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在这儿，倒挂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双臂耐心地交叉，等待着，等待着，想知道我是在谁的体内，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怀恋地闭上双眼，回忆起我如何曾在那半透明的肉囊中漂游，一边如梦似幻地漂浮在思绪的泡沫中，一边在专属我自己的海洋中慢慢打滚，轻柔地碰撞那包裹着我的透明薄膜，深信不疑的薄膜微微震动，与干着卑鄙勾当的密谋者发出的声音共鸣，尽管那声音低沉而模糊。那是在我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如今，我已经完全倒转过来，膝盖顶着肚子，周围没有一寸空隙，而我的思维、我的大脑也填塞得满满当当。我毫无选择，我的耳朵整天整夜地贴在那血淋淋的墙上。我倾听着，在脑海中做着记录，同时惴惴不安。此刻我听到意图不轨的枕边细语，对前方等待我的一切，以及我可能卷入的一切，感到深深的恐惧。

我沉浸在空想中，只有它们之间不断孳生的联系才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当我听到“蓝色”（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我会想象出一种接近于“绿色”的心理现象——当然“绿色”也是我从未见过的。我认为自己天真无邪，不必对谁尽忠，也无需承担任何义务，尽管被困于这弹丸之地中，我完全是一个自由的灵魂。没人会反驳或斥责我，我无名无姓，没有先前的地址，没有宗教信仰，不负债，不树敌。我的约会日簿，即使有，也只会记下我即将到来的生日。不管现今遗传学家怎么说，我是，或者说我曾经是，一块白板。不过我是一块湿滑多孔的白板，在教室或村舍的屋顶都毫无用武之地，只能随着日子渐长，自己写上内容，渐渐填满空白之处。我认为自己天真无邪，但我似乎参与了一场阴谋。我的母亲，上帝保佑她那永不止息、怦怦跳动的心脏，似乎也参与其中。

是似乎吗，母亲？不，不 是 似乎。你 是 参与了。你确实参与了。我自始至终都知道。让我回想那一刻，当我被创造出来、拥有第一缕思维的那一刻。很久以前，许多星期之前，我的神经沟自己闭合，变成脊椎，我那数百万幼小的神经元就像不眠不休的蚕，从尾轴处吐出华丽的金色丝线，编织成我的第一个想法，这一想法如此简单，但如今却有些把我难住了。那是 我 吗？太自恋了。是 现在 吗？太戏剧化了。那么是它们的先行词，将它们涵盖在内的、人们在内心叹息或广为接受的、关于纯粹存在的那一个字，譬如——是 这 吗？太矫揉造作了。所以，较为贴近的是，我的想法是 将是 。或者，如果不是这个，那就是它的语法变体， 是 。这是我的原始想法，而这就是关键—— 是 。就那样。本着 非此不可 的精神。自觉生活的开端即是幻象的终结，那是虚无的幻象，真实的喷发。是实实在在战胜魔力，是 是 战胜 似乎 。我的母亲 是 卷入了一场阴谋，因此我也是，尽管我的角色也许是挫败这阴谋。或者呢，要是我这个优柔寡断的傻瓜妥协得太晚，那就报仇雪恨。

但面对好运，我不会哭哭啼啼。从一开始，我扯下包裹的锦缎，拆开意识这一我的礼物时，我就知道，我也许会在更糟糕的时间降临在更加不堪的地方。外面的总体情形已十分清晰，与之相比，我家中的危难却是，或者说应该是，微不足道。有许多值得庆贺的事。我将获得现代世界的种种好处（卫生、假日、麻醉、台灯、冬天里的橘子），并居住在这个星球优渥的一角——丰衣足食、没有疫病的西欧。古欧罗巴 ，僵化，宽容，鬼魂缠身，任人宰割，唯唯诺诺，是上百万不幸之人的归宿。我所降生的地方不会是强盛的挪威——我的首选，因为它资金雄厚，社会福利丰赡；也不会是我的第二个选择意大利，因为那里有美食、阳光和帝国衰败；甚至也不会是我的第三选择法国，因为那里有黑皮诺葡萄酒，还有法国人的踌躇满志。我倒是会降生在一个不怎么样的联合王国，它的统治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年迈女王，王子是一位实业家，以他的善行、他的灵丹妙药（净化血液的花菜精）和违宪地干预政事而闻名，他心急火燎地等待继承王位。这将是我的家乡，这样行啊。我也可能降生在朝鲜，那里也无需靠竞争来继位，但那里衣食短缺，没有自由。

