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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战各国的战争目标与各自的外交政策直接相关，正如克劳塞维茨在很早以前指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只是混用了其他手段。”
他还指出：“……战争艺术的最高形式是策略，但是毫无疑问，那是作战的策略，而不是写照会的策略。”
那么，两个对立集团（英法和另一边的德国及苏联）的策略是什么呢？
从都铎王朝到1914年，英国都在维护着力量的平衡——也就是说，使较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相互竞争，并在其中保持平衡。这种平衡自动确定了潜在的敌人——不是最邪恶的国家，而是对于英国及其君主统治来说，政策比其他国家更具威胁性的国家。通常，因为敌国就是最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在和平时代英国政治家偏爱第二强大的国家，或者联合起来、力量略逊于最强国家的几个国家。基于这一原则，他们的战争目标不是消灭敌国，因为敌国的灭亡将永恒地打破平衡。相反，英国的目标是将其力量降低到一定的水平，使平衡得以恢复。一旦达到这个水平，和平谈判就会开启。
从黎塞留时代到今天，法国的政策倾向于保卫其东部边境，使德国保持分裂。因此，这也是一种力量的平衡，不过不是在整个欧洲内部，而是在日耳曼国家之间，因为德国（不管是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第二帝国还是第三帝国）是欧洲大陆上唯一可与法国抗衡的力量。
将两者关联起来就可以发现，两种形式的力量平衡是相互敌对的。英国依赖于至少两个（或者两组）相同或者接近的力量，而法国仅依赖一个——就是它自己。因此，法国的目标是与英国完全相反的，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两国之间的对立在每次欧洲重大危机出现时都以某种形式体现出来。因此，这种力量平衡声名狼藉。
为了避免这些危机，1919年，在美国的劝说下，各战胜国同意组成国际联盟，通过集体安全使力量平衡成为不必要的手段。但是因为美国不是欧洲国家，尽管他们批准了和约，也不可能成为欧洲的一员，因此法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平衡自动地传到她的手中，法国的传统政策开始起作用。1923年法国入侵鲁尔使这一切变得昭然若揭，结果是从此开始，英国逐渐回到她的传统政策，开始偏向德国，以便制约法国。
如果英国保持着1913年的财政地位——也就是说，如果她仍是世界的银行家——改变政策，从集体安全回到力量平衡，将使她处于强有力的位置，因为她可以让德国重新武装起来，并且始终坚信，如果德国变得过于强大，英国的财富足以资助法国、增强英国三军的实力。但是，伦敦已经不再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此时的金融中心已经转移到纽约，在力量平衡再次成为可操作的政策之前，将其移回伦敦是至关重要的。为此，1925年英国回归金本位制，从那时到1931年间，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用光了她有限的财富，无力供养作战力量。为了赢得时间、掩盖上述事实，英国政治家们沉湎于裁军的宣传。他们声称另一场战争将会毁灭文明，避免这一浩劫的唯一手段就是集体安全。因此，到希特勒夺权之时，英国民众深受蒙蔽，如果有一届英国政府提出重整军备，就会被迫下台。
和平宣传如此密集，以至于1939年9月大战爆发时，政府不敢宣示真正的战争目标——也就是，德国的强权政治、生活方式、金融系统和贸易方法与英国对立，如果这一切持续下去，德国将确立在欧洲的霸主地位，英国要保持强国地位就必须阻止他们的脚步。因此，由于英国荣耀的建立和持续源于力量平衡，未来的安全取决于这种平衡的重新确立。结果是，政府的战争目标不是消灭德国
，而是将其力量削减到平衡点。
相反，在1939年9月3日宣战时，其声称的目标是道德范畴的。这将冲突置于十字军东征的地位，也就是说，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而非政治战争——一场消灭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者的战争，如同圣乔治屠龙。下院各党的声明如同水晶般透明纯净，张伯伦首相宣布：“我相信，自己可以活到希特勒主义者被消灭，欧洲重获自由的那一天。”接下来的是格林伍德先生（代表工党）：“我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战争，纳粹主义最终将被打倒。”然后是A.辛克莱尔爵士（自由党）：“……诚如首相阁下所言，让世界知道英国人民无比坚定，将永远结束纳粹统治，建立以公正和自由为基础的秩序。”最后发言的是丘吉尔先生（保守党）：“这不是为但泽或者波兰而战的问题。我们将为从纳粹暴政下拯救世界、捍卫人类最神圣的一切而战。”
这样，人心没有被导向力量平衡的重新确立，他们的理性被憎恨“恶魔”的思想所蒙蔽，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了善与恶的争斗。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情绪化的目标不仅将战争置于整个社会的基础之上，而且最终导致了英国四百年以来竭力避免的结果——一个外来力量确立了在欧洲的霸权。
俄罗斯就是命定的这股力量。因此，我们想到的就是第二个联盟——俄罗斯和德国的联盟，这个联盟和英法的联盟一样，并不平静。
苏联更多的是一个亚洲强国而非欧洲强国，因为英国是在亚洲具有统治地位的欧洲强国，大英帝国的衰败明显对苏联有利。但是，如何打败英国？——这就是苏联面临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方法只有两种，或者联合德国对抗英国，或者消灭作为强国的德国。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英国式的力量平衡都将不可能保持。
从斯大林接替列宁成为苏共总书记的那一天起，和平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巩固是必不可少的，该政策使苏联慢慢地回到革命所放弃的帝国主义道路上来。因此，根据克里维茨基的说法，从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通过大清洗稳固了独裁者地位时起，斯大林的既定目标就是拉拢他。
接下来，1937年在苏联红军中的大清洗使35000名军人牺牲了生命，从军事上削弱了苏联，更加强了这一政治联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最终结果是1939年8月23日的一场“权宜婚姻”。
斯大林的观点可以从1934年的讲话中判断：
