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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国家建构形成、发育和成熟的漫长历史过程，可以用“从南向北”“由北到南”“自东往西”这样三个主题词来加以概括。这个过程说清楚了，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与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当然，这个特殊性也并非全然是孤立地从中国本土产生出来的，它还与19世纪传入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过，本文着重关注的将是前一组问题，所以不讨论民族主义思潮在近现代中国的产生、演变及其困境，也就是nation为何及如何会演变为“国家”和“民族”这样两个不同概念，并且在它们之间导致激烈冲突的问题。
今天中国境内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四五万年前从南部边界地区进入中国的不多的几批祖先人群的后裔。这是靠十多年以来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前沿成果才能告诉我们的新知识。
分子人类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人类群体遗传结构和族群起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遗传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对象是人类基因组。广义的基因，即生物体内的遗传物质，其化学成分就是脱氧核糖核酸（DNA）。除存在于细胞质的线粒体里以外，人类基因大多存在于细胞核的染色体里（核基因组），把卷缩起来的染色体拉长，就能看见包含四种不同碱基的脱氧核苷酸按一定顺序排列而成的长链，这就是基因。
人体内核基因分为常染色体基因和性染色体基因两类；后者又分为X染色体基因和Y染色体基因两种。在从祖先向子孙逐代传递的过程中，常染色体基因和X染色体基因不断发生重组。因此它们很难被利用来追踪血族之间代代遗传的历史。而只存在于雄性细胞中的性染色体，即Y染色体基因组以及只通过女性祖先传递的线粒体基因组，其主体部分都不存在重组的问题。除非发生随机突变，它们都可以相当稳定地随子孙繁衍而被世代继承下去。
就Y染色体而言，所谓随机突变是指在下一代男性所继承的来自父系Y染色体的6000万个碱基对中，平均会有一个碱基发生变异。而祖先基因组中的每一次随机突变，也都会被保留下来，在其所有后代的基因里留下一个记录此次变异的遗传标记。因此，从理论上说，根据先后产生在这个血缘群体诸多成员的遗传物质不同位点上的一列遗传标记，就可以把属于同一祖先后裔人群中的不同世代、不同支系间的遗传关系追溯出来，并把它们连接为一个树干状系谱，显示出这个血族团体中的主干、分叉、再分支，或者也可以说是主流、支流、次生支流的派生关系。
上面说的原理不仅可以用来追溯按严格的父系或母系血统繁衍而成的家庭、家族和宗族等纯血统人群的遗传历史，而且也能适用于研究大型的乃至如汉族这样超大型人群的遗传历史。与父系或母系家族以及宗族不相同的是，大型人群毫无例外地全属于血统上的混合人群。不同的混合人群间如果存在着不同的遗传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他们各自所拥有的某个或者某些特定遗传标记，或者这些遗传标记在不同混合人群中的不同组合比率，把它们各自的遗传结构区分开来。在从事大型人群的遗传分析时，常染色体遗传标记对于估计混合人群的混合比例和混合发生的时间也很有用。
根据以上原理，学者们通过追踪Y染色体遗传标记，在1997年绘出了全球人类的系统发育树。在这棵系统发育树中，最早出现的人类分支都产生在非洲人群里。从走出非洲的那部分现代智人中分出欧洲人、亚洲人，从亚洲人中又分出澳洲人和美洲人。这说明现代人类最古老的祖先在非洲，他们走出非洲的时间是大约六至五万年前之间。
2009年，国际合作的“泛亚计划”项目组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根据亚洲十个不同语系的七十三个群体的近六万个基因样本做成的亚洲人群进化树。在这样一幅分布图景里，我们看到，先后有四支人群进入今天的中国境内，成为绝大多数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其中第一支是沿着印巴次大陆海岸线东行的“早亚洲人”，在大约五万年前从所谓藏缅走廊进入中国。在今日所谓南亚小黑人（尼格罗陀人）、白马藏人、日本虾夷人里，都留下了他们的共同遗传标记。第二支还是从同一拨“早亚洲人”里分出来的，约在三万年前进入南部中国，他们的血统较多地保留在今天的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各人群中。第三和第四支进入中国的人群，属于穿越伊朗高原南部和印巴次大陆的那支所谓“晚亚洲人”后代。他们大约在三万年前到两万年前先后从云南和广西进入中国。其后一支人群中发育出现代壮侗语各民族，而前一支人群则成为现代苗瑶语、藏缅语各民族和汉族的祖先。
来源于分子人类学的独特信息，可以使我们产生以下几点有关中国民族史的新认识：一、现今发现的绝大部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创造者，与现代中国人之间基本不存在直接遗传关系。二、原始汉语和原始藏缅共同语的分化，在六千年左右。而壮侗语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关系，似乎应当比它与汉语、藏缅语的关系更近，所以壮侗诸语言好像不应该被划入汉藏语系之中。三、关于长期争论的阿尔泰语系是否成立的问题，答案也许是它可以成立，但只应当包括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或者再加上朝鲜语—韩语和日语。至于突厥语人群的形成，则包含了诸多更早分化出来的来自中部西伯利亚及其以西地区各人群的成分，因此他们的语言与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相比差异较大，是可以理解的。四、汉民族向南部中国的扩散，肯定是包含了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两个层面的综合过程。但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基因检测的结果告诉我们，北方汉族对南方汉族人口的父系遗传贡献约在90%以上；而南方土著妇女对南方汉族的母系遗传贡献约有60%。这些都显示出，跨学科研究可能为知识创新开拓出如何巨大的空间。
