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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大陆强国，除非利用飞机，大不列颠不仅是无法攻击的岛屿，而且是包围（从北海到爱琴海）欧洲海岸线的海上交通体系的中心。因此，如果发生战争，她的舰队可以封锁所有敌对和中立的欧洲国家，支持有利于其平衡政策的任何国家；或者直接提供资金、弹药和武装部队，或者采取简捷的转移视线的两栖行动：在不断的威胁下，敌国的战线将被迫过度延伸。
过去的历史多次表明，最适合于这些行动的战略是一种先守后攻的战略。这种战略中，防御的一面是，只要保持制海权，英国本身就可以免遭攻击。进攻的一面是，保证向战略范围内的任何海上目标移动或者打击该目标的自由度。这种战略既不是侵略性的也不是孤立的；相反，它纯粹是利己主义的。与力量平衡联系起来，该战略的目标不是保证欧洲的和平，而是警告大陆国家，在英国强大的海军面前，发动战争将得不偿失。
在遵循英国传统策略的所有战争中，这种先守后攻战略已经证明，不管大陆国家有多强大，征服的疆域有多广大；只要英国人统治着大海，主动权就在她的手里。
从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的时代起，这一战略和欧洲大陆国家战略的主要不同是：海上强国是在基地安全和力量调动自由度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陆上强国是在兵力优势和将其集结到所选地点的能力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则就是，和陆上强国不同，海上强国的优势不是来自于人力，而是战略（地理）位置。
英国的历史一再证明了上述论点。因此，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交战时，她的人口为450万；1702年与法国、西班牙和巴伐利亚交战时，人口为5475000；在七年战争中，人口为6467000，在1800年时则为8892000。在这些英国取胜的战争中，敌国的人口都远超英国。
尽管如此，1914年，英国放弃了她的海洋战略，转而采用大陆型战略。更糟糕的是，在战争中已经被榨干的英国在1919年又成了欧洲和平的担保人——这是她所不能承担的，因为她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富，不能在这么做的同时维护其海上贸易强国的地位。结果是，由于她承担了一个“伪”大陆强国的角色，所以无法影响事件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1939年她和盟友法国在没有任何战略基础的情况下陷入了战争，主动权也就转到了德国手中。
我们已经知道，希特勒的目标是建立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就意味着和苏联的战争。通过结盟，苏联已经在法国和英国参战时处于中立，希特勒的战略问题变成，在采取这一重大行动之前征服波兰、法国和英国中的一个。和前一次战争中一样，在这些敌国背后站着的是美国；因此，如果不想让历史重演，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个强大的敌人参战。也就是说，战争的持续时间必须很短。哪一种战略最符合这种要求？
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很重要，没有它，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么多有利条件下，德国仍然无法在美国参战之前成功地结束战争。而且，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盟国最终击败了德国，但是就英国而言，她的政治目标却未能实现。
不仅从政治家和士兵的角度，而且对于历史而言，克劳塞维茨不能在有生之年完善其战争哲学是一场悲剧。如果他能够做到，毫无疑问，他宣称的“战争的军事目标是消灭敌人的作战部队”这一论调将会被“有些时候，这种目标应该进一步加以限制”的信念改变。在他的许多学生中，德尔布吕克率先在其《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中指出，由于存在两种战争形势——有限和无限战争——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两种战略形式。他将这些战略形式称为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第一种战略的目标是决定性的战役，在第二种战略中，有多种战争手段可以实现政治目标，如演习、经济打击、政治游说和宣传。
克劳塞维茨未能在有生之年详细说明他所遗留的一些关于有限战争的论点
，在此之后，从老毛奇时代开始，德国总参谋部集中精力研究上述的第一种策略，因为克劳塞维茨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们拒绝接受德尔布吕克关于第二种策略也同样重要的理论。
1914年，面对两条战线上的战争，德国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发动进攻，至关重要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粉碎法国在西线的抵抗，以便集结军队打击俄国。因此，根据德尔布吕克的论点，对法国采取歼灭战略是合理的。他进一步认为，一旦征服法国，英国就无力继续抵抗，因为他相信“英国过去的政治发展使其只能招募一支象征性的军队”，他写道：“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孩子，无法脱离它，就像人们无法与其青年时代完全分离一样。”