我，连小不点都算不上，甚至昨天都没出生呢，怎么能知道这么多，或者，怎么能知道如此多的信息，以至于搞错这么多？我有自己的讯息来源，我 听 呀。我母亲，特鲁迪，当她没有跟她的朋友克劳德在一起时，很喜欢听广播，而且相比音乐，更喜欢听谈话类节目。在网络兴起之初，谁能预见广播的蒸蒸日上，或者说是那个已是明日黄花的词语——“无线”——的复兴？越过肠胃蠕动发出的洗衣机般的咣咣之声，我收听新闻，一切噩梦的源泉。受自虐冲动的驱使，我聚精会神地听人们条分缕析，唇枪舌战。整点和半点的重复播放并不令我生厌。我甚至可以忍受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和它在不同节目之间插播的那幼稚的喇叭和木琴的和声。在万籁俱寂的漫漫长夜，我可能会在半夜狠狠踢我的母亲一脚。她会醒来，难以入眠，会伸手去拿收音机。残酷的把戏，我知道，但在黎明前我们俩又都增长了不少见识。

她喜欢听播客上的讲座，还有提升自我修养的有声读物——十五集的《了解你的酒》、十七世纪剧作家传记，还有各种世界名著。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送她安然入睡，虽然那令我震颤不已。早些时候，当她戴上耳塞，我便能清晰地听到那些声音——声波是如此高效地穿过颚骨和锁骨，穿过全身的骨架，又迅疾地穿透那营养丰富的羊水。就连电视，也是通过声音来播送它那寥寥无几的实用信息的。我的母亲和克劳德见面时，偶尔也会谈及世界局势，谈论时他们往往唉声叹气，尽管他们自己耍尽阴谋，想把它变得更加不堪。我寄居在原地，无所事事，只能让身体和心智慢慢成长，我吸收一切，即使是一些细枝末节——而这样的东西数不胜数。

因为克劳德是一个喜欢重复的人。就喜欢重复。在与一个陌生人握手时——我曾听到过两次——他会说：“克劳德，德彪西·克劳德的克劳德。”他是多么的不得体啊。他是一无所有、一事无成的房地产开发商克劳德。他有了个想法，便大声说出来，然后不久之后又想到了它，然后——为什么不呢？——就再说一次。用这一想法再度震惊四座，这是他获取快乐所不可或缺的。他很清楚你知道他在重复自己说的话。而他无法知道的是，你并不像他那样乐在其中。这，我从一场里斯讲座 中获知，称为指称问题。

以下是一个例子，关涉克劳德的言谈以及我获取信息的方式。他和我的母亲已经在电话里（我两头都能听到）约定了今晚相见。像往常一样，没把我算在内——他们想来一场二人世界的烛光晚餐。我如何知道是“烛光”晚餐的呢？因为当约定的时间到来，他们被引入座位时，我听到了母亲的抱怨声。每张桌子上都点了蜡烛，唯独我们没有。

她的话音刚落，克劳德便愤怒地喘息了一声，傲慢地打了一个响指，然后传来奉承的低语，我猜那是来自一个卑躬屈膝的服务员，然后是打火机的咔嗒声。这是他们的一场烛光晚餐。独缺美食。但他们的大腿上正摊着一本厚重的菜单——特鲁迪那本的底边抵住了我的腰背。现在我必须再次听克劳德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菜名，仿佛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可笑而无关痛痒的名字。他纠结于“平底锅煎”一词。 平底锅 除了是粗俗且有害健康的 煎 的代名词还能是什么？人们还会用什么来煎扇贝，撒上辣椒和柠檬汁？用煮蛋器吗？在看下一个菜之前，他又用不同的强调方式重复了多遍。然后，他的第二个最爱，一种美国进口货，“刀切燕麦”。在他开口之前我就已经在做口型，默默说出他即将说的话。就在此时，我的垂直方向有了一丝倾斜，这告诉我那是我的母亲正微微向前倾，把一根僵硬的手指放在他的手腕上，甜甜地将话题岔开：“点酒吧，亲爱的。挑一种好的。”