我前面提到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从南向北”的展开，就是指史前人类自南方进入今中国境内，并在探寻生活资源之“试错”式的艰苦迁徙中不断分化、融合的这段故事。他们在全国各地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史前文化遗迹，创造出一幅中国史前文化多头起源、多元发展，并在早期人类拓宽自身生存空间的过程中交互影响的璀璨新石器画面。
但是，上述那幅画面，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随着“三代”在华北的兴起而结束了。在如同星汉灿烂般壮美的晚期新石器文化和铜石并用文化之后，我们接着看到的，是华北各史前文化在逐渐被整合为一体的同时，超越全国各地其他史前文化而真正跨入文明的“门槛”。著名的夏、商、西周三代在华北的突起，就是这一跨越的历史成果。在从此以后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华北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所在。现在历史变迁的空间节奏由“从南向北”转变为“由北到南”。华北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遥遥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并把自己的强大影响一波接一波地向它的外围，尤其是南部中国扩散开去。
分布广泛、数量繁多的中国史前文化，为什么会在华北最早实现了走向文明的突破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我想生态环境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面对南部中国多山、多树丛沼泽、河流到处泛滥无常的自然环境，使用石器、木器的原始农业人群只能以较小的人口规模长期生活在相对孤立的小块地域里。在那些地方，河里有鱼蚌，丛林中有蔬果鸟禽，生活资源相对丰富，可是想要拓展生存空间却极其不容易。而在华北黄土地带（包括西部黄土高原与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情形正好相反。黄土地易于垦殖，但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源又相对匮乏，迫使那里的原始人群必须，并且也有可能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也就极大地提高了各人群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社会互动的程度，从而推动着那里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的技术和幅度都以超越上古中国其他地区的规模发展起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同人群间的交流互动、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技术的发展，乃至产品分配和财富积累方式的改变，成为华北的史前文化最终被提升为一种新文明的最重要牵引力。
这种北强南弱的形势，非常生动地反映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两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即中国“历史学之父”司马迁和《汉书》作者班固的记载中。在先后从当日处于经济文化核心地位的华北俯瞰中国南方的时候，两人都用“江南地势低湿，男子大多短寿早夭”来概括江淮以南的人类生存状态。他们写道，江南地广人稀，农夫放火烧田，再浇水浸泡被焚燃的杂草留下的灰烬，就地肥田，然后种稻。因为蔬果鱼虾富饶，生活容易，所以南方百姓多苟且偷懒，既无受冻挨饿之人，也无千金大富之家。可见明显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在大部分土著人群中发生。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包括今壮侗语族、藏缅语族，以及孟—高棉语族各支语言的前身。古人已经注意到：南方无“河”之称；另外，在古代，“江”字只用于指称南部中国的河流。后者极可能是为记录孟—高棉语族中“河流”一词的读音kroη而形成的一个上古汉语外来词。由诸如此类的证据可以推知，在长江流域曾经分布过一大批使用孟—高棉语族诸语言的人群；同时，现有证据也显示出，今壮侗语各族的祖先人群也是构成南部中国人口的重要成分。与南部中国诸人群大体身处前述生存状态的同时，当日中原的华夏文明却早已呈现出一派远为发达成熟的形态。还是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在华北大小城市里，来往的行人拥挤到摩肩接踵的程度；把他们的袖口拼接在一起，可以连缀成一幅遮蔽太阳的大天幕。熙熙攘攘的人们个个行色匆匆，都在为争利图财而往复奔走。
