至于绝望之境，内省曰“自觉生死一念尚未化去”。便于修文县城东栖霞山之“阳明洞”中艰苦生活和发愤修学（慎独）三年有余，在洞内静修前期还出现了一些神通（俗称特异功能）。最后于此大悟心性之理，得孔孟心法之印受，故有“阳明先生”之号。

“危坐终日”的修养工夫即是《大学》此处所言的“诚意”与“慎独”，其功用是将整个生命、整个身心消融通化于心性世界之中，用朱子的语言即是“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儒者虽不象佛道两家那样热衷于修行次第之构建，陷溺于琐碎法相与法门而不自知，但也并不拒绝静坐默识。（但朱子本人并没有传承其师“危坐终日”之修养工夫，而是走上了他所意会的“格物致知”之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求“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因朱子理会格物致知有严重偏失，故其于此处之论“内省”“慎独”也不能真切地相契、相应。其中曲折、端绪甚多，疏论起来将十分浩繁，故从略。）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相比于阳明先生之龙场困居之时猛力内省之慎独，小人若于此时，必生种种怨天尤人之念，这就是“闲居为不善”。人生际遇不可意料，低谷困顿时有发生，世间之人概莫能外。恰于此时，无琐事俗务缠身，正好用功内省，检察和消化先前所学，超越环境，也超越自己，如此觉醒心性，回归于明德至善。不独阳明先生大悟龙场，发明“知行合一”之学和“致良知”之教，古今多少仁人志士，皆于退居困守之时，否极泰来，纵身一跃，打落陈腐旧习，冲破种种葛藤枷锁，脱落出一片朗朗乾坤，行者于此无不喟然长叹：圣人之道，吾性具足。至此始知，心性之理，圣贤之道，最核心、最灵魂之处，不能凭藉蛮力和死学而至，而是“君子坦荡荡”地活出来的——于人生日用之中，于待人接物点点滴滴之间，将圣贤气象生动地体现出来！将心性诸内涵亲切地活出来！

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并非命中注定，乃是自己于后天之选择。圣与凡、贤与愚，皆在一念选择之间。人生就是一场持续的选择，你选择什么你就是什么，如你选择为一个小人，那你就是一个小人。小人者，为生物本能所驱，为物欲所缚，为一己之身躯所束，为感官与经验世界所陷，如此而已。小人岂止“闲居为不善”，二六时中，每次起心动念，皆为不善。不善就是善（德性、仁性）临时性的缺席。当小人不善之时，各种习气业障纷纷泛起，各种欲念、邪念、恶念必蜂拥而来，此之谓“无所不至”。

“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此句有两义：其一为小人狡黠，当与君子结交时，刻意将其不善的一面掩饰起来，只示之以好的一面，以投君子所好，以跻君子之列。如是假冒君子之行状，乃伪君子也，实为真小人。

另一义为君子大德圣化，有泰山俨俨之气象，不怒而威，不严而厉，此乃心体性体创化天地之赫赫威德于君子身体上的反映与显现，此谓之“德威”，此谓之“圣容”，此谓之“天地气象”。佛家谓此为“庄严国土”或“庄严法相”。今世所言的气场、风度、魅力等可勉强与之相似，但远不及其强度之万一，唯天上日月之光明差可比拟。自君子身上散发出来的赫赫威光，小人一见之下，如星星之于太阳，小人不由得便“见君子而后厌然”（“厌然”即“蔫然”，若禾苗久不得雨露阳光而呈现出的萎靡之状）。小人之蔫然是因为久久得不到“德润身”，得不到心性内涵之无量光明之滋养所致也。有德行与无德行，一经照面，真假立判。然万分遗憾的是，小人于君子之交时，虽当下分判出善与不善、德与不德之天地差别，但小人之所以是小人，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不知内省和慎独，不爱觉察与诚意，如此云泥之别，如此星星与太阳之差，应于当下切实反躬内省，发愤见贤思齐方为正道。但小人们不仅没有这样去践行，反而极力去“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如此自暴自弃，必为天厌之。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这就是儒家之常道——平实日常之道。自己有没有与心性相应、相契，自己有没有落实德化人生，自己有没有超越自我、化除私欲等等，不用征之于他人，反观之下，一目了然——“如见其肺肝然”！正如百姓所言：自己有几斤几两，你自己还不清楚吗？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最晓得。“则何益矣”，就是这样简单明了，无需多少口舌笔墨。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此的简易而直截。

可以欺骗天下人，但谁也欺骗不了自己，这就是诚意所言“勿自欺”之义。由“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而推导出下一个必然的结论“此谓诚于中，形于外。”——你内在有什么，必定会彰著于外，于举手投足间自发地流露出来。“掩其不善而著其善”，那只能是临时的、最下策的。明智之举是真切地践行诚意慎独工夫，发明心性，转化气质，超越小我，止于至善，方不失为人生所行之正道。

如若我们不切实地践行诚意慎独工夫，势必常常“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如此天长日久，我们必然渐行渐远地悖离自己，日甚一日地与内在生命之真实相分离，相阻隔，相对立，相敌视，而陷于自我和形躯之中，顺着习气业障滚下去，不断地物化与感性化。如此，我们的心胸、境界必将越来越局限，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狭小，终致于成为让自己都鄙视的小人。放着天地之宽不要，钻入自我之中而甘为身奴；放着无量光明不要，自入暗室行鬼窟活计；放着心性之真主宰不要，偏要自作主张，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君子处众，知过则喜。小人顽劣，闻非则怒。上面所说是自己检视内心时，“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处所言是假借他人来自律自己之身心言行。只要内在有什么，必“形于外”而使自己与他人，皆能知晓。故君子不仅于“诚于中”谨慎独处，时刻反观内省，于“形于外”之一面，更需时时检视，在他人严格的监视下，丝毫不敢懈怠。“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其严乎”为反问句，意为“难道这样还不是最为严重之事吗”？此句与孔子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相呼应，皆明示应虚心待人，以他人为师，以诸事为镜。

君子因坦荡心胸，谦诚待人，无私无我，践行道德，因而唯君子可以亲民爱物，以成就他人的方式来成就自己，通过切实地实现他人之价值，通过切实地亲民爱物，以彰显仁性、德性，在仁性、德性越来越深入的彰显中，自然地超越了自己，成就了自己。此为三纲中“亲民”之真意。

佛陀临涅槃（去世）之时，弟子请问，如来灭后，何以为师？佛陀曰：以戒为师。佛陀所言之戒，为他在世时逐步建立起来的僧伽集体生活中所应恪守的行为规范。此类戒律为特殊之伦理，为特定环境下适用于特定人群的戒律，为特定宗教特定信仰之戒律，是他律道德，不是自律道德。唯自律道德是真实道德（因此道德之践行可以实现生命之真、善、美，实现生命之觉醒与解脱），唯自律道德是通戒——适用于一般日常大众之伦理。

“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即是真正的自律道德，是真正的适用于日常生活和普罗大众的通戒。儒家同样强调“以戒为师”，但其戒是性戒、心戒、无相戒、无师戒、无我戒、真常戒，因其戒起源于“诚于中，形于外”之自显与自发，因其戒来自于对“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的主体自觉与生命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