我喜欢与母亲共享一杯酒。你可能从未体验过，或者你已经忘了，一杯优质勃艮第葡萄酒（她的最爱）或桑塞尔白葡萄酒（也是她的最爱）倒入一只健康胎盘的感觉。即使在酒抵达之前——今晚是一杯让-麦克斯·罗杰桑塞尔白葡萄酒——听到软木塞被拔掉的声响，我便感觉似乎有一阵夏日的微风轻拂我的脸颊。我知道酒精会使我的智力下降。酒精令所有人变得呆笨。可是，哦，一杯令人愉悦、让人脸上升起红晕的黑皮诺葡萄酒，或者一杯醋栗味的索维农葡萄酒，能让我在自己的秘密海洋中翻江倒海，在我的城堡墙上飞檐走壁——这座充气欢乐堡就是我的家。或者说是在我拥有比现在更大空间之前，它是我的家。此刻，我静静地享受着自己的快乐，在第二杯酒到来之前，我的思绪绽放出堪称诗歌的花朵。我的脑海中满是优美的五音步诗，每一行诗句都如行云流水，千姿百态。但她没有再喝第三杯，这令我十分受伤。

“我必须考虑孩子，”我听到她一本正经地说，手覆上杯子。就是这一时刻，我想要伸手去抓我那油腻腻的脐带，就像人们会在一所用人齐备的乡间别墅里，狠狠地拉一根天鹅绒绳，召人来服侍自己一样。嘿！再给我们这些朋友来一杯！

可是不行，她爱我，因而克制了自己。而我也爱她——我怎么能不爱她呢？我未曾谋面的母亲，我只能从内部了解的母亲。不够！我渴望见到她的外在！外表就是一切。我知道她的头发是“稻草般的头发”，在“一缕缕野蛮生长的卷发”中打滚，滚落到她“苹果果肉般雪白的肩头”，因为我的父亲曾经当着我的面，大声地将他为她的头发所作的诗朗诵给她听。克劳德也称赞过她的秀发，但他的用词就没有那么别出心裁。一时兴起，她就会编起头发绕在脑后，盘成我父亲所说的尤利娅·季莫申科 式的发型。我还知道母亲的眼睛是绿色的，鼻子是一粒“珍珠纽扣”，她甚而希望自己拥有不止一个这样的鼻子，因为两个男人都很迷恋它，并再三向她肯定这一点。很多人曾告诉她她很美，但她仍对此存疑，这使她有一种天真无邪的魅力，令男人神魂颠倒，这是我父亲在某个下午在书房里告诉她的。她回答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是一种她从未追求也不想拥有的魅力。对他们来说，这场对话可谓非同寻常，因此我全神贯注地在听。我的父亲——他名叫约翰——说，如果他对她，或者所有女人，有这样的魅力，那么他无法想象会将它放弃。一阵震颤暂时使我的耳朵离开了子宫壁，据此我推测，我的母亲刚刚使劲地耸了耸肩，仿佛在说，所以嘛，男人是不同的。谁在乎呢？她还大声对他说，无论她应该拥有何种力量，那都是男人在幻想中所赋予的。然后电话铃响了，我父亲走到一边去接电话，于是这场关于谁有力量的罕见而有趣的对话也就再也没有进行下去了。

不过说回我的母亲，我那水性杨花的特鲁迪，她那苹果肉般的双臂与胸脯以及那绿色的令我神往的眼眸，她对克劳德那令人费解的需求先于我的第一缕意识，早于我那原始的 是 ，她经常对他低语，他也时常对她耳语，在枕边，在餐厅，在厨房，仿佛他们都怀疑子宫有耳。

过去，我以为他们的小心谨慎仅仅是恋人之间司空见惯的亲密。但现在我笃定了。他们之所以欣然绕开声带，是因为他们在密谋一桩可怕的事情。如果阴谋败露，我听到他们说，他们就可能万劫不复。他们认为如果要干，那就必须当机立断，迅速行动。他们告诉彼此要冷静、耐心，提醒对方如果计谋流产他们就要付出惨重代价。计划分好几步，环环相扣，只要有一步失败，那么一切必定付诸东流，“就像圣诞树上的老式彩灯”——克劳德的这一比喻令人费解，他平时很少说这样艰深晦涩的话。他们的企图令自己作呕与恐惧，他们绝对不可能直抒胸臆。相反，包裹在窃窃私语中的是省略，是委婉语，是叽里咕噜的困惑，紧接着是清嗓子，是快速转换话题。

上周，一个炎热、令人辗转难眠的夜晚，当我以为他们俩都早已入睡时，我母亲突然向黑暗说了一句话，此时楼下我父亲书房的钟显示，离黎明还有两个小时，她说：“我们不能这么干。”

克劳德立刻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可以的。”然后，片刻的沉思之后，“我们 可以 的。” i9TyZntFOUtuoYcfSiK4ZFHCNRncJDuJ6rF4qKYDKu2h0IDn7l+LkeUKqYj1VdH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