上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北强南弱的差距，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逐渐被缩小了。推动着此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北方汉语人群的大规模南迁，以及随之发生的汉文明由北向南的大踏步推进与拓展。这个时期最令人注目的汉语人群的大规模南迁运动，分别发生在公元3至4世纪初和8世纪50年代至唐末，也就是从东吴立国长江流域到“五胡乱华”引起的“永嘉南渡”，以及从标志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直到黄巢起义这两个时段之中。南迁的北方人口放弃了原先种植谷子、小麦、高粱等旱地作物的农耕方式，像南方当地人口一样从事产出更高的稻作农业。他们对地广人稀的南方来说，不仅是珍贵的劳动力，而且成为全方位带动南方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12世纪20年代由金朝入主中原造成的“靖康之难”，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拿南宋后期南部中国的人口数目与五百年之前相比，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增长幅度为643%，闽浙等东南沿海的增长更高达695%，长江中游则增长了483%。而同时期华北人口不过增加54%而已。
根据布罗代尔对近代以前欧洲农业状况的估测，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业、小麦种植或水稻种植，由以获得的热量比分别为1∶4.4∶21.6。除了中国南方本来就地广人稀之外，那里能够持续不断地接纳并消化这么巨大的北方移民潮的另一个重大原因，显然就在于此。
随着南部中国的人口增加和生产开发，北方汉人开始改变对南方的印象。这种改变，其实在“安史之乱”阻断了华北对唐朝中央政府的税赋供给后，就已经被人们猛然看破。人们发现，“中原释耒”之后，中央政府依靠从南方抽取经济支持，就是所谓“漕吴而食、辇越而衣”，居然也足以支撑下去。所以杜牧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到两宋之际的又一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之后，南方就从赶上北方而进入超越北方的阶段。
南宋王朝始终未能摆脱在军事上积弱的局面，这大概给现代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关于它的负面印象，所以他们很容易忽略南宋历史上光彩十足的那一面。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就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从华北向南部中国的转移；而12和13世纪的欧亚旧大陆所见证的，无疑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全面繁荣的南宋时代。“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谚语的产生，表明长江三角洲这时已成为天下粮仓。金初向宋政府索要绢绸一千万匹；金人拿到从北宋府库里拨出的这批购买和平的费用后，只收下“北绢”，而浙绢则因为“轻疏”而被全数退回。这表明直到11世纪末，华北的丝绸纺织技术仍普遍高于南方。北宋的所谓“五大名窑”里，有四个位于北方，这是瓷器制造技术北胜于南的证明。这样的局面由于两宋之际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移而很快改变了。南宋人对自己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优越地位有明确的意识。他们断言，天下“地利”，南方所有已超越北方：“儒学之盛，古称邹鲁，今在闽越。机巧之利，古称青齐，今称巴蜀。枣栗之利古盛于北，而南夏古今无有。香茶之利今盛于南，而西北地古今无有。兔利盛于北，鱼利盛于南。……然专于北者其利鲜，专于南者其利丰。……漕运之利今称江淮，关河无闻。盐池之利，今称海盐，天下仰给，而解盐荒凉。陆海之利今称江浙甲天下，关陇无闻。灌溉之利今称浙江太湖甲于天下，河渭无闻。”当时的人写诗道：“南船不至城无米，北货难通药缺参。”南北若不互通有无，南方所缺最多是珍稀药材之类，而北方的基本生活需求就会面临危机。经济的发达支撑起文化的迅速拓展。比较一下唐前期进士人选的地理分布，与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特别是明代科举前三名人选的出生地，足以显示南方文化如何在大踏步地赶超北方。从宋代开始，南方士人进入最高权力中枢，也逐渐成为不可抑制的趋势。宋元之际改朝换代的动荡与破坏，并未完全中止南部中国这种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加上某些新历史因素的刺激，它一路延续到元朝中后期。同样，汉文明再下一轮辉煌，也从明后期安然越过明清鼎革的政治大变局，而持续到清中叶。清朝所谓“京派”学术传统的中坚人物，实际上大多出生在南方。
不过，在谈及汉文明自北向南的扩展时，我们的描述所涉及的历史地理范围，其实主要还只局限于中国的东半部分。这里请允许我介绍一条反映中国人口分布特征的著名划分线。在分别位于中国版图东北和西南的两个边城，即黑河和腾冲之间画一条直线，它会把现代中国疆域划分为面积差不多相等的东、西两个部分。直到大约二三十年之前，占据着54%国土面积的西半部总人口，仍然还只占全国人口的10%，而将近90%的中国人口，集中分布在占国土面积46%的东半部，“黑河—腾冲线”所能告诉我们的，远远不止是有关中国人口的区域分布特征。它又与中国境内300至400毫米年等降雨量带的走向相当一致。而300至400毫米的年等降雨量带，又大部分与前工业化条件下雨养农耕与牧业经济（或非雨养农业）地区的分界相重叠。二者只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形成一个分岔，将这片降水虽然充沛，但高寒凸凹的地域排除出雨养农业区。因此，除了在关中平原附近需要稍加修正外，“黑河—腾冲线”事实上已经把近代之前中国大面积宜农区域的西部界线粗略地勾勒出来了。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把这条线叠加到中国各民族的地理分布图上，就不难看出，在它以东，除去朝鲜族、壮族、侗族、傣族等几个农耕民族外，占绝大部分的是汉族人口。在它以西，则是广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它也可以被大致看作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分布区之间的划分线。