“前一场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它们并没有消灭德国，而是在德国种下了对战胜国的仇怨，为复仇创造了肥沃的土壤，直到今天，战胜国仍无法清理自己留下的混乱局面，在一段时间内它们也不会有这个能力。相反，它们得到的是俄国资本主义的毁灭，无产阶级在俄国的胜利，当然还有苏联。如何保证，第二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能够好于第一场呢？”
1939年，这一政策保持不变。当年8月24日，我们在《真理报》上看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导致经济大崩溃，人民陷于贫穷和饥饿之中。只要发动一次革命，就可以结束战争和经济崩溃……没有理由怀疑第二场战争……将导致……在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发生革命，推翻那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政府。”《当代俄国》编辑、下院议员兰斯洛特·劳顿写下了这样的评论：“如果《真理报》的预测证明是正确的，革命将在许多国家发生，甚至认定这些国家是同盟国的敌人，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苏维埃共和国将出现在莱茵河、地中海和远东。”
很明显，只要可以避免，斯大林就无意加入“资本主义”的冲突。在1939年3月10日，他说道：
“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不要让我们的国家受到战争贩子们的蒙骗而卷入战争，这些人惯于让其他人为其火中取栗”；而红军总政治委员梅利斯宣称：“红军的作用就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增加苏维埃共和国的数量。”几天之后，他在基辅说道：“伟大的舵手斯大林将引导强大无比的战舰，对资本主义发动最后的决定性战役。”
斯大林与希特勒结盟，不是因为他喜欢民族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对此感到恐惧，也因为英国已经失去了对波兰的主动权。他明确地知道，这种屈服将导致战争，这是一场可能轻易地消灭西方世界的战争。在英国对波兰作出保证之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向国外的共产党发表了如下声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已经……决定，避开冲突，同时在交战各方力量削弱时做好干预的准备，以保护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最上策。”
苏联广阔的疆域是她的保障，而德国的中心位置则是她的危险所在；英国作为环海国家，除非拥有制海权，否则就没有安全可言，而德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在没有统治陆地时也同样不会安全。这一事实才是其军国主义制度的根源，而普鲁士精神只是它的结果。
腓特烈大帝发动的战争和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证明，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是很危险的。除此之外，后一次战争还说明德国在封锁之下有多么脆弱。因此，为了确保德国能够对抗这两种灾难，希特勒的梦想是和英国结盟。但是，这种结盟是不可能的，主要原因是，在夺得政权之后，他采取直接易货和补贴出口的经济政策，给英国和美国的贸易以致命一击。
那么，与苏联的联盟几年前就可加以巩固，难道他未将其视为双线作战的更可靠保证吗？答案在《我的奋斗》第二卷的第19章中给出了。他在这一章中解释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理论。解释是如此详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还是常常提出“为什么希特勒会入侵苏联？”这个问题。
他首先指出，“国家领土的大小十分重要，不仅是国家食物和原材料的来源，还是政治和军事的立足点。”按照这一观点，只要德国还被限制在现有的国界之内，她就永远不是世界强国。和世界强国相比，她微不足道，更糟糕的是，国土面积的不足迟早肯定会导致德国的衰落甚至灭亡。
恢复1914年国界的要求完全不够，因为它们没有包含德意志民族的所有成员。“从军事防御地理要务的观点出发，这些国界不合理，只是尚未完结的政治斗争所确立的临时边界；实际上，形成这种国界的部分原因是阴差阳错。”1914年的国界毫无意义，因此，占领外国领土是必须采取的手段。
为了替自己的论点辩护，希特勒写道：
“一个国家取得广阔领土的事实，并不是它应该永远拥有这块领土的理由。拥有这样的领土充其量不过证明了征服者的强大和臣服者的弱小。领土权利的实质就是这种实力。如果德国人民被囚禁在难以忍受的领土之中，并因此而面对悲惨的未来，这不是天命使然，拒绝接受这种处境，也绝不是对天命的违抗。正如上帝并没有承诺将更多的领土授予德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土地分配的不公也不应该受到指责。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土地不是上天赠予先辈的礼物，而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征服的。所以在未来，德国人民的生存手段不是凭借其他人赠予领土，而是必须用胜利之剑的力量去赢取。”
正如希特勒所写，获得殖民地并不能解决问题：“可以确信，必须调整我们与法国的相对处境……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有意地在外交政策上与战前的德国划清界限。我们将结束日耳曼人向南欧和西欧的征程，将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
最后，他暴露了自己的计划：
“但是，当我们谈到今天欧洲的新领土，主要考虑的肯定是俄国和屈服于她的周边国家。”
“上天似乎希望为我们指明道路。将俄国交到布尔什维克手中时，就注定了俄国人民将失去他们的知识阶层，正是这个阶层创造了俄国，也是它存在的保证。俄国并不是俄罗斯的斯拉夫人中富有建设性的政治天才组建的，而是一个劣等民族中包含的日耳曼成分拥有国家建设能力的绝妙范例。正因如此，地球上创建了许多强大的帝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日耳曼组织者和统治者一旦成为劣等民族的领导人，就会创立令人生畏的国家，只要创立这些国家的种族核心保持不变，国家就会持续存在。但是，这种核心现在几乎已经被完全破坏和摧毁，犹太人取代了它的位置。正如俄国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摆脱犹太人，犹太人也不可能长期保持这个强大国家的存在。犹太人本身绝对不是一个组织元素，而是动乱和分裂的根源。这个东部的巨大帝国灭亡的时机已经成熟，犹太人在俄罗斯的统治结束之际，也就是俄国的末日。命运挑选我们见证一场灾难，它将是种族主义理论最强有力的证明。”