这一论述表明，德尔布吕克和大部分德国人一样无视海上强国的潜力。如果他理解海上力量的意义就会知道，自己详述的第二种战略形式在过去使英国取得了许多陆地战争的成功。英国的历史证明，并不是她无法根据大陆战略参加大陆战争，而是她总是做好准备在海上作战。
接下来，当马恩河战役挫败了德国的战略时，德军转入防御战阶段，德尔布吕克此时很清楚地看到，因为依赖决定性战役已经不再可能，德国必须寻求其他手段，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因为她在对手之间的中心位置使其可以重新夺回主动权，他建议：在西线保持稳固防守的同时，德国应该转向俄国和意大利，消灭敌人的盟国，从而孤立英国和法国。在这一联系中，有两件事至关重要。首先是“不能采取任何可能为西方国家带来新盟友的手段”，其次是“愿上帝别让德国走拿破仑的老路……欧洲各国一致坚信：它绝不屈服于由单一国家实施的霸权。”因此，在盟军于马恩河取胜之后，德尔布吕克力主，为了证明这不是德国的意图，应该寻求和谈。“他坚信，战争是俄国的侵略造成的，英国和法国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与‘保护欧洲和亚洲免遭俄国佬统治’的国家作战。”德国必须谈判的这一信念在美国因为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而参战时更加坚定。这意味着“作战不再是目标，而是手段。如果德国的政治专家们不能首先使西方强国相信和平是可取的，它们可能采取新的军事攻势，从而打破这种犹豫。但是，只有军事努力和政治计划的协调，才能使战争获得圆满的结果。”
尽管德尔布吕克苦苦请求，德军总参谋部仍然顽固不化，不肯放弃歼灭战略的信念，结果是德军在1918年3～4月的攻势失败。从战略上说，这是错误的行动。“首先，德国陆军在发起攻势的当晚不具备任何可以对敌军形成致命一击的条件。它的数量优势微乎其微，而在预备队方面则远劣于敌方。它的装备在许多方面上也同样逊于盟军，而且，补给体系的缺陷和摩托化部队燃油库存不足，更是大大地弱化了德军的力量。这些劣势在攻击开始之前就已经十分明显，但是最高司令部却无视这种局面。”
结果就是，当鲁登道夫发动进攻时，他不得不遵循最小抵抗的路线，而不是遵循最大决定性路线，而后者正是歼灭战略的精髓——在这个案例中，就是将英军与法军分离，迫使后者退却。鲁登道夫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某个战区出现困难时，他缺乏总预备队，所以他没有提供增援，而是对另一个战区发动新的攻势，结果是“总攻变成了一系列单独的突击，相互之间没有协调，徒劳无功。”克雷格先生写道：“在此，德尔布吕克回到了他作为历史学家和国际法学家时的作品主题。对手的相对实力很强，最高司令部应该已经意识到，歼灭敌方已经不可能了。因此，1918年攻势的目标应该是使敌军疲惫不堪，愿意和谈。这本身只有在德国政府已经表达和平的意愿时才可能实现。但是一旦明确地宣示这一点，发动攻势的德国军队就赢得了极大的战略优势。此时，它的攻击可以根据可支配的力量进行。它可以安全地攻击战术上具有优势的要点——也就是最容易成功的地方—因为即使小的胜利也能够对敌方首都的士气造成双倍的影响。最高司令部在1918年的失败和最终的战败，是因为它无视历史上最重要的教训—政治和战争的相互关系。‘再次回到克劳塞维茨的基本原则，考虑任何战略思路时，都不能完全不考虑政治目标。’”
正如后面我们将要看到的，因为德国没有领悟到有两种截然不同但同样重要的战略形式，1914～1918年所犯的战略错误在1939～1945年重复出现，甚至更具灾难性，因为在两次战争之间发生的技术变化，大大地改变了两种方式的应用。这一变化是作战部队从以体力和数量为基础，转为以机械化和质量为基础，这一革命的影响就像过去的年代作战部队的基础从步兵转为骑兵一样深远。在后一种变化产生时，基本问题变成了畜牧业以及饲料的补给和运输。如果这些方面受到敌军的限制或者阻止，骑兵就无法参加行动；此时，敌方只要能将骑兵维持在战场上，就可以处于压倒优势的地位。但是，由于常规牧场的范围，这种情况不常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强大的匈奴和蒙古人入侵时，在贫瘠的草地上他们的闪电战很快减少。
正如草料对于马至关重要，油料对机器也同样重要。草地是强大的骑兵部队兴起的重要地区
，而工业地区是产生强大机械化部队的重要地区。阻止敌人进入前一种地区，其骑兵的来源就会枯竭；阻止敌人与后者的联系，作战车辆的补给也将很快枯竭。
后一次变化——军队的机械化——对歼灭和消耗战略有着深远的影响；阻止敌人与其所谓“重要战略区”（敌国中对力量维系至关重要的部分）的联系比在战场上赢得胜利更加重要，因为它可以打击敌军作战力量（陆军、空军和舰队）的根基。
因此，在下一场战争中，敌军重要战略区与对手边境的相对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入侵者采用的策略。如果重要战略区很近，足以保证最初的攻击势头可以维持到将其占领，那么最有利可图的战略显然是歼灭。但是如果重要战略区很远，依靠这种战略则会有重大的风险——面对的敌人在撤退时得心应手，一旦攻击的势头消耗殆尽，进攻一方将处于极其不利的态势。他们不仅会（至少部分）出现补给困难；而且，如果对手对其部队保持很好的控制，就可以在攻方的势头恢复之前发动反攻。因此，如果敌方的重要战略区很遥远，仅凭这一因素，在通往该区域的道路上占领足够的土地，以便保证歼灭战略实施之前，必须使用消耗战略。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不能理解速度和距离之间的战略关系，正是德国毁灭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