汉语人群顽强不息的移民运动停止在这条线附近并不是偶然的。汉文明如同铺地毯一般向外展延的成功与局限，都与它以雨养农业为根基的特别性格息息相关。毛泽东曾经写道：“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黑河—腾冲线”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
那么，中国靠什么超越了区隔这两大板块的限制，从而建构出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呢？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研究者面对“自古以来、越古越好”的民族主义神话，或许应当保持某种清醒。关于中国历史的民族主义神话至少有两个严重失误。一是从当代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全部历史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完全正确的陈述中，引申出一种十分幼稚的主张，即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与今日版图相同，或者只能更大而绝不允许变小的中国。这是把一个按现代国境线来界定的国家空间范围向过去时代的回溯，误判为“自古以来”的事实。第二种失误与本文主题更密切相关。它把秦王朝以来两千年内中国国家形成、发育与成熟的历史，看作仅仅是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一种国家建构模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所以现在我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历史上果真只存在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它有可能把今天这样广袤的国土纳入自己的疆域范围吗？
直到两宋为止，唐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王朝。检阅过现在最流行的总章二年（669）唐代疆域图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尽管它尚未将今云南以及整个藏地囊括在内，唐代拓地之广，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但这张地图也很容易对阅读者产生某些误导。正如濮德培尖锐地指出过的，在唐的边界之内采用完全相同的主题底色，在很醒目地凸显出唐代政治势力所及的地域范围同时，它也抹杀了唐政权在针对不同区域和人群的治理目标与国家权能实施方面一向存在的性质截然不同的多样性差别。与对郡县制体系之内各州县的全方位治理相反，唐对处于光谱另一端的东、西、北三方最边远地区那些羁縻府州所能实施的主权，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的程度。可见带着现代国家的领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图，只会使人产生很不健康的妄想。
还不止如此。普通的读图人也常常会忽略历史地图上注明的绘制此图所据资料的标准年代。总章二年那幅地图反映的，是从7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唐代疆域的基本状况。简直好像是故意为了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仅仅将它的标准年代再推迟两三年，唐代的版图就不再是本图所呈现的那个样子了。几乎从7世纪70年代的一开始，由于吐蕃和西突厥结盟反唐，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疆以及北疆的相当一部分即长期沦为双方拉锯和争夺的地段。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度南下投唐的东突厥逃归漠北，复建第二突厥汗国，唐因此失去间接号令整个蒙古高原的地位。前后相加，唐维持对西域的间接统治，总共大约一百余年；而它拥有蒙古高原，则只有四十年而已。从这一事实出发，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把唐朝界定为“瞬间大帝国”的说法虽稍嫌夸张，但它对中国人普遍持有的“大唐三百年天下”这种模糊而夸大的传统观念，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唐代治理州县制之外附属国家、地区或人群的朝贡体系，主要由册封和朝贡制度构成。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历代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受羁縻地位的依附者，或者经历从宋元土官、明清土司和清代土流并置乃至改土归流等步骤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不过，中央王朝遵循这一途径完全“消化”边缘势力，具有两个必需的前提条件，就是它们必须位于紧贴汉地农业社会沿边的可垦殖地区，并且规模不能过大，因而可以在那里培育出数量足够的由汉族农业移民和被汉化的当地人口构成的编户齐民，以便偿付治理该地区所必需的经济成本，并培育能响应郡县制治理方式的社会基础。而长期停顿在朝贡或册封关系层面上的附属者，则趋向于最终脱离附属关系，甚至与原先的朝贡接受方形成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国与趋向于演化为“外国”的地区之间的界限，就将位于土司建制地区和长期停留于朝贡—册封建制的地区之间。直到清政府瓦解前夕，尚未完成改土归流的土司地区的最大范围，超出黑河—腾冲线之西并不太远。
这就是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国家建构模式所能囊括的可以有效地加以治理的最大国土范围：西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显然未在其中。可见上述国家建构模式，无法单独地解释中国何以能形成如此辽阔的疆域。所以也就必然存在着另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其中发生作用。这就是从汉地社会边缘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它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
清朝当然也承袭了“天下中国观”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朝贡体系，但它的国家建构模式还有新的创造。它把郡县制之外的朝贡地区、人群和国家分置于三个不同的治理空间。一即传统的土司地区，这可以认为是它从唐宋体制继承下来的。一称“外藩各部”，包括内札萨克（内蒙古各盟旗）、察哈尔（内属蒙古各旗）、喀尔喀（外札萨克蒙古）、青海、西藏诸地域，以及新征服的金川土司、南疆回部各伯克头人属下等部。凡有关对这些地方进行具体治理的政令、刑事、军旅、屯田、邮传、互市等方面的治理事宜均属理藩院。正是通过这一新创制的理藩院机构，清朝将国家治理范围拓宽到远超出“土司”辖地之外的广袤的“朝贡”地区。最后一类，则称“域外朝贡诸国”，清朝对它们完全不负国家治理的责任，处理与这些国家之间交往的职责，由类似外交部功能的礼部鸿胪寺来承担。非常有趣的是，当清政府力图从传统体制中为它的每一项机构设置寻找合法性依据时，它不得不承认，除了元代管理西藏地方及全国佛教的“宣政院”以外，在明代和宋代的国家机构中，根本找不到类似理藩院那样的建制。这正是内亚边疆帝国才具备的特别管治体制。它不像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那样，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各要其所归，而不见其为异”，也就是把用汉文化来覆盖全部国土当作理想中的治理目标，而是恰恰相反，力求把有效的国家治理与保持疆域内各人群的文化多样性最大程度地统一起来。
由满洲人建立的清王朝，用他们虔诚地改宗的藏传佛教信仰来亲善信奉同一宗教的蒙古人，又在不同程度上依靠蒙古人将藏区、青海和西域纳入国家疆域。清代中国是在多民族参与下构建起来并获得巩固的。中华民国用继续承认清朝与列强签订的全部不平等条约义务为代价，换来国际体系对它继承清朝全部国家版图的承认。与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现代国家是旧式帝国瓦解与分裂的结果不同，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道路，使它变成非常例外于世界历史的几乎完整地保留着自己帝国时代版图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与汉族之外还有好几个重要的民族参与了清代中国的构建密切相关。
因此，中国的国家建构能“从东往西”跨越“黑河—腾冲线”的限制，与元和清这两个王朝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设想如果没有元和清，继承了宋、明版图的中国与今日中国的疆域面积之间将会有多么巨大的差别！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或许可以按每一千年为一个分期段，从最近四千年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过程中抽绎出一条非常简明的线索来：
——从公元前两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华北各地的史前文化在强烈的交互作用与整合过程中，终于跨过文明的“门槛”，发育成以“三代”（夏、商、西周）著称的早期华夏文明。
——在公元前最后的那一千年，华夏逐渐扩大势力范围，将未能被同化在自身文化圈内的其他人群排斥到边缘。华北开始呈现“内夏外夷”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确立了自己作为中国经济文化核心地区的区位优势。在那里形成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政权，开始把远超出华夏文明地域范围的疆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公元后第一个一千年，汉文明一波紧接一波地从华北向南方社会全面渗透，以越来越快的节奏推动东部中国经济文化均质化的进程。中央王朝将西北部中国纳入自己版图的努力则时断时续，事过于倍而功未及半。
——公元后第二个一千年，南方超越北方，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完成。西部及西北各地区先后被元、清等政权稳固地整合到中央王朝的疆域结构之中，但西部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问题仍严重滞后。
从以上线索中，有四点非常值得提出来加以强调。
首先，在王朝有生有灭、新旧相替、疆域不断伸缩变化的时空中，逐渐突现出来一个超越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层面的、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政治共同体，它就叫中国。中国观念的绵长悠久的历史性，是属于我们的一笔宝贵和辉煌的遗产。
历史上的中国，先后有过五种互有区别的含义。现存文字材料里的“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铸成于西周前期的著名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内。在其中，周成王追溯他父亲武王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且让我安顿在这个称为中国的地方）成王口中的“中国”，原指洛阳及其邻近地区。它与古时候的华夏人群把今登封、洛阳一带视为“土中”（即天下中心）的观念有关。这说明至少是在西周初，“中国”已经成为对河南核心地区的一个流行称呼了。
“中国”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关东，即函谷关或者后来潼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荀子》说：战国之秦，“威动海内，强殆中国”（秦之强能危殆中国）；《韩非子》说：“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颜师古在注释《汉书》记载刘邦左股有黑子之事时写道：“今中国通呼为魇子；吴楚俗谓之志，志者记也。”照上引各种说法，秦、越、吴、楚都不在“中国”的范围内。可见这个中国，仅指关东而言。它的第三层含义则把关中也包括进去了。《史记》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华山位于关中。是知司马迁所说的中国，已经把北部中国的核心地区全都包含其中。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也有了第四层含义，即用它来指称以华北核心地区作为其统治基础，而后也用指自北方南迁后立国于南部中国的诸多中央王朝所控制的全部国家版图。在“中国”被用来命名这样一个疆域范围时，它当然就经常会远远超出汉地社会和汉文化所达到的边界。秦、汉版图已先后到达今广东、云南，但直到那时为止，淮河、汉水以南广大地区的土著，都还不是汉语人群。“中国”的第五层含义是随着汉语人群向华北以外地区的大规模迁徙流动而产生的。它指的是在国家版图内不断向外扩展其生存空间的那个主体人群及其文化，也就是汉语人群和汉文化。万斯同主编的《明史》稿本在讲述西南各土司的辖区时概括说：“大抵诸夷风俗，与中国大异。”很清楚，此处的“中国”，是指汉族和汉文化而言。
关于“中国”的最后那两层含义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语中的Chinese才会既指“中国的”，又指“汉族的”。这并不是外国人的误读。它确实反映出如下事实，即“中国”这个词曾经长时期地拥有两个互相联系但又不能互相混淆的不同意思。
其次，上述脉络告诉我们，把过去几千年内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理解为仅仅是受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一种模式之产生、发展和演变所支配、所决定的看法，完全不符合历史的实相。历史中国是在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和以辽、金、元、清等政权为代表的内亚“边疆”帝国体制这样两种国家建构模式反复地相互撞击与整合的过程之中形成的。如果没有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民族对创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贡献，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版图规模的现代中国。关于这个问题，濮德培的《中国向西挺进》一书很值得参考。它认为，由清朝完成的对西北中国的征服，继承与改造了关于“中国”的认同。18世纪的中国还没有进入民族主义的时代，但到18世纪为止的清朝国家体制所确立的框架，使19世纪晚期的中华民族认同得以在其中实现。这个框架包括：边界的确定，汉人、满洲人、穆斯林人群和藏人对各自的固定族裔身份及其集体谱系的认同，以及一个多民族统一帝国的构架。
第三，清王朝所确立的“多民族统一帝国”的构架，并没有如相当多的中国人，尤其是汉人中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国”的两层含义混为一谈的人们所想象的那般历史悠久。这里的关键在于，在中国历史上，只是在清代，我们才在非汉语大型人群的语言里，看见对于一个既包含本民族也包含汉族在内的巨大政治共同体的称呼。
清朝的国号最先叫dai-qing gurun，即“大清国”。满人入关前，满文中业已出现用以对译汉语“中国”一词的tulimbai gurun；但这时该词还含有相对于满人而言的“他者”之意。再后来，它逐渐变为可以与“大清国”互换使用的名词。这是满洲人把自己看作“中国人”最直接的证据。有些西方学者用民族主义思潮席卷时代的“后见之明”看待清朝，说清政权不能算“中国”。但满洲人自己都把清朝与中国等同看待，别人还有什么理由认为清朝不是中国呢？
蒙古语“中国”的对译词tumdadu ulus，很可能是根据满语翻译过来的。但是，大约在此前不久，至少在漠南蒙古人里，已经产生了某种把自己和汉地社会视为一体的观念。它体现在《蒙古源流》对成吉思汗的称号，即“速图·大明·博格达·成吉思汗（sutu daiming boghda chinggisqan，译言‘有福的大明神圣成吉思汗’）”之中。这里的“大明”所表达的，实际上就是在成吉思汗的上述称号形成之时，也就是明清之际漠南蒙古人心目里“中国”的意思。自从西汉把匈奴主力从漠南赶到漠北之后，蒙古高原游牧人群的主流社会长期位于漠北草原；漠南草原变成被排挤出“引弓之国”核心地区、沦为汉地王朝附庸的游牧人边缘势力驻扎的地方。直到明中叶，这种形势才发生改变，蒙古游牧集团的活动重心重新向漠南倾斜。漠南蒙古成为蒙古各部中文化最为发达的群体。推动蒙古社会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漠南具有与汉地及藏地进行各种交流沟通的更优越、更便利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漠北、漠南蒙古在清末民初的不同政治选择，虽然部分地取决于当日国际形势，但也不是与蒙古诸部在此之前的不同发展取向完全没有历史关联度的。
除了满洲语和蒙古语，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另外一些大型少数民族的语言里，往往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中国”含义相对应的语词。早在唐朝时，汉地社会就已与藏地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就连汉人对藏地的称呼“吐蕃”，实际上还是来自以中介贸易著称的中亚“胡商”粟特人的语言。可见对中国国内有些非汉族人群来说，一个包含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观念，并未具有“自古以来”那样悠长的历史属性。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历史现实。
第四，由以上见解出发，足以看出清代历史的重要性之一是在于，中华民国的版图，是从清朝继承来的。自从国际条约体系承认中华民国继承清朝疆域版图以后，只有苏联违背了它对中国的承诺。其结果便是属于清代中国领土的外蒙古各盟旗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不仅如此，由于蒙古独立而成为飞地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最终也被纳入苏联自己的版图。
所以，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近现代国家的成立，都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从过去的帝国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或者从列强建立的殖民帝国中分离出来、独立建国的结果，那么中国和苏联就曾经是两个少见的例外。而在苏联瓦解之后，中国变成几乎唯一的基本保留其帝国时代疆域版图的现代国家。西方学者中因此有人把这种所谓“令人吃惊的统一”看作“中国的神话”。在他们看来，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努力，很像是在把一件现代民族国家的紧身马甲，硬套到帝国的身躯上去。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说：“以西方的标准看来，今日中国就好像是罗马帝国或查理曼时代的欧洲一直延续到当前，而它如今却又在行使着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功能。”与其把外国人的这种想法简单地理解为是在对中国进行不怀好意的煽动和破坏，不如说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认识，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总在以他们自己的国家诞生于某个帝国之分裂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一个全然不同的中国。理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中国的国家认同与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地方，那么它的全部特殊性的历史根源正在这里。
从中国的国家认同及其民族问题的历史特殊性出发，我们需要对某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观念进行反思，至少是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把民族主义分为“爱国的”和“分裂的”，或者把民族改称为“族群”，那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加以修正的，是每个民族都应该建立自己国家的政治诉求。
第二，但这并不等于说，今后绝不会再发生某个少数民族从它所属国家内分离出来、独立建国的事情了。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它依然可能发生。尽管我们做不到预先就得知所有那些“特定历史条件”，不过至少它们中间很可能包括以下三者：首先，那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外敌入侵或内乱而陷于解体；其次，极其严重的民族压迫使遭受压迫的少数民族要求分离和独立的要求正当化；再次，一国内长期滞后的政治民主化改革，由于尖锐的社会矛盾，其中也包括民族矛盾的倒逼，而被匆忙推入实施轨道。所以，为了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这样三种特定历史条件的酿成，需要在国内政策上杜绝产生严重民族压迫的一切可能性，并防止在缺乏必要准备的背景下匆忙实施过于激进的政治改革。
第三，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种唯我独尊的绝对真理，可以拥有权力压倒和颠覆其余一切原则、价值和目标。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某些复杂问题的任何方案。任何坚持这样的绝对真理和最终解决方案的意图，其结果只能导致暴力和专制。必须防止这样那样的自封的唯一真理冲破我们的良知、伦理和常识的基本底线。这些都曾被坚决选择“狐狸式”智慧的以赛亚·伯林反复强调过。凡事只要一变成“主义”（-ism），就会遭到他的怀疑和警惕。我们需要学习他的智慧。
第四，后起飞国家、地区在政治上往往是早熟的。以为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只要经历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就会感觉满意的看法，可能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误解。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们的价值强调向后物质主义目标领域的转移，应当有充分的估计。
第五，中国在解决西部发展问题时必须注意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绝不应该把汉民族从华北向淮汉一线以南扩张自己生存空间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以农业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开发方式，以及用汉文化去覆盖被开发地区等等，有意无意地移用于针对西部开发的观念和实践之中。
第六，因为现代中国建立在一个很少见的未曾分裂过的帝国疆域基础之上，中国国情中一个最为特殊的要素是，除了汉族以外，中国国土内还包含着几十个少数民族的“家园”。一个民族或族裔群体所共同拥有的一片可以被认为是属于他们自己家园的土地，对这个民族或族群的每一个成员，无论他们当下是否生活在那块土地上，或者是否打算在未来生活在那块土地上，都同样会是最敏感、最被珍爱的精神资源。你可能经常甚至长期不在家，但有家的感觉依然使你不孤独。因此，康诺尔强调，必须在多民族国家中再分辨出“只有一个拥有家园的民族的多民族国家”（unihomeland multination state）、“有诸多个拥有各自家园的民族的多民族国家”（multihomeland multination state），以及“没有拥有家园的民族的多民族国家”（non-homeland multination state）等等。康诺尔对多民族国家的分类，凸显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即它的版图覆盖着多达数十个久远以来即分别属于各庞大的少数民族或大规模边缘人群的生存活动地区。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全部特殊性，归根结底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我们应当尊重拥有自己祖居地的民族对自己那片祖居地难以割舍的独特情感，尊重他们在那片土地上实行自治的政治权利。多民族国家内的主体民族，无论把这两个尊重放在多高的位置上都不会过分。我们一向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比作兄弟关系。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想象一下，当一个哥哥以自家人、亲兄弟的理由，自说自话地跑到弟弟们家里去翻箱倒柜时，那一群弟弟们又会做何感想？
第七，在多民族国家内铸造一个超越个体民族的“国族”共同体，不应该也不可能通过有意泯灭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他们之间差异的路径得以实现。国族认同只能建立在政治民主化的价值基础之上，它应当超越各民族对本族体的认同，而不可能取代、压制和消解民族认同本身的存在。
第八，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往往与构成这个国家内人口主体的那个民族的族裔民族主义（在中国也就是与汉族沙文主义）难分难解。所以必须警惕和防止在国家民族主义名义下泛滥的主体民族的民族沙文主义。一个多民族国家不能没有一种主体语言和主体文化。毫无疑问，中国的主体语言和主体文化，只能是属于中国人口将近90%的主体人群的语言和文化，也就是汉语和汉文化。这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承认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就必须否认另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即这个主体语言和主体文化，无时无刻不在侵蚀和损害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根据我们过去的认识，中国所以需要一些特殊的民族政策，是因为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不能立即消除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所导致的民族间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事实上不平等”。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提法，未见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而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中央统战部对经典著作的一个创造性发挥。据说毛泽东非常欣赏这个表述，曾夸奖说：“统战部有秀才。”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恐怕还是不够的。需要用特殊的民族政策来弥补的，不仅是历史造成的不平等，而且还有少数民族在多民族国家内无法避免的边缘地位所带来的对他们语言和文化发展的制约。正因为如此，至少是在他们的原居地，他们必须拥有某些特别的政治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决策，来保护其语言和文化的纯洁性与完整性。正因为如此，前些年甚嚣尘上的有关“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主张（仿效美国“熔炉模式”、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在民族地区改制建省），是绝对必须断然拒绝的。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国的将来，也只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将来。任何想改变我们的这一宿命的试图，所能带来的只会是让中国蒙受苦难、耻辱，甚至走向万劫不复的分裂。对这一点的重要性，无论怎样认识都不会过分。
（原载清华国学院编：《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